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期而遇是一種緣，由黑發一直相伴到白頭，是一段情。 在一次閑逛中偶然發現巖畫之后，尋找、收集、研究巖畫成了李祥石生命的主旋律，從28歲到66歲，這段情陪伴了他38個年頭。近日，本報記者隨上海新聞采風團赴寧夏回族自治區采訪，在北方民族大學社會學與民族學研究所見到了賀蘭山巖畫的發現者——李祥石教授。北方民族大學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三大冊《賀蘭山巖畫》在今夏上海書展引起業界轟動，李祥石是這套書的副主編。 　　1.偶遇奇怪“石刻” 靜謐的學校圖書館六樓有個落成才兩個多月的“巖畫與西夏文獻中心”，中心的黑漆金字匾由季羨林先生題寫。“這里平時只對學者開放。”李祥石輕輕打開大門，看著我們套上鞋套，這才笑瞇瞇地指點他的寶貝：“你看，這里的地毯不是西夏圖案就是巖畫圖案，是我們專門找廠家織的——怎么樣？” 展廳的墻上掛著大大小小的畫框，包括各種巖畫拓片和巖畫線描圖。“快來看，這些巖畫多漂亮、多有意思！”李祥石的雙眸閃著興奮的光彩，“這里掛了200多幅，還有100多幅掛不下呢。” 賀蘭山巖畫的發現，有一段故事。 1969年，文教科干事李祥石到寧夏賀蘭縣的幾個公社去檢查“兩教”（社會主義教育和集體主義教育）的開展情況。公事干完，他閑來無事，就信步走到賀蘭山口玩。山口南側有塊突出的巨石，當地人稱作“龍口”。在這兒，李祥石意外地發現，巖石上密密地刻畫著人面像或者牛、馬、羊、鹿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怪獸。畫中的動物姿勢各異；人面像也各不相同，有的光著頭，有的打著髻，還有的好像頭上插著羽毛，線條生動。他邊走邊看，不知不覺看到太陽落山才離開。 晚上，李祥石忍不住向村干部打聽，那些“石刻”是什么時候留下的？他們說不出所以然，就帶他去找當地年紀最長的老獵人伏爺爺。老人家當時80歲，鶴發童顏，說話中氣十足。他說，那些山崖上的畫早就有了，他問過爺爺，可爺爺說，他小時候還問過自己的爺爺呢。傳說很久以前“殺一個人就在石頭上刻個人頭”，“殺的人可真多呀！”直覺告訴李祥石，這些畫，有年頭了。伏爺爺提到，聽說從龍口往西走50步光景，在一條水渠邊上有一幅李元昊的畫像。 李元昊是西夏國的開國皇帝，《宋史》里說他“圓面高準，身長五尺余。少時好衣長袖緋衣，冠墨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余騎自從……”得到這條線索，第二天一早，李祥石又去了山里。果然，他在老人說的地方找到了一張明代萬歷三十七年修筑賀蘭關隘時的文告，文告西側是一幅長約1米、高約60厘米的巖畫，畫中有兩人，一人頭戴官帽，騎在馬上，威風十足，另一人牽馬護駕。畫面刻畫細膩，人物形象逼真。畫邊上的西夏文印證了巖畫主角正是李元昊。李祥石把它命名為《李元昊出行圖》。“可惜，后來‘農業學大寨’時修渠，這幅巖畫被炸掉了。”說到這，李祥石嘆了口氣。 1978年，李祥石在《科學知識》雜志上讀到巖畫學家蓋山林介紹陰山巖畫的文章，他猛然醒悟過來：賀蘭山上的那些“石刻”和文章里提到的差不多，原來它們有學名，那叫巖畫！ 　　2.賀蘭巖畫揚名 那些神秘莫測、古樸生動的巖畫又一次向李祥石發出了無聲的召喚。他利用業余時間，一次次跑去賀蘭口，花幾個月做了大量的測量、記錄、編號、拍照和其他考察工作。1983年9月下旬，他的《寧夏賀蘭山賀蘭口巖畫調查報告》完成。北京的《文物》雜志收到他的調查報告后，于次月寄來確認函，并將稿件轉交給寧夏博物館館長鐘侃，請他審定修改，進一步完善。 對那時的李祥石來說，文章能夠發表就是最大的滿足，別的他沒有多想。直到有一天，他去探望自己大學時代教寫作課的老師李本昭。李老師學識淵博，循循善誘，學生們都敬重她。 在閑談中，李祥石向老師報告了自己的近況。李本昭聽說他在賀蘭山發現了巖畫，很感興趣，忙詢問巖畫的細節，還關切地問：“你的發現向自治區領導匯報過沒有？”“你呀，書生氣太重！”李老師見李祥石不以為意的樣子，急了：“僅僅發表論文不行，你得盡快去找自治區主管文物的黑伯理主席，把你發現的經過和巖畫的重要性講給他聽！” 原來，李老師的父親李捷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是在周口店龍骨山古人類遺址發掘的第一人。由于沒有堅持在周口店的化石發掘工作，李捷錯失了發現北京猿人頭蓋骨的機會，抱憾終身。在老師的催促和鼓勵下，李祥石給黑伯理主席遞交了自己的研究報告和巖畫照片。黑主席很感興趣，當即見了他，拿起照片一張張地看，認真聽李祥石講解，還不時提問。 不久，好消息接踵而至。1984年，自治區科協主辦的《科學普及報》、寧夏文化廳相繼公布了賀蘭山巖畫的發現始末，自治區文化廳文物處和博物館先后兩次派人前往實地調查。《文物》把李祥石的論文《寧夏賀蘭山巖畫》刊登在1987年第2期，自治區文化廳還派代表到賀蘭縣委研究巖畫的保護事宜。至此，賀蘭山上有巖畫，它們在世界巖畫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全寧夏的人都知道了。 　　3.誰解其中甘苦 李祥石先后當過中學語文教師、醫生、縣宣傳部干部、文物雜志編輯，可他最牽掛的始終是巖畫。 李祥石研究巖畫困難重重。首先是交通不便。從縣城到山上至少有70公里，得有車。弟弟那輛拉石頭用的車首先被“挪用”。1979年深秋，哥倆坐著這輛車前往賀蘭山。李祥石用2卷120膠卷把部分巖畫拍了下來，這些資料在日后派上了大用場。聽人說“昊王城”的規模有1萬平方米，現場還有西夏國時期修的路，1983年春夏之交，借著下鄉指導改水工作，李祥石“假公濟私”，坐上公家的帶拖斗摩托車，又去看巖畫了。 為了巖畫，他和他的朋友還騎過驢，坐過拉石灰的車，弄得活脫脫成了個“白人”。羊圈、帳篷、地窩子都曾是他的野外住所。他的左腿至今有點瘸，那是考察巖畫途中遇車禍留下的“紀念”。 最讓李祥石苦惱的是，研究巖畫一開始找不到好方法。有時為了看清楚一幅圖的構成和含意，他在巖畫旁苦坐幾個小時，反復觀察、推敲，考證它的年代。有好幾次在山上沒認準，回家整理資料的時候覺得不甚明了，便再上山觀察。憑著這個“笨辦法”，賀蘭口大大小小的巖畫幾乎都“刻”在了他的腦海里，直到現在，它們的位置、圖案他都能脫口而出。為了完整、準確地收錄賀蘭山巖畫資料，李祥石根據巖畫石面的大小，把塑料薄膜裁好，然后用軟芯筆描摹下來。臨摹山崖上部畫面的時候，他和搭檔必須架起梯子、在身上系好繩子以防不測。有一次，他的搭檔在高處臨摹時打了個小盹，差點鬧出人命，把兩人嚇得不輕。 拍攝巖畫照片得講究技巧，光線不好、陽光角度不對都不行，拍攝角度不佳也會使畫面失真。上世紀80年代，照相機是稀罕東西，李祥石研究巖畫屬“不務正業”，一切都得自己掏錢。 興許是命運捉弄，因合作計劃告吹，李祥石于1985年千辛萬苦取得的巖畫原圖一直沒能結集出書，這些珍貴的資料一放就是10年，最后成了一堆廢塑料。 李祥石沒有因此停下追尋巖畫的腳步：1989年，他在大麥地找到了約2000幅巖畫；1990年，他來到大西峰溝、小西峰溝、白虎溝、插旗口，摸清了賀蘭山巖畫的家底；1995年，他考察了白芨溝洞窟彩繪巖畫；1998年，他考察了牛首山巖畫；1999年，他來到東山考察；2003年鬧“非典”的時候，他帶著幾個青年重訪大麥地；為編撰《賀蘭山巖畫》，去年，65歲的他再度踏訪賀蘭山。 “我喜歡賀蘭口空靈的大山。我在那里看巖畫，就好像在和遠古的先民對話，我聽聽泉聲、鳥鳴，吹吹山風，滿眼蒼涼、渾厚、豪放，心情就格外輕松、舒暢。”穿梭在巖畫研究中心的展品中間，翻開《賀蘭山巖畫》，李祥石好像在撫摸自己的孩子，一臉滿足和自豪。他說：“大麥地、賀蘭山巖畫都出書了，接下來，我還要跑出去考察巖畫。地方么，你先替我保密哦。” 　　相關鏈接 巖畫有什么作用？ 古人為什么要創作巖畫？他們要傳達什么信息或情感？對此，李祥石說：“這與圖騰崇拜的內涵與演變有關。”他解釋說，在石器時代，人們能不能獵到牛、羊，是一件大事，于是就以崇敬的心情在巖石上畫一個牛、羊或鹿的圖案，希望藉此給自己帶來好運。假如真的如愿以償，獵人便認為這幅畫很靈驗、有神力，以后再如法炮制。如此，巖畫創作就帶有遠古巫術的意味了。 　　巖畫是“古文字”？ 李祥石早在1984年就提出“巖畫是一種古文字”的觀點。他認為，用畫來“說話”是最天然、最早期的表達方式。隨著時間推移，圖案、符號漸漸簡化，它們所代表的含義被固定下來，就演化成了文字。 從巖畫上依附的麗石黃衣判斷，已經發現的巖畫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萬年前。在大麥地巖畫和賀蘭山巖畫中，固定的圖形、固定的搭配頻繁出現，由此推斷，它們有明顯的表意功能。因此，李教授認為：“巖畫有可能是漢字的活水源頭之一。” 　　巖畫是怎么“畫”的？ 先民們是用什么工具創作賀蘭山巖畫的呢？后人有各種推測。 “有人說，早期的巖畫是用鐵器刻的，我不同意。”李祥石說，他在考察巖畫的時候，常常會留意腳下的石頭。在那些巖畫的附近，他撿到過一些大小稱手、“很硬的石頭”。其實，這些是原生鐵塊，就是含鐵量較高的礦石。他試著用這些石塊在巖石上刻畫，發現很容易刻出線條來，先定個大致輪廓，再沿著輪廓敲擊，十幾分鐘就可以完成一幅，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