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蘇東天《詩經辨義》有感 楊 乘 蘇東天的《詩經辨義》無疑是一部高水平的重要學術專著。《詩經辨義》是在研究和總結我國兩千五百年來的《詩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民族古代歷史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出發，對《詩經》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詩（風詩有百分之八十九），提出了獨到的新見解，揭示了這部經典之詩的歷史內容和真實意義。眾所周知，古今有多少學者為《詩經》消磨了畢生的精力，皓首窮經，一點不假。有關《詩經》研究的論著，可謂汗牛充棟。蘇東天從大學時代開始，就對《詩經》傾注了極大的興趣，從一九九二年出版《詩經辨義》一書，先后用了三十年時間的研究‚可見工夫不負有心人。 他之所以能在《詩經》研究上取的如此突破性的重大成果，他以為有兩條：一是中國文化是“筷子”文化（即太極圖文化），以簡御繁，以博帶專。須有淵博的學識素養，才能深入淺出，以約概全。二是須掌握唯物主義辨證法思想理論。沒有正確的思想理論指導，在浩繁的傳統文化面前，就會如瞎子摸象，各云所見了。古人就是缺乏正確的思想理論指導，偏重繁瑣的文字考證，而漢字一字多義，致使造成對詩義見仁見智，莫衷一是。而今人則由于受形而上學和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觀點到而觀之，或從政治需要出發、或從現實利益出發，牽強附會。蘇東天則排除了這些偏見，實事求是地從研究民族古代歷史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入手，來剖析《詩經》的真實歷史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入手，來剖析《詩經》的真實歷史內容和意義，終于進入了《詩經》的堂奧，揭開了這部經典史詩的真面目。 蘇東天在本書的《緒論》中，闡述了民族上古代史發展的獨特規律和特點，對彩陶文化圖紋、八卦，一些神話傳說，如盤古分天地，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龍鳳等，作出了賦有科學意義的新解釋；對西周的社會性質和古史分期，對詩與禮樂的關系，和風、雅、頌的含義等作出了明確而扎實的論證，使人耳目為之一新。他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以血緣家族為基本結構的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民族，這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發生、發展的依據。血緣結構基礎形成和發展了人本思想，和以孝悌為本的社會政教與道德規范的民族基本思想；農業經濟促使了天文歷法的發達，憑經驗創獲的天文歷法導致了“天人合一觀”的形成，落后的小農經濟基礎，主導了社會的政教和民俗風尚。這兩方面的特點，形成了民族獨特的“天道觀”和“人道觀”。他認為，我國古代史的分期標志是：彩陶文化，青銅禮器文化和鐵器文化；與之相應的政教文化特點是：原始公社制社會是“德治”社會，奴隸社會是“禮治”社會，封建社會是“法治”社會。因此，夏商周三代是血緣家族奴隸制禮治社會，而周代乃是三代奴隸制社會的盛期，建立了完善的“井田制”經濟體制和以血緣家族為基礎的家族奴隸制分封制政體。在“天命觀”主導下，以德配天，遵禮尚施，“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他認為，《詩經》是史詩，真實地反應了兩周的歷史風貌。所以我們治詩，必須從當時的歷史實際出發，牢牢地把握當時的歷史特點，才能揭示詩的真實意義。在奴隸制禮治社會，等級森嚴，不管稱謂、服飾、馬車和交往等，都有嚴格的禮制規定，不可隨便從事。如“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大夫食邑，士食田”。三公九卿諸侯為天子陪臣，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祿爵；大夫為諸侯家臣，可參與國事，充任百僚；士為大夫家臣，為小領主，“不知有國”，即不可參與國事。庶民為農民主體，以家為單位，以族聚居，束縛于“井田制”，從事農耕。奴隸由戰俘、罪人充任，用于家庭雜役，公室百工和畜牧等。禮治以孝悌為本，嫡長子繼承制，分父統母統兩大體系。故天子朝會稱三公九卿諸侯為叔伯舅諸父，而稱天子則為兄、為君；諸侯自稱寡人，可尊稱君子。大夫以上貴族之間可稱子；天子妻稱妃子，公卿諸侯妻稱夫人，大夫妻稱孺人，士妻稱婦人，庶人妻則稱妻。大夫以上貴族子女出嫁稱“子歸”，庶人子女出嫁則稱“適”。公卿諸侯可衣羔裘、狐裘，緇衣為卿大夫的朝服；大夫以上貴族可乘駟馬大車等等。又因農業經濟基礎所致，春秋祭祀大典便成了國家一年中的重典，主導了社會的政教和風俗，等等。這些歷史狀況，在《詩經》中都有充分反映。我們古今不少學者，往往忽視民族古史上這種重要特點，而依今人的觀念，依白話猜度，以至把大部分詩的內容和意義予以誤解。《詩經》時代是巫術文化時代，詩、樂與禮是密切結合的，以禮為本，以詩言志，以樂和情。《詩經》是周王室典籍，成書于孔子之前，十五國風是反映十五個諸侯的政教史事和民情風俗，小雅詩多反映王室政教史事，大雅、頌多為祭典樂章。所以詩的內容是嚴肅而高尚的，其功能在于社會教化。孔子有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對的。《詩經》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是三代文學藝術的最高代表，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的思想精神和文化成就，不可等閑視之。如依某些學者所釋，《國風》、《小雅》大多是男女情詩，便致使嚴肅高尚的經典庸俗化，造成許多詩的解釋難以自圓其說，把“郁郁乎文哉”的周代輝煌的歷史文化，搞的變了面目。因此，蘇東天這部專著，不僅對《詩經》的深入研究起到重要的影響作用，而且對我們今天研究、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有著重要意義。 通過《詩經辨義》‚我們了解到蘇東天治學的高度嚴謹態度和洞悉我國歷史文明的能力，這種治學精神和能力是我們當前所缺少的。反觀當今，我們恰恰缺少一種深刻的反觀和內省自己的歷史文明的力量和勇氣‚只喊些先鋒口號和做些表面文彩，或拜或踩，或是戲說之、或借古喻今而獲利之，忽西忽東，或始終在固有的東西上翻來覆去和轉圈圈，既進不深，也跳不高，對中華文明缺少一種深度的認真挖掘‚囿于現有的表面東西做文章。我們應當從蘇東天的這種以負責和認真的批判態度，以縱觀歷史的高度和深度審視古代歷史、文學、哲學和思想理論，以廣深的視野去挖掘和發現中華古文明千年遮蔽塵封的寶藏，還原中華古代文明真實的恢弘華章，從中才可透視出中華文明文藝復興的一絲光芒。 2007年10月24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