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的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經講述過一段被湮沒了六個世紀的歷史。他說當西方的鐘表在十七世紀進入中國的時候，其實他們所裝配的“擒縱機構”的雛形，在中國600年前已經出現。中國制造的帶有機械部分的計時器出現的時間，在世界上也處于領先地位。　　我國早在漢朝就已經有了大型天文計時器。唐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張遂在長安和儀器制造家梁令瓚共同設計制造了渾天儀，這座水力轉動齒輪的渾天儀，比東漢時期張衡的渾天儀更為進步，已經發明了擒縱機構，計時、報時與近代時鐘的機械原理非常一致。英國科學家李約瑟評價它：“這種儀器正是以巨型天文鐘的形式，走在歐洲14世紀第一具機械時鐘的前面”。　　北宋哲宗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我國宋代科學家蘇頌和韓工廉等人制造了天文觀測儀器——“水運儀像臺”，是當時世界上第一流的天文鐘。李約瑟博士認為：蘇頌把時鐘機械和觀測用渾儀結合起來，比羅伯特·胡克先行了六個世紀，比方和裴先行了七個半世紀。我國的國際著名鐘表大師、古董鐘表收藏家、鑒定家喬大羽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即首倡、提出了“中國人開創鐘表史——鐘表是中國古代五大發明之一”的觀點。　　明代初期承元代之風，在機械計時器方面有一些新成就，而此時，世界上其他國家在這一領域方面的研究，卻有了很大的進展。1583年，西方的鐘表首次傳入中國，當時是由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等人作為禮物送給兩廣總督陳瑞。明萬歷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意大利傳教士耶穌會教士利馬竇，最先向明神宗皇帝進獻了兩架鐘：一架是巨大的自鳴鐘，另一架是有中國圖案裝飾風格的座鐘。這些都博得了朝廷的歡心，萬歷皇帝不僅將西洋鐘置于自己的身邊，還向人展示了這些來自于異邦的奇巧物品，這兩架自鳴鐘是皇室中擁有的最早角色。　　西方鐘表以及制作技術的輸入，對清代鐘表業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清順治九年（1652年）七月，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向順治皇帝呈獻一座“天球自鳴鐘”，順治十二年（1655年），湯若望的教友利類思和安文思，向順治帝進獻西洋大自鳴鐘及沙漏壺、鳥槍、畫譜等諸種西洋禮品。康熙、乾隆年間，歐洲各國為了打開進入中國的大門，傳教士、商人、技術人員等，頻頻帶進深得清廷和官宦富商喜愛的西洋鐘表，作為禮物或進獻宮中，或賣與官宦富商，同時也把鐘表制作的先進技術帶進中國，促進了中國鐘表制造業的高速發展。　　經歷了明末清初對西方機械鐘表的單純仿制之后，在清朝的時候，中國也出現了一個制造鐘表的自主創造時期。比如：具有中西方特點的宮廷鐘、傳統精神更具商業味道的廣鐘，以及傳統文化濃厚的蘇鐘都是在這一時期制造的。　　1691年康熙帝在宮廷里建立了專門制造自鳴鐘的作坊。自鳴鐘主要是用來貯藏西洋鐘表的地方，隨著時間的推移，自鳴鐘在收藏外其職能延至制造、修理。后更名為做鐘處。從現在留存的鐘表文獻以及實物來看，做鐘處主要是生產皇家所需。于是它也有了其獨特的特點。在技術水平上來說，是當時最高的，皇家能夠匯集全國的名工巧匠。做鐘處的鐘直接由皇帝擔當主要的指導者，不僅在鐘的樣式上而且鐘表的一些外部修飾上，皇帝都是最終的驗收者。對比于其他的鐘表，做鐘處的鐘表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鐘表的表盤。其質地有兩種，一為琺瑯，一為銅鍍金。　　廣鐘是清朝至民國時期由廣州地區制造的自鳴鐘的總稱。廣州在清代特別是康、雍、乾時期在中西交流上占有重要地位。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開禁海后，歐洲金屬工藝大量傳入廣州，工藝技術與造型圖案對廣州金屬工藝生產業有一定影響。一些歐洲鐘表商紛紛來廣州設廠制鐘。他們從仿制開始，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廣州鐘表不僅陳設于皇宮內院，官宦和豪紳們也競相購買。在清朝時期，廣州鐘表以其獨有的魅力占據著清代鐘表市場。　　廣鐘具有非常濃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其造型大多為建筑，有房屋、亭臺、樓閣和塔或者是葫蘆和花盆等器物形狀。在外形上多采用“太平盛事”、“吉祥如意”的主題。有的以景物寓意表達我國的傳統內容，如：“福祿”、“龍鳳呈祥”、“三羊開泰”等。廣州鐘表比之于其他地方的鐘表，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其表面多是色彩鮮艷的各色琺瑯，當然這是與其所處的環境是有很大關系的。從一定情況說廣州鐘不僅是準確的計時工具，同時更是賞心悅目的機械。 　　“蘇鐘”也叫“南京鐘”，與廣鐘相比較，蘇鐘的本土色彩更加濃厚，說它是真正意義上由中國人自己制造的鐘并不為過。蘇鐘在設計方面具有傳統的東方文化特色，尤其是把中國古代作為擺件的插屏造型藝術運用在外觀上，為蘇鐘增添了古樸典雅的味道，提高了自身的觀賞價值，因此也得到個“插屏鐘”的美名。其次蘇鐘內部的機械零件全部是手工制造，尤其是在鐘面四周的鎦金上，雕刻有各種栩栩如生的圖案，使人過目難忘，充分體現了當時能工巧匠的聰明智慧以及高超的工藝水平。 2006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