張乾琦，瑪格南唯一的華人攝影師，1961年出生于臺灣，1995年加入瑪格南圖片社，2001年成為正式成員。1999年，他獲得著名的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基金，美國NPPA年度攝影師，獲獎作品表現的是紐約唐人街非法移民的生活。疏離與聯系，是其作品的主題。張乾琦著力探索人與人間的紐帶關系，追根溯源，這與攝影師早年的移民經歷有關。在接受采訪時，他稱自己目前仍在繼續拍攝紐約唐人街華人移民項目。 我是在一次小晚宴上認識張乾琦的，這場晚宴是為了慶祝他成為《紐約時報》的攝影師。他站在那里，鎮定、安靜、機警，就像一個攝影界的彌勒佛，只是沒有大肚子。晚宴在唐人街的一個沒有電梯的公寓樓里舉辦。我不太喜歡這次任命，因為它剝奪了別人的機會。唐人街總是被看成是一個神秘、充滿迷信和陌生的地方，但實際上除此之外，這里還有中醫診所和擺滿了亞洲商品的街邊商店，學校和家庭都生機勃勃地在這個紐約的社區里活動著。唐人街是一個看上去很有趣的地方。 乾琦在紐約的唐人街探索文化的差異和居住在那里的人，他的“唐人街”計劃既是抒情的，又是詩意的。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當有些人會因為自己是非法移民或者懷著對外來者的懷疑，又或者因為某些信仰的關系而拒絕拍攝。我總是回想起他的一幅照片，三伏天里，一個男人坐在廉價旅館的太平梯上，穿著內褲坐在高處，下面是擁擠的街道，他想在那兒呼吸點新鮮空氣，感受這屬于他一個人的自由時刻。真想知道張乾琦是怎么進入這間酒店取得居住者的信任。乾琦似乎總是與疏離聯系在一起。在他的臺灣精神病院病人肖像系列里，他使用水平視角拍攝了一組被繩子拴在一起，以至于他們誰都無法自由行走，只能排隊而行的病患。在威尼斯雙年展和其他的一些展覽上，他把這些照片放成真人大小。張乾琦在這件作品里提出了隔離、孤立的概念。這些照片讓觀眾與照片中大膽的影像，形成一種有力量的對抗。 張乾琦對包辦婚姻的陳腐和弊端有著細致入微的觀察。天真的越南鄉下姑娘嫁給了比她們老很多的臺灣中年男子，這種婚姻給張乾琦的探索蒙上了不協調和絕望的色彩。 張乾琦的內在視角超越了今天媒體的熱門領域。在他的照片里，沒有當今媒體中的那種快餐式新聞圖片。他總是找些敏感、困難、不起眼的主題來做，并用一種熱情、敏銳、深刻的視角來表現它們。我們肯定能從他那里學到些什么。 生命是斷裂的、復雜的、艱辛的 B=外灘畫報 Z=張乾琦 B：請問您即將舉辦的展覽是一個什么主題? Z：我下一個比較大型的展覽預定2008年秋天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舉行，展覽的名稱還沒完全敲定，內容大體是關于各種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鏈。這些鎖鏈包括束縛著人們的婚姻、家庭、人際關系或者一些既定的社會體系，無論這種束縛是人們自己選擇的還是被迫的。 這些照片是我從1992年到目前的作品，所以這個展覽對我而言，是暫停腳步回顧，也是一種思考與檢驗(所有照片的沖洗、裝裱和錄像制作工作都是在紐約完成)。 B:能談談你在紐約瑪格南工作室的日常情況、進入瑪格南前后的變化以及同伴的影響嗎？ Z:絕大多數瑪格南的攝影師都總是在趕路。我把我自己的時間安排劃分為紐約、臺北和其他地方。所以在紐約遇到同事時我總是很高興的，他們很可能是剛出差回來或明天又要出發了。我們會一起坐下來喝喝意式咖啡Espresso(美式咖啡難喝死了！)討論一下我們各自新拍的照片；另外我會和我的助理一起編輯整理上一趟所拍攝的作品。這個部分非常費時費力。其他時間我會繼續拍照、讀書、喝Espresso。在我進入瑪格南之前，拍照占據了我生活的絕大部分；進入瑪格南之后，攝影已經成了一種生活方式。 B：你為什么要選擇攝影作為你的職業道路呢？ Z：親愛的，攝影不是工作，它是一種最直接、最個人化的表達方式。每當你拍到一張好照片時你會無比愉悅，它既需沉淀又充滿激情，它是我的生活。 B：在此之前，你還有其他理想否？還記得你第一次拿起攝影機的感覺嗎？ Z：從沒有。假如我還在世一天，那么攝影就是我唯一的追求。我同意這個說法：“人的一生對于攝影來說是遠遠不夠的，但攝影會讓人的一生受益匪淺。” 第一次拿相機，感覺好像手握著一個冰冷的金屬黑匣子。其實眼睛看到的和相機拍到的是兩回事；聽來諷刺，唯一阻礙我拍到好照片的因素就剩相機了，不過這是實話。 B：你一直在描述社會中的底層人物、邊緣人物，無論是臺灣的越南新娘，還是美國紐約的非法移民，這里面有沒有家庭的影響？ Z：當然，不過越來越少了。 B：你拍攝了很多展現人類心靈疏離的題材，但又非常近距離去接觸那些你攝影作品中的人。一般你是如何與你的攝影對象保持交流的呢？比如那些在臺灣精神病療養機構“龍發堂”，你花費了7年( 1993-1999)時間，你還能回憶起當時是如何捕捉那些沉默或癲狂的人的狀態嗎？ Z:“鏈”這個系列是純紀實性的，很單純的記錄方式，沒有什么花哨或夸耀，純粹只是在記錄我所看到的，他們則繼續活在他們的世界里。 紀實攝影必須先有一個外在環境，得花多少時間才能完成一個作品，我就花多少時間。但在我去龍發堂近20次的過程中，其實很難和廟里面的精神病人建立一對一、直接溝通的關系。其他系列作品相對簡單得多。 B：你是否覺得攝影是種冒險？除了拍人，你是否還想過其他世界之內的事物？ Z:我認為是，但這種冒險不一定要跑到千里之外。我想要表達內在的疏遠，這種距離是心理的而不是地理的。 B：聽說，2002年在父親的逼婚下，你開始拍攝臺灣的新婚夫婦，拍攝了《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當時是怎樣選擇那對在車廂里睡著了的夫妻？ Z：《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系列是從我小妹的婚禮時開始的。我父親從未逼迫我結婚，但他確實認為，如果自己唯一的兒子一意孤行、一直單身，他就是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職責。這系列作品呈現我對婚姻產業的偏見。這對新人在他們大喜之日前一晚只睡了兩三個小時，去喜筵的路上，他們碰上塞車，結果就睡著了。玩得很盡興的小花童是他們的侄子和侄女。 B：你曾說過聚散是離你的心靈特別近的東西，除此以外別的內容你都無法繼續。拍攝了這么多年這一主題，您對“聚散”二字有和當初不一樣的體會嗎？ Z：我以前覺得生命是斷裂的、復雜的、艱辛的，但多年之后，這一切可能只是命吧。 B：和作家一樣，攝影師最難的是找到自己的風格？你的“聚散”主題是您的風格嗎？ Z：對攝影師來說，追求一種固定的拍攝風格是一個陷阱，很危險。誠然，我拍攝所以我存在，但我更在乎的是拍攝主題，而不是所謂的風格。 B：攝影背后的你，是一個快樂的人嗎？ Z：不全然，但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