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壽的書法氣魄沉雄，豐姿挺勁，一如他的繪畫，具有獨創的精神，不經意之中表現了一種高品位的自然。 潘天壽青年時期因受清季碑學書風的影響，對漢碑《石門頌》、魏碑《二爨》等碑研習較多，由此奠定了他奇肆書風的格局。潘天壽后來在指導后輩學習書法時經常說要從漢碑入手。漢碑高古，上接先秦篆書，下開南北朝碑版書，是書學的關鍵，這是清朝近300年書學的主脈，也是潘先生書風中最成功的因素之一。 中年以后，由于結交師友的增多，眼界的開闊，又經過他長期不懈的努力，對明季雄強一路的書風有著精湛的體會，結合自己的個性，寫出新境界。自明季以降，雄強書風一直占據著書壇的主流，無論王鐸、黃道周、倪元璐、八大山人，還是后來的伊秉綬、鄧石如、吳昌碩、沈曾植等，無不如是。潘先生敏銳地把握了這一點，并進行天才的發揮，把書法中的“巧”與“拙”、經驗與激情結合得天衣無縫，這就是他的創造。與陸維釗、沙孟海一起，交相輝映，在中國美院的學府里形成強大的師資陣容，影響之大，輻射全國乃至國外。 潘天壽先生的書法，吸收了歷史上許多書家的優點，不拘泥于某一家的形似，而是追求一種體大精深的境界，這對后人很具有啟發意義。他很講究骨法用筆。潘先生平時很喜歡用“強其骨”這方印章，這是他心理的寫照。他的用筆還很有金石味，這與他早期曾師法吳昌碩很有關系。 另外他很講求安排。講求安排就是經營位置，包括結體和章法。潘先生將黃道周、八大山人的結體巧妙地融進碑中，善于造險，又善于搶險；善于造勢，又善于抱勢，一些字的造型顯得格外生動而又有沉著的氣魄，天骨開張而有尋丈之勢，此大飾非一般小巧者所能比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