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彤，1985年畢業于魯迅美術學院中國畫系，1988年定居瑞典赫爾辛堡市，現為丹麥哥本哈根皇家美術學院客座教授、赫爾辛堡市“中國—瑞典文化聯誼會”主席。 《美術周刊》：你出國已經20年了，這20年，你認為中國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王彤：當前的中國對我來說很新鮮，跟中國人交往就像跟外國人交往一樣。中國最大的特點就是變化，總的來說，我們是朝著好的方向變化。 這種變化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環境、教育、醫療、藝術等等。藝術家的眼睛和心靈大約不同于普通人，但是我每天遇到的問題基本上都是一個“作為人”的問題。當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我常常問自己，我們居住的城市保留了數千年文明的多少積淀，在我們市民的身上帶有禮儀之邦的多少傳統，在我們的勞動中是否體現了精益求精的態度？ 《美術周刊》：你當初出國的原因是什么？你認為現在國內的學生和你們那個時代有什么不同？ 王彤：上世紀80年代的許多青年都選擇去西方。我從魯迅美術學院附中、魯美國畫系一直到留校任教，前后經歷了10年，我對魯美的一切都太熟悉了，太熟悉可能有心理上的安全感卻容易麻木不振。出國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對北歐恬靜的風光與祥和的氛圍充滿感激之情，它們都在我的藝術里留下了印記。 時代在發展，今天的學生無論在信息的把握還是在學識上都比我們優秀。我上學時曾在床頭寫過這樣的字條“來訪者請不要超過20分鐘”，是為了有更多的時間畫畫。我們的學生時代比較單一。 《美術周刊》：請談談你在丹麥哥本哈根皇家美術學院教中國畫的體會。 王彤：我除了教筆墨，還教別的。丹麥的學生對中國傳統繪畫了解有限，我只是試圖培養他們對中國藝術的興趣，讓他們逐漸了解中國的文化。我覺得中國人了解西方與西方人了解中國同樣重要。而我們與西方的交流并不對等。在彼此的友好交流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心態，那就是我們應該有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我想看到的是中國人不卑不亢的氣質與精神，而不是對我們自己文化的不以為然。中國有許多東西是值得驕傲的，但是，這種驕傲不應該以中國當今經濟的崛起和軍事的強大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作背景。這種驕傲應當以愛人類與愛自然為基礎，應該來自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就像孟子說的“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 《美術周刊》：丹麥皇家美院的教學和國內有怎樣的不同？ 王彤：丹麥皇家美院只有200個學生。除了院長的美術史課以外，其他都是選修課，有些選修課只有一兩個學生。他們的學生普遍很有個性，學生之間都強調差異。丹麥的學生看起來比中國的學生要成熟，他們學藝術的目的很明確，你可以根據作品一下子分清他們彼此的面貌。當然，國內的教學也有優越性，比如，我們強調學生要掌握我們的優秀傳統和西方的傳統。 國內的美院教育是普及教育?，F在流行藝術考前班，其實就是一套“藝術八股”，這是藝術教育的悲哀。也許世界上并沒有一種完美的教育體制。我一直認為，教育是一個干凈、崇高的事業，它關系到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興亡。 《美術周刊》：聽說你想建中國藝術學院，進展如何？ 王彤：我曾與中國駐丹麥大使館的文化參贊溝通過此事，皇家美院也在幫助我，現在仍然在策劃當中。我在尋找政府的介入，也希望國內的藝術家一起來做這件事。建中國藝術學院是我的一個夢想。 外國人對中國的藝術興趣很大。外國的藝術家覺得中國畫很新奇、有意思。我曾經影響了一些人，他們喝中國的工夫茶，打太極拳，開始選用宣紙畫畫。我認為辦學的目的主要還是培養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美術周刊》：中國當代藝術有很多“符號”，你認為它們能代表中國含義嗎？ 王彤：今年年初，我在漢堡與皇家美院的同事一起看了中國的一個叫“麻將”的展覽，它展示的幾乎都是政治波普，毛澤東肖像被西方一些媒體等同為中國的當代藝術。我知道，在國內藝術市場上一個符號獲得成功，很多人就會跟上去。藝術家的作品符號化后很難改變，因為一旦改變，就無法獲得市場認可。換一個角度看，靠畫畫致富與高速公路收費站都是合理合法的，都是藝術家生存需要的。我自己不是一個符號型的藝術家，并沒有資格去品評他們。 《美術周刊》：你對當前國內火爆的藝術市場怎么看，國外是這樣嗎？ 王彤：國外不是這樣，中國也不必像國外那樣。其實這種現狀挺好，很多藝術家由此而過上好生活，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好事。 《美術周刊》：你現在想得最多的問題是什么？ 王彤：我想的問題往往不是藝術的問題。我覺得一個人面臨的問題要比一個藝術家面臨的問題要多得多。我時常告誡自己和我的學生，要自己去承擔命運、責任，別浪費短暫而寶貴的一生，大家應該在關愛、互助的前提下學習，做一個人比做一個藝術家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