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雙喜 “王斐的與眾不同之處, 在于他沒有沉溺于今天的富足與無慮, 而是將目光轉向了700年前的歷史轉折點……王斐的藝術, 具有某種歷史的深度感與精神上的敏銳感, 也可以說王斐在文化與精神層面具有他的同代人所少見的早熟與深沉, 他以儀式化的偶像塑造, 更加突出了現代人的缺席, 從而在一種優雅的方式中, 將沉重的歷史性反思轉化為一種欲說還休的無言之痛。在這種極度個人化的形式表達中, 通過奇詭的形象表達轉移自己與現實世界的難以忍受的精神沖突…… ……這是一種非主流的, 與叛逆者的思想有關的文化類型。意大利著名藝術評論家奧利瓦指出, 樣式主義的繪畫中的形象是根據喻意的規則來構造的。通過描述痛苦來使痛苦形式化, 使形象在儀式化的風格重復中, 突出作者的執著觀念；依靠語言的喻意, 強力改變個人在精神上的孤獨感。由此, 我們也可以將王斐的創作, 視為他個人的一種自我拯救與自我確認而非一味地成為民族集體形象的再現……” 作為青年藝術家的王斐是清秀內斂、沉靜謙和的, 但是他的作品卻表達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壯懷激烈和詭異沉郁。在血色殘陽下的獵獵山風中, 王斐的作品表現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想像性世界。在一種具有中國傳統繪畫線條基因與裝飾性的表達模式中, 王斐引入了浪漫主義的狂想與超現實主義的怪誕。以一種流行藝術的方式表達了歷史性反思的沉重, 以一種偏執的主觀性造型表現了一種決不與時代妥協的文化理想。 王斐畫中的人物, 密密麻麻蜷伏在巨人的峨冠寬袍中, 如同北魏佛教造像, 但少了幾分端莊寧靜與超脫, 多了若干巴洛克式的動蕩與激情。這其實是一個具有血緣意義的民族譜系的神話意象, 活著的子孫所具有的沉睡漠然與死去的先人的天崩地裂的激動魂靈適成對照。 且看王斐如何闡釋他的藝術理想： “我們如何在當代面對中國人的民族精神的自畫像？試圖追問文化血統的圖騰信仰與當代人精神認同, 成為我心中神話時代與消費時代的較量。我希望自己能夠獨立的完成對歷史的守望和對現實的反思與敘事, 思考如何將中國人700年前失落的古典氣質再次附體在當代人反思歷史的集體面孔中去, 我所思考的是怎樣在當代重新塑造民族的精神圖騰與集體的人格圖像。連接現實與歷史, 是我一個人的戰爭。” 我于是想到西班牙的高迪。那位高貴而天才的建筑家, 以他的奇思妙想, 不倦地探索人類精神的圖騰, 用現實世界的樸素材料, 創造著五彩繽紛的精神天堂。在巴塞羅那這座充滿熱情與浪漫的城市上空, 高迪的靈魂自由地在飄蕩, 用他那直指天空、百年仍未完工的圣家族教堂, 淋漓盡致地演繹著西班牙民族的精神與理想。在馬德里市中心的塞萬提斯廣場中央, 偉大的作家塞萬提斯靜靜地坐在陽光下, 唐•吉訶德, 他筆下的英勇騎士, 永遠無畏地揮矛指向遠方。俠客與騎士, 東方與西方, 冷兵器時代的武士, 具有不同的追求與理想。 王斐這一代人, 成長在一個開放交流的時代, 一個信息過度泛濫的時代。他不像大多數青少年一樣, 坦然地享受著前輩提供的充足的物質, 在電腦與游戲前度過青春時光。王斐的與眾不同之處, 在于他沒有沉溺于今天的富足與無慮, 而是將目光轉向了700年前的歷史轉折點, 更進一步向先秦兩漢追尋一個民族的文化之根, 回望我們祖先曾經有過的錦繡文章。如他所說：“穿越歷史的敘事是我關注當代中國人尊嚴的精神角度, 歷史記憶將是我現實情懷的反思之地。中國人的精神面孔在我的繪畫中要被重新塑造。自古常有少年愁。歷史的神秘喚我敬然守望, 現實的輪回詭異令我畏然憂患。”如此少年已識愁滋味, 在對歷史的回望和民族的憂患中獲得一種刻骨的“恥感”與銘心的“痛感”。 王斐將自己對于歷史的解讀, 定位于“衣冠”與“禮儀”。在他看來, 衣冠之人, 就是漢人君子, 是民族精神的擔當者。他筆下緊咬牙根的人物面孔, 在他的繪畫中成為王斐的靈魂自畫像, 渴望那些想像中的戰爭, 流露出項羽劉邦式的英雄野心。王斐筆下的武士, 不是衣錦榮歸的英雄, 而是雖死猶榮的鬼雄。所以王斐的畫中透著幾分殺氣, 幾分鬼氣; 幾多孤獨, 幾多悲涼, “......斂衣憑欄, 冷眼看夕陽......” 所謂儀式, 通常被定義為事先規定好的程序系統（在宗教或其他領域）。儀式為人類社會的某一群體創造了某種生活的秩序感和等級感, 從而使這一群體內的人獲得了某種確定自我身份與位置的方式, 也就是說儀式在某種意義上創造了一種可以把握的現實, 據此, 我們可以將儀式視為人們將某物（空間、地位、身份、權力）據為己有的一種手段。例如某位國家的最高領袖去世后, 繼任者通過主持最高領袖的葬禮或追悼儀式, 獲得某種繼任人的合法性。（蘇珊娜•普雷斯頓•布萊爾：《儀式》, 羅伯特•尼爾森、理查德•希夫主編《藝術史批評術語》） 從宗教活動到與政治、社會、性、經濟和其他領域相關的活動, 儀式的象征意義各不相同。儀式從日常的轉變為多年的, 從簡單的姿態轉變為復雜的表演, 從瞬間行為轉變為持續多年的過程。有些儀式延續了幾個世紀（如西方人的見面握手和新年到來之際的歡呼）。有些儀式作為銘記重要事件或思念的方式被創造出來。同樣, 儀式也很容易被人遺忘。普通生活和特殊事件都受儀式的束縛。儀式必定受到文化和時間特殊性的嚴格界定。而且也的確要將其放在特定的信仰體系的核心處來理解。儀式普遍被視為提供了將信仰主觀化并使其變得“真實”、“個人”的一種手段。通過儀式, 人們才有可能將自己與某種先輩的精神文脈聯系在一起, 從中獲得自己的身份與位置, 進而確立自己在文化傳統意義上的精神存在。 近20年來, 一方面中國的經濟高度發展, 許多傳統文化禮儀在遭遇了西方文化的滲入后, 漸隱漸遠; 另一方面, 人們對于民族歷史的關注又空前高漲, 易中天等人對于歷史的重新解讀, 電視中歷史劇的持續熱播, 乃至大學生中對于漢服的熱情, 各地區民族節日禮儀與的恢復演繹, 對炎黃二帝的公祭和族譜祠堂重修, 反映了一種潛在的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民族尋根意識, 這是中國經濟和平崛起國力強大后必然會伴隨的民族復興潮流。難得的是, 在21世紀初王斐這一代青年中, 又一次出現了20世紀初李大釗、毛澤東那一代人所具有的少年中國的血氣豪情與指點江山的英雄壯志。 可以看出, 畫家不僅為自己筆下的人物而激動, 更為自己心中對歷史的追憶而激動。英雄惜英雄, 王斐在心目中已經將自己列為視死如歸的戰士。戰士自有戰士的尊嚴, 那就是為理想而戰, 為民族而戰, 為祖輩的光榮而戰。由此, 王斐在畫布上而不是在電腦游戲中, 在歷史的追溯中而不是在現實的沖突中, 完成了他想像中的戰爭。歷史、神秘、古典、尊嚴, 可以看做解讀王斐繪畫的幾個關鍵詞, 他以此作為思想的基點, 在不斷的反思中追尋中國人的精神歷史, 感受民族的榮辱, 從而在文化傳承的意義上延續中華民族的精神遺產。 王斐的藝術, 具有某種歷史的深度感與精神上的敏銳感, 也可以說王斐在文化與精神層面具有他的同代人所少見的早熟與深沉。他的繪畫在形式轉換與成熟上相當的迅速, 從2004年《踏奴亭》、《城破》、《焚》、《野獸出沒》等具有浮世繪特色的轉型期的怪誕想像, 很快轉向具有哥特式神秘感的《重生》及面具化的《王者孤獨》、《山頂獵獵風》, 并且迅速形成了他的基本人物造型, 進入一種樣式美學的系列化的表現風格。樣式主義是美術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 是在歷史發生劇變時期的藝術反映。“樣式主義表達了一種危機、劇變與焦慮”, 它通過矯飾化的手法與重復性的構圖, 表達一種不無偏執的文化態度, 通過神話、戲劇和悲劇的方式, 來表達向歷史的敬意和復歸的愿望。這是一種非主流的, 與叛逆者的思想有關的文化類型。意大利著名藝術評論家奧利瓦指出, 樣式主義的繪畫中的形象是根據喻意的規則來構造的。通過描述痛苦來使痛苦形式化, 使形象在儀式化的風格重復中, 突出作者的執著觀念；依靠語言的喻意, 強力改變個人在精神上的孤獨感。由此, 我們也可以將王斐的創作, 視為他個人的一種自我拯救與自我確認而非一味地成為民族集體形象的再現。在這一過程中, 他將自己與民族的精神文化相溝通, 獲得一種歸屬感, 并且通過夸張的怪異形象來釋放情感。在《殤漢服》中, 王斐以儀式化的偶像塑造, 更加突出了現代人的缺席, 從而在一種優雅的方式中, 將沉重的歷史性反思轉化為一種欲說還休的無言之痛。在這種極度個人化的形式表達中, 通過奇詭的形象表達轉移自己與現實世界的難以忍受的精神沖突。 當然, 王斐在思想上的深度和對歷史文化的敏感, 還有待于找到更加充分匹配的技術性語言。他圖方面已經獲得了某種宏大敘事所需要的深遠透視與崇高對比, 在色彩與筆意造型層面仍然面臨著更加貼近主題與觀念的任務。王斐還十分年輕, 他有著充分的時間和條件使自己不斷成長, 將難以自已的少年情懷, 轉成更為深厚宏大的歷史交響。 2007年9月28日于北京 殷雙喜 美術學博士、藝術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