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攝影獎得主約翰·卡普蘭說：“如果為了讓我拍照片，自己卻因此死了，我會非常內疚的。”這是新聞攝影工作者的倫理 在香港浸會大學普利策新聞獎工作坊邀請的六位得獎者中，約翰·卡普蘭(JohnKaplan)是最特殊的一位，不僅因為他是惟一一位攝影獎獲得者，還因為他有一個四川籍的中國妻子。 除了獲得1992年普利策新聞攝影獎，約翰·卡普蘭還先后獲得美國年度攝影記者獎、全球新聞俱樂部獎，先后兩次獲羅伯特·肯尼迪獎以及尼康紀實攝影基金。從1999年開始，約翰·卡普蘭在佛羅里達大學新聞和傳媒學院教授國際新聞、新聞攝影和設計。 “他的快樂是一個面具，背后隱藏著沉重的悲傷” 21歲的布萊恩 約翰·卡普蘭的普利策得獎作品，拍攝的主題是21歲的年輕人，對于這個系列，約翰·卡普蘭有著明確的目標：“我以21歲作為紀實的題材，目的是讓觀眾就我們文化中不同的生活方式，尋找自己的結論。今天的美國，有著那么多的對，也有著那么多的錯。透過直接審視21歲年齡層的角度，我希望觀眾明白美國正朝積極方向演進，同時也能理解到對機會有限的人來說，無論那是經濟機會或個人機會——時間看來是停滯不前的。” 21歲的布萊恩是這個系列中的一個悲劇人物，他出生在一個公務員家庭，全家居住在華盛頓，那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當布萊恩告訴他的雙親自己是同性戀時，他們不再理睬他。無奈的布萊恩離家出走，去了同性戀云集的舊金山。 一天，約翰·卡普蘭在街上遇見了布萊恩，當時布萊恩為了毒品正在街頭出賣自己。那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都認識他，他有著快樂的天性，擅長講故事，就像外交官一樣，很懂得和人交往的技巧。但是，敏銳的約翰·卡普蘭馬上就注意到布萊恩和別人迥異的個性：“他有的時候就是一個喜劇演員，他的快樂是一個面具，背后隱藏著沉重的悲傷。作為一個人，他有很多優點，他應該可以成為一個成功的演員，或者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推銷員，他卻在街上出賣自己的肉體。” 由于布萊恩快樂的天性，每個人都喜歡他，所以大家開始給他提供各種各樣的機會。一次，北舊金山一個供同性戀者居住的旅館請他做經理。那里風景優美，盛產葡萄酒，大家以為布萊恩將會有一個美好的結局。但是，布萊恩身上的自我毀滅傾向和毒癮再度無可挽回地發作，一個周末，他又跑回了舊金山，失去了工作。約翰·卡普蘭在和布萊恩接觸的時候，發現他生活的重心只有high，他喜歡像風箏一樣飛在天上，自由自在，這也是為什么他愿意為了毒品出賣自己身體的原因。 布萊恩無憂無慮的個性使得約翰·卡普蘭很容易和他成為朋友。約翰·卡普蘭對布萊恩說：如果你還要注射毒品的話，我會拍一張你正在注射的照片。你要記住一點，你注射毒品不是為了我注射的。約翰·卡普蘭注意到布萊恩是一個很缺乏安全感的人，自我評價很低，他希望讓別人高興。約翰·卡普蘭對布萊恩說：如果為了讓我拍照片，自己卻因此死了，我會非常內疚的。在約翰·卡普蘭看來，這是必須要做的解釋，因為這是新聞攝影工作者的倫理。 和這個系列中的每一次拍攝一樣，約翰·卡普蘭為布萊恩拍了數百張照片，從中選出了得獎作品中的這一張——布萊恩在浴室的鏡子前往自己的胳膊上注射毒品。約翰·卡普蘭經常告誡自己的學生：你拍得越多，出現好照片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你拍很多很多的話，一定會有一張好的，現在有了數碼相機就更容易了。 約翰·卡普蘭通常把大量的時間花在拍攝之前與拍攝對象的交流和溝通上。為了拍攝布萊恩，約翰·卡普蘭多次去舊金山。約翰·卡普蘭說：“有時候，我會問我的拍攝對象，如果我早上6點出現在你的臥室，你會有什么感覺？我會告訴他說，我不是記錄生活的表面，我要記錄你生活中真實的那一面，是發自內心的。” 看到那些悲慘的場面，約翰·卡普蘭會搶拍，免得因為沒有拍到而后悔，然后在頭腦清醒的時候再決定要不要發表，新聞倫理和道義會幫助他作出決斷。約翰·卡普蘭對那些為了達到個人目的不擇手段的拍攝方法嗤之以鼻：“很多成功的攝影家只是把拍攝對象作為實現自己的野心的工具，他們并不是真正的關心或者對人有同情，這一點讓我覺得很羞愧，雖然我不是這樣的人。我在給不同的人拍照的時候，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如果我在他們這樣的處境，會是什么樣的感覺。我每次看到那些在農村的非常貧窮、辛勤勞作的人們時，都會覺得是他們教會我腳踏實地地、謙卑地做人。很多人說你獲了那么多獎，應該目標很明確才對，他們根本不相信，我的心里經常充滿了同情和憐憫。” 《饑餓的蘇丹》，踩在小女孩的尸體上得普利策獎？ 凱文·卡特之死 約翰·卡普蘭先后做過兩次普利策攝影獎的評委。普利策攝影獎的評委會由5個人組成，1994年那一屆，評委們被一張來自非洲的照片所震撼。這張著名的照片就是《饑餓的蘇丹》，由南非自由攝影師凱文·卡特拍攝。照片上一個頭大如斗、皮包骨頭的小女孩又累又餓趴在路邊，一只饑餓的禿鷹在不遠處虎視眈眈地盯著她，隨時會撲向自己的獵物。 約翰·卡普蘭說：“這可能是《紐約時報》這樣一張著名的報紙第一次得到普利策攝影獎，那時《紐約時報》并不因為它的照片而出名。從那以后，《紐約時報》的圖片質量不斷提高，后來又得了一個攝影獎。” 頒獎之后不久，約翰·卡普蘭接到一家日本電視機構駐美國的記者打來的電話，該記者表示他們正在做關于普利策獎的專題，希望采訪作為評委之一的約翰·卡普蘭。約翰·卡普蘭接受了采訪。 記者一開始問了一些關于評審程序的問題，話鋒很快一轉：對于《饑餓的蘇丹》的爭議你是怎么想的？約翰·卡普蘭十分詫異：什么爭議？在評審的時候，評委們沒有任何爭議。日本記者轉述了佛羅里達一個記者就這張照片寫的一篇專欄文章，大意是：你看這自私的、不關心民眾的媒體和記者，踩在小女孩的尸體上得了普利策獎。 約翰·卡普蘭還是第一次聽說這樣的評論，他對記者回憶道，評委們當時非常仔細地看了這張照片，照片有注釋，提示會有人來幫助這個小女孩，給人的感覺小女孩不是獨自一人在荒無人煙的沙漠里。約翰·卡普蘭還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個環，說明她當時受著人道保護，所有的評委都注意到了這些細節。在評審的時候，評委們都信任這個攝影師——如果這個小孩需要幫助的話，攝影師一定會施以援手的。但是，這個節目在電視上播出的時候，約翰·卡普蘭的陳述被無情地切掉了，節目還是緊緊圍繞新聞倫理和道德觀展開，對凱文·卡特和普利策獎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電視節目播出不久，1994年7月27日深夜，南非警察在約翰內斯堡的一輛貨車車廂里發現凱文·卡特已經僵硬的尸體。凱文·卡特在汽車的排氣管上套了一截軟管，把廢氣導入貨車車廂，用一氧化碳自殺身亡，年僅33歲。貨車的座位上有一張紙條：“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 從某種角度而言，在媒體的重壓之下，凱文·卡特就像照片上的那個小女孩，媒體就像那只兇猛的鷹。約翰·卡普蘭質疑道：“有道德問題的究竟是攝影師還是電視臺？我雖然不認識凱文·卡特，但是我有認識凱文·卡特的朋友，他們告訴我說，凱文·卡特在生活中遇到了其他的困難……” 凱文·卡特的遺書中這樣寫道：“心情惡劣，沒有電話……沒有付房租的錢……總是警察、總是屠夫……”(感謝王寧、顧文君、盧雋婷對本文提供的幫助，沈亦文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