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城市，不要多談你自己，在書中，我也很少聊紐約的日常生活，我不是城市作家，只是通過一些藝術形象帶出生活。” 借著今年11月《紐約瑣記》修訂版出書的東風，10月18日，陳丹青受北大研究生會和哲學系、歷史系研究生會的邀請來到北大發表了主題為“紐約，紐約，關于《瑣記》的瑣憶”的演講。 教室里早已站滿了人，陳丹青先生也早早來到了現場。他曾經說過，自己讀的最多的就是魯迅和托爾斯泰，但公眾眼中的陳丹青似乎更多了些魯迅的嚴厲，少了些托爾斯泰的溫情。近距離地面對北大學子時，陳丹青充滿了冷幽默，卻溫和。 還原美國夢里那個真實的紐約 “紐約不是話題,它不是學術問題也不是文化問題。”在這“不是話題”的話題中，陳丹青講述特殊時代的留洋藝術家真實的生活狀態。 “到了紐約，發現問題很具體，那就是生存。”陳丹青覺得，作為文革后第一批走出國門的人，他們是尋夢者，也是探路者。 在陳逸飛所描述的“到了飛機場，只有5個箱子跟著我，坐上車，一直向前跑，不知道前途在哪里”的情況下，中國的藝術家開始了在紐約的漂泊。美國與中國有太多的不同，那里既沒有宣傳部也沒有文化部，“沒有人會給藝術家發工資，沒有人會理睬一個剛來紐約又不會說美國話的中國人。” 但是，陳丹青無疑是幸運的，有個畫廊老板看到了他在國內的成名作《西藏組畫》，于是邀請他辦畫展、賣畫，這個畫廊讓他免于面對生存的壓力。 講述過程中，陳丹青提及最多的就是所謂的“紐約的地面生態”——社會的黑惡勢力，藝術家們租的廉價畫室都散布在充滿色情與暴力的街上，所以幾乎每天都會面對很多問題。 今天的紐約已不是從前那個樣子，而今天中國藝術家的境遇也和過去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正如陳丹青所說，八十年代初的人是帶著強烈的渴望走出國門，去開眼界，去美術館，去學大師，雖然現在中國變強了，在國外也不會有強烈的漂泊感，但是無疑，歷史的風云際會已經給“苦過來”的那一代人與那一代的藝術創作烙下了時代深深的印記。 中國藝術在紐約：跳出來的那一群人 “紐約是一個圈子，當然它是一個非常小的圈子，是小眾的文化，但它給大眾開放，給大眾一個選擇。”陳丹青這樣評價紐約的藝術。 在紐約的十幾年，陳丹青見過關于中國藝術的四次展覽。從最初的來自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錦繡中華”到1998年“中國前衛藝術展”。他認為這其間的改變，不僅是主題，更是西方對中國藝術看法的顛覆，從原來單純地把中國藝術等同于唐宋元明清藝術，等同于類似前蘇聯的宣傳藝術，到后來逐漸發現和認同了中國的當代藝術。 在改變的背后,是一群又一群開拓者式的藝術家。陳丹青認為，是那些在海外奮斗的藝術家讓中國的藝術得到了西方的高度承認，扭轉了西方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看法。 除了畫展，中國藝術家在紐約的街頭也是一道風景。三個暑假，陳丹青都曾在紐約的街頭寫生。隨著中國藝術家一批批遠赴海外，在紐約寫生的中國藝術家也越來越多，陳丹青幽默地形容這種場景：“在紐約的大街上你可以找到你的老師，你老師的老師，到了80年代末，在紐約大街上畫像的基本都是中國藝術家，其結果是中國的素描大軍打敗了各國的藝術家。” 在演講現場，觀眾提問的最多的就是關于如何看待現代藝術的問題，陳丹青坦言，很多現代藝術自己也看不懂。但是，他總是強調，不要去問一個東西有什么意義，先去看，看的越多就越覺得不需要急于下結論。 說到今天的北京，陳丹青說，他非常欣慰地看到，北京已初步具有了紐約的條件，那就是每周、每個月都會遇到值得一看的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