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藝術中的公共性不等于公共性的當代藝術
當代藝術中的公共性不等于公共性的當代藝術
當代藝術中的公共性不等于公共性的當代藝術
近幾年來,公共文化和公共藝術成了文化藝術圈許多學者專家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這種現象得以產生的背景是在實踐領域許多公共性或公益性文化項目的實施,是由在當代藝術領域中頗有建樹的藝術家創作完成的。
于是,不少人產生了這樣的認識:在當代藝術與公共性藝術之間并不存在截然對立的立場,二者之間是應該而且可以溝通、互通有無的。早在六十年代,德國學者尤根哈貝馬斯就對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公共文化和公共文化的結構有過精辟的分析,他認為公共文化的消費主體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市民階層,文化的消費對象的公眾化決定了文化被作為商品,進入市場流通,因而文化是可以被評論的,來自公眾方面的各種評論,批評,經由應運而產生的文藝批評家(評論員),而在輿論上左右著公共性藝術文化的旨趣。哈貝馬斯還談到報刊新聞、電視、出版物等對文化進入大眾視野所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應該注意到,在哈貝馬斯那里文化是作為一個整體而與公共性與公眾意識加以對照的,各種價值傾向的文化是在承認其有合理存在的前提下被作為完整的形態而納入西方的社會發展中的,這與中國當前的文化形勢并不完全相同。在中國,文化藝術進入大眾視野的途徑也是通過廣播、電視、出版物、展覽等媒體,但進入大眾視野的文化藝術的風格、樣式、表現手法、題材、媒介和審美趣味,往往不是由來自公眾代言人的文藝批評家的評論引導決定的,文化藝術之外的政府行為才是決定今日中國文化藝術進入大眾視野的關鍵因素,市場的需求、公眾的趣味被認為是要加以引導的。
正因為如此,那種認為不少頗有作為的當代藝術家們和當代文化的工作者們有幸參與公共性文化和藝術的實施,意味著當代藝術和文化與現時的公共性文藝之間存在著溝通、互補的可能是顯而易見的,但這更多地只限于文藝家們角色的轉換。此話怎講?
我認為還是要從當代藝術和文化的價值取向上來看。與公共性文化(不管它是取向高雅優美還是通俗流行)相比,當代文化藝術最主要的價值在于其批判性的取向,而不是認同式的與某個階層公眾共謀性的取向。當代藝術文化的批判性主要體現在對社會變遷中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注,并通過選擇有效的語言表達形式(媒介、手法、風格、樣式)揭示并剔除困擾人的精神自由的種種現實生存問題。這種批判性取向的選擇是首先經過藝術家個人的精神判斷立場獲得的,并沒有有預謀或者有意識地考慮其投放社會、面向公眾時的實際效果。換句話說,當代藝術和文化的批判性價值是通過文藝家的個人化的創作方式體現出來的。并沒有也不可能被某種超然其外的力量組織、協調起來去面對文藝的廣大受眾。準確地講,當代文化藝術的批判性正在于文藝家們的個人精神品格和價值立場,即個人性。
文藝家們這種個性化的批判立場,經由文藝批評家們的發現、理解和詮釋,通過各種傳播媒介進入愛好文藝的某類階層的公眾受眾中,得到后者的理解和認同,從而使文藝家們的個性化語言形式被風格化、樣式化地固定下來。一旦出身于某個階層或者具有某個階層公眾普遍趣味的各級政府或企業的領導者,要興辦公共性文化藝術項目時(就造型藝術而言,公共性藝術已然有代替城市雕塑這種長期統攝人們的狹隘觀念的苗頭),被風格化、樣式化了的藝術語言在今天是有可能進入公共視野的。與此同時出現的情形是,保持個性化批判姿態的文藝家們開始向如何將自己已被風格化、樣式化了的作品語言與公共空間相匹配的項目實施者的角色轉換。
我對當代藝術和文化的批判性的執著,同樣表現在我對當代藝術的公共性的理解上。近七、八年來,中國當代藝術出現的關注人的生存狀態的傾向是有目共睹的,這與我們在學術思想上深受西方關注日常語言的諸學派哲學的影響有極大關系,當然也與八九十年代的社會變革有關。這其間,行為藝術、觀念藝術、裝置藝術和影像藝術紛至沓來。日常的生活經驗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被年輕的藝術家們拿來“聚焦”和“顯微”,被冠以“日?!苯涷炛惖恼褂[俯拾皆是。藝術家們有一種在我看來普遍的思維定勢:關注人的生存狀態,就是關注人的日常生活,關注人的日常生活,就是關注日常生活經驗中的某些局部、某個切片或某種異常的現象,他們認為這種方式就是語言上的陌生化效果,認為這就是當代藝術的開放性、公共性和可參與性的體現。
我最近在與人合作的《藝術無極限?》一文中主要針對這種時下流行的思維定勢,發表了個人的看法,認為相當一部分作品和活動,打著關注生活、面向公眾的旗號,卻做著其實毫無公共性和批判性價值的事情。我認為,當代藝術和文化,之所以在世界上有如此眾多的守望者在堅持著、熱愛著,說明其有旺盛的生命力,證明其在某個階層、某類人群、某些文化背景中有著巨大的穿透力和粘著力。這是當代文化藝術的公共性,而它又是建立在每位守望者的富具個人化色彩的批判性之上的。檢驗批判性價值是否有效傳達的前提,就是看文化藝術家們是否找到了將日常語言轉換為藝術語言的方式。文化與藝術之所以不同于生活本身,就在于其獨特的語言方式,在于其“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正是在這一點上,具有批判性的人文關注,通過轉換了的語言方式,與特定具體的某類人達成了公共的意識,即公共性。
沒有批判性就沒有當代藝術中的公共性;沒有具有公共性功能的當代藝術,并不一定沒有當代藝術中的公共性意識。表面的相似,取代不了實質的不同,個人的角色行為變化,并不意味著兩種不同語境可以相互置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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