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當代藝術家像朱利安·施納貝爾一樣，仿佛永遠都不會屈從于幾百年來傳統繪畫界定的規則，也不滿足于重復自己那些成功的作品。他的作品在北京的展出，可以說給中國當代藝術拋出了一枚強勁的彈藥。 施納貝爾畫展的啟示 在美國，朱利安·施納貝爾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畫家和雕塑家。有人評價他是美國藝術圈子里靠電影和媒體出名的人物，盡管很多人開始知道朱利安·施納貝爾的第二身份是個電影導演，但是他仍舊堅稱自己首先是個畫家。 在中華世紀壇開幕的這次展覽上，展出的作品涵蓋了施納貝爾自1983年至今創作的30多幅作品，有很多甚至是他藝術生涯中的標志性作品以及近作，而這些作品正是美國新表現主義的精髓所在。新表現主義的出現是對美國上世紀60至70年代中缺乏感情的冷漠表現的反撥。這一繪畫風格基于抽象表現主義之上，他們從不受限于繪畫的色彩和材料，喜歡采用色面繪畫的色面層次組織，同時吸收最少派藝術的直接表現法和波普藝術的形象。他們的作品沒有具體的題材內容，追求自由表現﹑自由聯想，強調感情的率直﹑天真。 在世紀壇展出的施納貝爾畫作中可以看出，以摔碎的盤子、油彩和木板為材料創作的《奧拉茲肖像》和《抱著塞浦路斯的奧拉茲》是最吸引觀眾視線的作品。作品明快的顏色，具有動感的畫面，以及畫家通過顏料和肌理表現出的愉悅，直接消除了藝術與觀眾的距離。兩幅3米×4.5米的《圣保羅·瑪爾菲的轉換》是施納貝爾通過樹脂、石膏，結合了油畫在帆布上的創作，大膽地表現畫家內心無限的精神世界和飛躍力量。同時，也體現了施納貝爾創作的最大特點——顛覆傳統作畫材料，或是涂鴉、拼貼，或是間接地引入攝影和古典繪畫，將美國式暢快與張揚拋向每個觀眾的視野。 除了在藝術界取得的開創性成就以外，施納貝爾的作品在商業市場上的表現更是被國際藝術界所津津樂道的一個成功案例。早在30年前，他創作的單幅畫作就賣到了10萬美金，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畫廊展出，并被稱作“紐約藝術界的金獅”。 反觀中國當代藝術 與朱利安·施納貝爾在藝術和市場領域雙贏形成對比的是，近兩年來，在國際藝術界缺乏引導力量的中國當代藝術品價格在海內外急速飆升，也由此備受爭議與質疑。2007年蘇富比紐約春拍的最后一場壓軸“亞洲當代藝術”專場中，310件拍品幾乎囊括了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一線人馬：以張曉剛、岳敏君、陳丹青、王廣義為代表的當代油畫，徐冰、蔡國強、艾未未等享有國際盛譽的藝術家的裝置和綜合材料作品，成為此次拍賣的幾個重要組成部分。當代藝術品究竟是“金礦”還是“垃圾”，當代藝術品屢創天價是否物有所值，這些都成了收藏家、拍賣行以及美術界廣為關注的焦點。 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當代藝術，似乎是在一種被蒙蔽狀態下的，而且僅限于滿足于“歐洲中心主義”的祭品。中國當代藝術和當代中國藝術是兩碼事，前者是出口的產品，沒有太多的學術價值；后者才真正隱含著中國特色、中國藝術的未來方向(諸如試驗水墨等尊重傳統的探索，其實都是可圈可點的)。 中國當代藝術除了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外，大多數從事藝術生產和經營的人已經背離了藝術本體。許多人甚至在吸納了一些從西方舶來的新奇理念后沾沾自喜，生怕自己的筆下生不出奇異的東西。因此，占位不少的藝術實踐者在藝術界以其對那些自己都糊涂的藝術表現形式不斷地做著樂此不疲的拷貝。 中國當代藝術的癥結 中國的當代藝術覺醒于上世紀80年代，誕生于后印象派和表現主義的傳統中，這兩種風格和中國流行的現實主義繪畫有著很強的內在關聯。首先是80年代以來的以繪畫為主導的中國前衛藝術已經被簡化為玩世現實主義和政治波普的繪畫，而這種單一的繪畫形式在冷戰結束后成為國際收藏界追捧的對象。之后，又逐漸催生了90年代在北京東村發生的觀念藝術和行為藝術，激發了比玩世現實主義和政治波普更加年輕一代的藝術家。 90年代的中國社會從封閉化迅速走向“市場經濟化”，社會生活的內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無論是文化還是生活，人們對抽象意識形態不再感興趣，而是開始追逐消費社會的生活樂趣。 年輕的反叛的中國藝術家正在進行觀念藝術與行為藝術的試驗。他們的展覽刷新了尚在物質貧乏階段的中國當代藝術對“視覺”、“質量”的理解。和這個相關，他們顛倒了，而不是打破了藝術和生活之間的界線，并在不斷地延長和強化這種錯位。他們生活方式和藝術作品之間的關系以及某種對于日常生活的極端表現也影響了中國藝術家。 流行文化和大眾傳媒對于當代藝術的挑戰不僅僅只在于文化姿態和價值判斷，同時它也呈現在藝術的語言方式和表現方式上。流行文化以電影電視、音樂、游戲等手段，能在一個時間段內調動所有人的感覺能力，甚至能產生虛擬和仿真的效果，所有這些都是傳統藝術在欣賞中很難提供給觀眾的。同樣，藝術如何在美麗的現實生活中獲得自己存在的理由和價值，這是后現代主義留給藝術的最大問題。 應該說，中國當代藝術品的最佳投資期已經過去了，現在早已不是昔日的“遍地是金”，中國當代藝術的第一上漲波——“價值發現期”已經結束。藝術市場行情的整體升溫不可避免地導致魚龍混雜的現象，不少毫無藝術性可言。缺少投資價值的作品也趁機“搭車”上漲，垃圾屢見不鮮，價位高估比比皆是。 中國當代藝術是否還應該以回歸自由、呼喚人性的姿態出現，是否應該堅持對中國人生存感覺、文化境遇的終極追問，以及在遵循中國的傳統藝術形式之上提升藝術家關于個體的藝術和生存體驗，才是當今藝術家必須關注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