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破舊廠房的大肆改造、“超級”藝術展會的層出不窮、圍繞著藝術主題的節日化活動，已經成為城市大眾的娛樂消費方式，而城市本身已然成為了文化消費的場域或“活動布景”。 　　1961年，威廉在其關于城市類型學的權威性論述中，依舊將“藝術”摒棄在外，并將城市劃分為“經濟增長的促進者、舒適生活的提供者和保護者、傳統公共福利的維護者、利益沖突的仲裁者”四種類型。但事實是，就是威廉所精心劃分的城市類型，在現實中也從來不是經緯分明存在著的，因為城市的意象在人們心目中也從來不是某種類型的臻于完美，而是不同類型的混雜與綜合。 　　進入21世紀，將城市視為單一類型的認識已經導致了越來越明顯的現實弊端。譬如將城市視為“經濟成長的促進者”的認識，在造就了“繁榮的城市”的表象背后，已經將城市的意象與赤裸裸的商業利益劃上了等號；而將城市視為“舒適生活的提供者和保護者”的觀點，則在物欲橫流的催動下將城市演化為“成長而成長”的畸形體；此外的將城市視為“傳統公共福利的維護者”和“利益沖突的仲裁者”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權力的不作為”或者“權力的專斷獨行”的滋生溫床。 即便對于改變的結果眾說紛紜，但是改變對于當代城市而言是某種必須。早在20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就提出了“塑造美好城市”的計劃，其核心就是城市被視為廣義文化政策與規劃的重要一環。 　　“藝術場域”作為一個嶄新的概念被引入，它的積極實施已經在全球各大城市創造了一些存在于城市之中的藝術專屬特區。但這顯然還不夠，因為如果形塑城市新意象的目的是提倡人們的美好共識的話，那么“藝術場域”的概念仍不能完美體現公平和公開的原則，它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金錢平民”（城市貧民）或“地域貧民”（遠離藝術特區的居民）。 　　作為“藝術場域”的某種補充，愈來愈多的城市開始選擇“奇觀式”的文化設計，即創造一些能夠引起視覺震憾和感官刺激的場域或城市景觀。雖然“奇觀，或者期望的奇觀，正如它成功地將群眾的目光從城市某些惱人的過去與未來移開一般，可以在短暫的時間內改變一個城市與某些居住其間的市民”，但是這種由政府所主導的做法，其目的又往往涉及到政府為所轄城市創造更多經濟發展的動機。 　　迪伯將這種“奇觀”視為“資本的累積，直到變成一個明顯的意象為止”，換句話來說，則是商業的動機參與了我們對于城市意象的形塑，并藉由“奇觀”的運用將其彰顯為正面的榜樣。 事實上，克里斯汀·鮑爾的斷言正在一步一步地成為現實：對破舊廠房的大肆改造、“超級”藝術展會的層出不窮、圍繞著藝術主題的節日化活動，已經成為城市大眾的娛樂消費方式，而城市本身已然成為了文化消費的場域或“活動布景”。 　　雖然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爭論，但是21世紀全球對于城市新意象的重塑步伐不會就此止步。研究者和評論者的共識或許已經達成：大家開始相信商業藝術和休閑娛樂，應該和非商業的藝術共榮并存，大眾的參與和文化的多元性應該得到同樣的尊敬，唯有如此才能創造更活力四射與創意十足的城市文明。雖然同時適用于所有城市、所有階層的城市模式如同是“烏托邦”，然而未來的城市應該是一個能夠適應改變、在商業和市民理想間取得平衡以及充滿競爭力的機體。 　　遠在倫敦的Frieze Art Fair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在每年10月舉辦的Frieze Art Fair期間倫敦成為了一個充滿朝氣的升級版的“藝術奇觀”。Frieze Art Fair的模式告訴我們，重塑城市新意象必須先描繪出城市的愿景，同時積極與政府機構以及民間機構等建立合作關系，擁抱差異性，以鼓勵取代控制，支持合理的行政秩序，采取積極主動的策略而非被動的反應，超越視野的局限而關注整體趨勢，正視歷史和現狀，動員政府的所有階層，并讓政府在進程中參與角色。核心就是合作的理念和整合的方式。 　　作為一種有益的嘗試，2007的藝術北京或許也有意于此，因為2007藝術北京的所有規劃皆圍繞于營造北京城市藝術意象的宗旨。與往年不同的是，2007藝術北京還有一個同行者———2007藝術長沙，然而它的意義不僅僅于此。從北京到長沙，兩個城市同樣因為藝術而風云際會，或許可以引導我們跟隨中國的發展脈搏，在當今城市瞬息萬變的現實背景下，一起因地制宜、與時俱變。 　　因為，城市代表了人們對歷史、政治和文化的集體觀點，并非個人的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