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攝影獎得主約翰·卡普蘭說:“如果為了讓我拍照片,自己卻因此死了,我會非常內疚的。”這是新聞攝影工作者的倫理
在香港浸會大學普利策新聞獎工作坊邀請的六位得獎者中,約翰·卡普蘭(JohnKaplan)是最特殊的一位,不僅因為他是惟一一位攝影獎獲得者,還因為他有一個四川籍的中國妻子。
除了獲得1992年普利策新聞攝影獎,約翰·卡普蘭還先后獲得美國年度攝影記者獎、全球新聞俱樂部獎,先后兩次獲羅伯特·肯尼迪獎以及尼康紀實攝影基金。從1999年開始,約翰·卡普蘭在佛羅里達大學新聞和傳媒學院教授國際新聞、新聞攝影和設計。
“他的快樂是一個面具,背后隱藏著沉重的悲傷”
21歲的布萊恩
約翰·卡普蘭的普利策得獎作品,拍攝的主題是21歲的年輕人,對于這個系列,約翰·卡普蘭有著明確的目標:“我以21歲作為紀實的題材,目的是讓觀眾就我們文化中不同的生活方式,尋找自己的結論。今天的美國,有著那么多的對,也有著那么多的錯。透過直接審視21歲年齡層的角度,我希望觀眾明白美國正朝積極方向演進,同時也能理解到對機會有限的人來說,無論那是經濟機會或個人機會——時間看來是停滯不前的。”
21歲的布萊恩是這個系列中的一個悲劇人物,他出生在一個公務員家庭,全家居住在華盛頓,那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當布萊恩告訴他的雙親自己是同性戀時,他們不再理睬他。無奈的布萊恩離家出走,去了同性戀云集的舊金山。
一天,約翰·卡普蘭在街上遇見了布萊恩,當時布萊恩為了毒品正在街頭出賣自己。那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都認識他,他有著快樂的天性,擅長講故事,就像外交官一樣,很懂得和人交往的技巧。但是,敏銳的約翰·卡普蘭馬上就注意到布萊恩和別人迥異的個性:“他有的時候就是一個喜劇演員,他的快樂是一個面具,背后隱藏著沉重的悲傷。作為一個人,他有很多優點,他應該可以成為一個成功的演員,或者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推銷員,他卻在街上出賣自己的肉體。”
由于布萊恩快樂的天性,每個人都喜歡他,所以大家開始給他提供各種各樣的機會。一次,北舊金山一個供同性戀者居住的旅館請他做經理。那里風景優美,盛產葡萄酒,大家以為布萊恩將會有一個美好的結局。但是,布萊恩身上的自我毀滅傾向和毒癮再度無可挽回地發作,一個周末,他又跑回了舊金山,失去了工作。約翰·卡普蘭在和布萊恩接觸的時候,發現他生活的重心只有high,他喜歡像風箏一樣飛在天上,自由自在,這也是為什么他愿意為了毒品出賣自己身體的原因。
布萊恩無憂無慮的個性使得約翰·卡普蘭很容易和他成為朋友。約翰·卡普蘭對布萊恩說:如果你還要注射毒品的話,我會拍一張你正在注射的照片。你要記住一點,你注射毒品不是為了我注射的。約翰·卡普蘭注意到布萊恩是一個很缺乏安全感的人,自我評價很低,他希望讓別人高興。約翰·卡普蘭對布萊恩說:如果為了讓我拍照片,自己卻因此死了,我會非常內疚的。在約翰·卡普蘭看來,這是必須要做的解釋,因為這是新聞攝影工作者的倫理。
和這個系列中的每一次拍攝一樣,約翰·卡普蘭為布萊恩拍了數百張照片,從中選出了得獎作品中的這一張——布萊恩在浴室的鏡子前往自己的胳膊上注射毒品。約翰·卡普蘭經常告誡自己的學生:你拍得越多,出現好照片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你拍很多很多的話,一定會有一張好的,現在有了數碼相機就更容易了。
約翰·卡普蘭通常把大量的時間花在拍攝之前與拍攝對象的交流和溝通上。為了拍攝布萊恩,約翰·卡普蘭多次去舊金山。約翰·卡普蘭說:“有時候,我會問我的拍攝對象,如果我早上6點出現在你的臥室,你會有什么感覺?我會告訴他說,我不是記錄生活的表面,我要記錄你生活中真實的那一面,是發自內心的。”
看到那些悲慘的場面,約翰·卡普蘭會搶拍,免得因為沒有拍到而后悔,然后在頭腦清醒的時候再決定要不要發表,新聞倫理和道義會幫助他作出決斷。約翰·卡普蘭對那些為了達到個人目的不擇手段的拍攝方法嗤之以鼻:“很多成功的攝影家只是把拍攝對象作為實現自己的野心的工具,他們并不是真正的關心或者對人有同情,這一點讓我覺得很羞愧,雖然我不是這樣的人。我在給不同的人拍照的時候,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如果我在他們這樣的處境,會是什么樣的感覺。我每次看到那些在農村的非常貧窮、辛勤勞作的人們時,都會覺得是他們教會我腳踏實地地、謙卑地做人。很多人說你獲了那么多獎,應該目標很明確才對,他們根本不相信,我的心里經常充滿了同情和憐憫。”
《饑餓的蘇丹》,踩在小女孩的尸體上得普利策獎?
凱文·卡特之死
約翰·卡普蘭先后做過兩次普利策攝影獎的評委。普利策攝影獎的評委會由5個人組成,1994年那一屆,評委們被一張來自非洲的照片所震撼。這張著名的照片就是《饑餓的蘇丹》,由南非自由攝影師凱文·卡特拍攝。照片上一個頭大如斗、皮包骨頭的小女孩又累又餓趴在路邊,一只饑餓的禿鷹在不遠處虎視眈眈地盯著她,隨時會撲向自己的獵物。
約翰·卡普蘭說:“這可能是《紐約時報》這樣一張著名的報紙第一次得到普利策攝影獎,那時《紐約時報》并不因為它的照片而出名。從那以后,《紐約時報》的圖片質量不斷提高,后來又得了一個攝影獎。”
頒獎之后不久,約翰·卡普蘭接到一家日本電視機構駐美國的記者打來的電話,該記者表示他們正在做關于普利策獎的專題,希望采訪作為評委之一的約翰·卡普蘭。約翰·卡普蘭接受了采訪。
記者一開始問了一些關于評審程序的問題,話鋒很快一轉:對于《饑餓的蘇丹》的爭議你是怎么想的?約翰·卡普蘭十分詫異:什么爭議?在評審的時候,評委們沒有任何爭議。日本記者轉述了佛羅里達一個記者就這張照片寫的一篇專欄文章,大意是:你看這自私的、不關心民眾的媒體和記者,踩在小女孩的尸體上得了普利策獎。
約翰·卡普蘭還是第一次聽說這樣的評論,他對記者回憶道,評委們當時非常仔細地看了這張照片,照片有注釋,提示會有人來幫助這個小女孩,給人的感覺小女孩不是獨自一人在荒無人煙的沙漠里。約翰·卡普蘭還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個環,說明她當時受著人道保護,所有的評委都注意到了這些細節。在評審的時候,評委們都信任這個攝影師——如果這個小孩需要幫助的話,攝影師一定會施以援手的。但是,這個節目在電視上播出的時候,約翰·卡普蘭的陳述被無情地切掉了,節目還是緊緊圍繞新聞倫理和道德觀展開,對凱文·卡特和普利策獎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電視節目播出不久,1994年7月27日深夜,南非警察在約翰內斯堡的一輛貨車車廂里發現凱文·卡特已經僵硬的尸體。凱文·卡特在汽車的排氣管上套了一截軟管,把廢氣導入貨車車廂,用一氧化碳自殺身亡,年僅33歲。貨車的座位上有一張紙條:“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
從某種角度而言,在媒體的重壓之下,凱文·卡特就像照片上的那個小女孩,媒體就像那只兇猛的鷹。約翰·卡普蘭質疑道:“有道德問題的究竟是攝影師還是電視臺?我雖然不認識凱文·卡特,但是我有認識凱文·卡特的朋友,他們告訴我說,凱文·卡特在生活中遇到了其他的困難……”
凱文·卡特的遺書中這樣寫道:“心情惡劣,沒有電話……沒有付房租的錢……總是警察、總是屠夫……”(感謝王寧、顧文君、盧雋婷對本文提供的幫助,沈亦文對本文亦有貢獻)
“我要記錄你真實的那一面”
“我要記錄你真實的那一面”
“我要記錄你真實的那一面”
普利策攝影獎得主約翰·卡普蘭說:“如果為了讓我拍照片,自己卻因此死了,我會非常內疚的。”這是新聞攝影工作者的倫理
在香港浸會大學普利策新聞獎工作坊邀請的六位得獎者中,約翰·卡普蘭(JohnKaplan)是最特殊的一位,不僅因為他是惟一一位攝影獎獲得者,還因為他有一個四川籍的中國妻子。
除了獲得1992年普利策新聞攝影獎,約翰·卡普蘭還先后獲得美國年度攝影記者獎、全球新聞俱樂部獎,先后兩次獲羅伯特·肯尼迪獎以及尼康紀實攝影基金。從1999年開始,約翰·卡普蘭在佛羅里達大學新聞和傳媒學院教授國際新聞、新聞攝影和設計。
“他的快樂是一個面具,背后隱藏著沉重的悲傷”
21歲的布萊恩
約翰·卡普蘭的普利策得獎作品,拍攝的主題是21歲的年輕人,對于這個系列,約翰·卡普蘭有著明確的目標:“我以21歲作為紀實的題材,目的是讓觀眾就我們文化中不同的生活方式,尋找自己的結論。今天的美國,有著那么多的對,也有著那么多的錯。透過直接審視21歲年齡層的角度,我希望觀眾明白美國正朝積極方向演進,同時也能理解到對機會有限的人來說,無論那是經濟機會或個人機會——時間看來是停滯不前的。”
21歲的布萊恩是這個系列中的一個悲劇人物,他出生在一個公務員家庭,全家居住在華盛頓,那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當布萊恩告訴他的雙親自己是同性戀時,他們不再理睬他。無奈的布萊恩離家出走,去了同性戀云集的舊金山。
一天,約翰·卡普蘭在街上遇見了布萊恩,當時布萊恩為了毒品正在街頭出賣自己。那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都認識他,他有著快樂的天性,擅長講故事,就像外交官一樣,很懂得和人交往的技巧。但是,敏銳的約翰·卡普蘭馬上就注意到布萊恩和別人迥異的個性:“他有的時候就是一個喜劇演員,他的快樂是一個面具,背后隱藏著沉重的悲傷。作為一個人,他有很多優點,他應該可以成為一個成功的演員,或者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推銷員,他卻在街上出賣自己的肉體。”
由于布萊恩快樂的天性,每個人都喜歡他,所以大家開始給他提供各種各樣的機會。一次,北舊金山一個供同性戀者居住的旅館請他做經理。那里風景優美,盛產葡萄酒,大家以為布萊恩將會有一個美好的結局。但是,布萊恩身上的自我毀滅傾向和毒癮再度無可挽回地發作,一個周末,他又跑回了舊金山,失去了工作。約翰·卡普蘭在和布萊恩接觸的時候,發現他生活的重心只有high,他喜歡像風箏一樣飛在天上,自由自在,這也是為什么他愿意為了毒品出賣自己身體的原因。
布萊恩無憂無慮的個性使得約翰·卡普蘭很容易和他成為朋友。約翰·卡普蘭對布萊恩說:如果你還要注射毒品的話,我會拍一張你正在注射的照片。你要記住一點,你注射毒品不是為了我注射的。約翰·卡普蘭注意到布萊恩是一個很缺乏安全感的人,自我評價很低,他希望讓別人高興。約翰·卡普蘭對布萊恩說:如果為了讓我拍照片,自己卻因此死了,我會非常內疚的。在約翰·卡普蘭看來,這是必須要做的解釋,因為這是新聞攝影工作者的倫理。
和這個系列中的每一次拍攝一樣,約翰·卡普蘭為布萊恩拍了數百張照片,從中選出了得獎作品中的這一張——布萊恩在浴室的鏡子前往自己的胳膊上注射毒品。約翰·卡普蘭經常告誡自己的學生:你拍得越多,出現好照片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你拍很多很多的話,一定會有一張好的,現在有了數碼相機就更容易了。
約翰·卡普蘭通常把大量的時間花在拍攝之前與拍攝對象的交流和溝通上。為了拍攝布萊恩,約翰·卡普蘭多次去舊金山。約翰·卡普蘭說:“有時候,我會問我的拍攝對象,如果我早上6點出現在你的臥室,你會有什么感覺?我會告訴他說,我不是記錄生活的表面,我要記錄你生活中真實的那一面,是發自內心的。”
看到那些悲慘的場面,約翰·卡普蘭會搶拍,免得因為沒有拍到而后悔,然后在頭腦清醒的時候再決定要不要發表,新聞倫理和道義會幫助他作出決斷。約翰·卡普蘭對那些為了達到個人目的不擇手段的拍攝方法嗤之以鼻:“很多成功的攝影家只是把拍攝對象作為實現自己的野心的工具,他們并不是真正的關心或者對人有同情,這一點讓我覺得很羞愧,雖然我不是這樣的人。我在給不同的人拍照的時候,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如果我在他們這樣的處境,會是什么樣的感覺。我每次看到那些在農村的非常貧窮、辛勤勞作的人們時,都會覺得是他們教會我腳踏實地地、謙卑地做人。很多人說你獲了那么多獎,應該目標很明確才對,他們根本不相信,我的心里經常充滿了同情和憐憫。”
《饑餓的蘇丹》,踩在小女孩的尸體上得普利策獎?
凱文·卡特之死
約翰·卡普蘭先后做過兩次普利策攝影獎的評委。普利策攝影獎的評委會由5個人組成,1994年那一屆,評委們被一張來自非洲的照片所震撼。這張著名的照片就是《饑餓的蘇丹》,由南非自由攝影師凱文·卡特拍攝。照片上一個頭大如斗、皮包骨頭的小女孩又累又餓趴在路邊,一只饑餓的禿鷹在不遠處虎視眈眈地盯著她,隨時會撲向自己的獵物。
約翰·卡普蘭說:“這可能是《紐約時報》這樣一張著名的報紙第一次得到普利策攝影獎,那時《紐約時報》并不因為它的照片而出名。從那以后,《紐約時報》的圖片質量不斷提高,后來又得了一個攝影獎。”
頒獎之后不久,約翰·卡普蘭接到一家日本電視機構駐美國的記者打來的電話,該記者表示他們正在做關于普利策獎的專題,希望采訪作為評委之一的約翰·卡普蘭。約翰·卡普蘭接受了采訪。
記者一開始問了一些關于評審程序的問題,話鋒很快一轉:對于《饑餓的蘇丹》的爭議你是怎么想的?約翰·卡普蘭十分詫異:什么爭議?在評審的時候,評委們沒有任何爭議。日本記者轉述了佛羅里達一個記者就這張照片寫的一篇專欄文章,大意是:你看這自私的、不關心民眾的媒體和記者,踩在小女孩的尸體上得了普利策獎。
約翰·卡普蘭還是第一次聽說這樣的評論,他對記者回憶道,評委們當時非常仔細地看了這張照片,照片有注釋,提示會有人來幫助這個小女孩,給人的感覺小女孩不是獨自一人在荒無人煙的沙漠里。約翰·卡普蘭還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個環,說明她當時受著人道保護,所有的評委都注意到了這些細節。在評審的時候,評委們都信任這個攝影師——如果這個小孩需要幫助的話,攝影師一定會施以援手的。但是,這個節目在電視上播出的時候,約翰·卡普蘭的陳述被無情地切掉了,節目還是緊緊圍繞新聞倫理和道德觀展開,對凱文·卡特和普利策獎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電視節目播出不久,1994年7月27日深夜,南非警察在約翰內斯堡的一輛貨車車廂里發現凱文·卡特已經僵硬的尸體。凱文·卡特在汽車的排氣管上套了一截軟管,把廢氣導入貨車車廂,用一氧化碳自殺身亡,年僅33歲。貨車的座位上有一張紙條:“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
從某種角度而言,在媒體的重壓之下,凱文·卡特就像照片上的那個小女孩,媒體就像那只兇猛的鷹。約翰·卡普蘭質疑道:“有道德問題的究竟是攝影師還是電視臺?我雖然不認識凱文·卡特,但是我有認識凱文·卡特的朋友,他們告訴我說,凱文·卡特在生活中遇到了其他的困難……”
凱文·卡特的遺書中這樣寫道:“心情惡劣,沒有電話……沒有付房租的錢……總是警察、總是屠夫……”(感謝王寧、顧文君、盧雋婷對本文提供的幫助,沈亦文對本文亦有貢獻)
凡注明 “卓克藝術網” 字樣的視頻、圖片或文字內容均屬于本網站專稿,如需轉載圖片請保留“卓克藝術網”水印,轉載文字內容請注明來源卓克藝術網,否則本網站將依據《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維護網絡知識產權。
掃描二維碼
手機瀏覽本頁
手機瀏覽本頁



皖公網安備 3401040270060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