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成都雙年展的口號是一個計算機術語,叫“重新啟動”
水墨“清理內存”
□本報記者 李宏宇 發自成都
第三屆成都雙年展的主題是中國水墨。從去年3月到現在,中國當代藝術在全球市場的確火得如同國內房價。房價仍在飆升,當代藝術的行情也繼續飄紅,畫廊、展覽、博覽會像嶄新的樓盤一樣看不過來。但在這一波行情里,中國水墨的身影始終少見,這個代表中國傳統美學的藝術類型,似乎讓市場給劃到當代藝術范疇外邊去了。
于是來到成都雙年展的策展人、藝術家和學者們談起了“水墨邊緣化”、“水墨情結和焦慮”。其實在經濟上,水墨畫一點不落寞。雙年展藝術總監馮斌講了個段子:畫家張曉剛這兩年作品賣得好,在北京某高檔物業購買別墅一套。有多高檔呢?起價五百多萬元。旁邊有人一下子買了兩套,他一打聽,是個國畫家,名字從沒聽說過。“他買個房子,在媒體、圈里都是大事,可人家搞國畫的悄沒聲已經干了很多事了。”馮斌說,國畫交易大省山東,一年的交易額就有近20億元。
長期的官方供養機制和由來已久的“禮品畫”、“商品畫”市場,傳統水墨畫的日子其實過得挺寬裕,只是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大潮當中,中國水墨似乎有點跟不上趟,遠不如油畫、雕塑、多媒體等當代藝術門類那么風光。“通過這次展覽,我們希望讓國畫回歸到這個概念里。它是當代藝術中的一員,不大也不小,要去爭取自己的位置。”馮斌說。
策展人之一、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校區)視覺藝術系教授沈揆一擔心的是,眼下這樣的行情會讓大家覺得另外那些藝術門類才是值得做的事情,“經濟的力量如此強大,也不能怪年輕的學生,這是很現實的問題。”但如果不去推動水墨藝術,不讓大家了解水墨應該、也完全可以加入藝術現代化的過程,那未來中國水墨真的會逐漸邊緣化,或者像近百年來不斷有人提議的那樣,嚴格保留傳統的樣式、技法,繼續畫山水、花鳥、文人畫。
不像水墨的水墨
事實上展覽當中的作品,已經說明水墨的現代化正實實在在地發生著。若不是經過“預習”,很難信服展覽的主題是水墨。參展作品的格式有繪畫、錄像、裝置、攝影,媒材當然包括水墨、紙本設色,但更有布面丙烯、布面油畫、綜合材質。但正像沈揆一說的,“無論什么手段,都還是有中國所謂水墨性語言在里邊,一看,你都還能認識。”展廳最深處是潘公凱的《殘荷鐵鑄圖》,傳統的水墨寫意,但有10.74×8.58米的畫幅。巨大體量帶來的直接震憾不由分說,不過緊接著就讓人替畫兒操心:要不是在展廳的話,掛到哪兒去呢?不過既然中國建筑的體量不斷在向“更大”邁進,繪畫也理應跟上吧——至少國家大劇院或者首都機場的新航站樓就應當有足夠的空間。
尺度上的豪邁嘗試不過是展覽中諸多水墨探索的一種,畢竟畫大畫兒需要的空間、工具等等,就是在潘公凱也算一件難事。
周鐵海的《荷花》,媒材是布面丙烯噴繪,構圖、“筆意”仍是傳統寫意,但殘荷的凋敝凄清,有著傳統水墨難以想像的直觀沖擊力。董小明的《梅》、《蘭》、《竹》和《荷》似是布面數碼輸出方式,“虛焦”效果下的疏影清斜,直接讓人聯想到德國畫家格哈德·里希特的朦朧影調,但又平生出里希特沒有、傳統水墨也沒有的運動感。南溪的《敬禮》系列是水墨的波普,借photoshop軟件把閱兵式行進方陣的照片分離成點陣,用筆和暗紅顏料逐個暈點出網點式的畫面。這是十分耗神的工作,數量不說,色點的形狀大小對手法力度、筆墨干濕的要求,恐怕是魔鬼式的苛刻。
參加“新人特展”的49位藝術家幾乎都是美術院校在讀或新近畢業的學生,他們玩出的花樣更多。向國華用香頭在宣紙上烙出,或者用機器在有機玻璃板上鏤刻出不規則孔洞,替代“四王”、“八大”山水畫中的皴、點等一切筆墨,包括題字和鈐印——“清除”傳統山水名家筆墨,結果卻以另一種方式留下了畫面,這一定值得觀念藝術評論家大書特書。
現代生活與傳統形式在“80后”作者的畫面上也表現有趣的并列。譬如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碩士生李婷婷的兩張水墨條幅《靜物3》,繪出成堆墜落的婀娜高跟鞋,非常時尚,構圖卻十分“文人畫”。川美碩士生譚變用彩色鉛筆在布面上畫標準的文人山水、花鳥,但畫面最前卡通味的可愛少女,也許才是她真正精神世界的表象。
還是用磚頭,也蓋新房子
四川畫家李華生在1980年代還是“新文人畫”中的翹楚,他的作品除了國內美術館,在哈佛、耶魯等大學美術館和大英博物館等均有收藏。畫在美國賣得非常好,而且小尺寸作品,一小時就能畫好幾張。但1987年從美國回來,他突然停止了創作,在此后十數年里沒有賣出一幅畫。
這次他參展的作品中有徹底抽象、“極繁主義”的《春夏秋冬》,4張畫各長三米多,寬一米有余,只是用筆墨在生宣上畫滿致密勻實的格子,耗時一年整。“這就是我的春夏秋冬,我是在畫時間和生命本身。”李華生解釋著他與傳統中國畫的告別,“中國畫里的春夏秋冬也是傳統‘四堂屏’的標準形式,春天畫桃花,夏天畫水墨,秋天畫得比較干,用一點赭石、藤黃,冬天畫白雪……有什么意義?古人都已經畫得不能再畫了。”
美籍華人李華弋的畫作看似取向恰相反,細觀之下,幾乎是不折不扣的北宋山水。用沈揆一的話說,李華弋已經把宋代山水畫的具體皴法用到了極致,“要他造一張宋畫,我看蠻容易。”但退后遠觀,畫面上籠罩著格外的陰郁氣氛,有點像是給山水用上了倫勃朗的光線。這種氛圍感又很現代。
傳統的方式是先構思山水的布局走勢,而李華弋是先在紙上刷滿墨色,再依據偶然形成的明暗效果開始布局創作。沈揆一概括說:“用最后現代的解構主義方法開始,用最傳統的筆墨技法來收拾。”
李華弋倒認為自己搞的是傳統水墨,對偶然效果的運用,是“破墻看章”,中國早就有的。“在那邊生活二十多年,我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這邊大家想的倒是國際化。就像蓋房子,有人覺得最先進的就是不銹鋼、玻璃墻——可不能碰磚頭,碰了磚頭就造不出新房子;但我可以把這房子造得很現代,走近一看仍然是磚頭。”
花樣百出的水墨非水墨作品,多數呈現出形式與內容的某種分裂———水墨語言和技法還在,但背后的觀念是外來的,西式的。水墨早已不再是李小山所說的“用千篇一律的技藝去追求意境”。早在1917年,康有為就撰文抨擊以文人畫為代表的中國繪畫衰微沒落,盛贊郎世寧是合并中西藝術的大師;1990年后,“合并中西”早就不只在繪畫、藝術領域,而在中國每一個角落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
喜歡傳統,有問題嗎?
留戀傳統的果然往往是海外客。美籍畫家張宏圖1960年進入中央美院附中,在那里他接受的美術教育主要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中國傳統藝術。他對待二者都很反叛,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對學生創造能力的扼殺,而傳統藝術的存在,不過是為有反叛意識的藝術家提供一個被反叛對象。“但等我真正了解傳統,開始自覺地重新學習傳統,結果是喜歡傳統,熱愛傳統。”
張宏圖所說的傳統既是中國的,也是西方的,他的創作因此幾乎有些不可思議。他曾經用《芥子園畫譜》的皴法畫自己的油畫,從1998年,他開始用印象派筆法重畫唐宋元明清的山水名作。這些畫作的名稱就叫“八大-梵高”、“沈周-莫奈”或者“董其昌-塞尚”。“我禁止自己在畫布上表露我個人的色彩趣味及用筆習慣,而是盡力把一東一西兩個藝術家的風格協調或不協調地擰在一起。”
“1/4的洋鬼子”張洪,生在美國,長在紐約,“1/4”是因為外婆是蘇格蘭人。1964年,10歲的張洪開始學習中國畫,先后師從郭燕嶠、王濟遠和王紀千。他獲得了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美術史碩士學位,又曾在蘇富比拍賣公司中國書畫部任職,“別人畫畫為掙錢,我是掙錢為了畫畫”。
張洪畫“四王”路子的山水畫,操著帶口音的流利普通話自稱“對當代藝術不感興趣的老古董”。他的畫里沒有人,也沒有房屋,“我想問題跟很多人反著,”他說,“我有時候想能不能畫出一張沒有時代感的中國畫。都說不能跟古人畫得一樣,我覺得為什么不能?”遠看張洪的畫,確實很古,近讀筆觸,他仍有自己的發揮,一些線條放松、隨意地虬曲著,不在章法之內,但整體上一點看不出凌亂。
這兩位畫家在雙年展國際研討會尾聲階段講解自己的創作,遭遇了國內畫家的質疑。一位老先生干脆說張宏圖的畫法是瞎鬧,一個中年女畫家追問張洪畫這樣的畫有什么意義。“我覺得很有意義。好玩,能讓我進入另外一個境界。我畫這個一點兒好處沒有。”張洪說,“三四十年前在美國寫點中國字,畫點中國畫,能有什么好處?”這位女士隨后仍補充了自己的觀點,她覺得沒什么意義。
聽說這個老外的中國山水畫在美國賣得挺好,還被不少美術館、博物館收藏,有媒體還問,這是不是跟韓國要拿端午節“申遺”有點兒像……
這里頭顯然存在自我矛盾:一邊是希望中國水墨現代化、國際化,在世界當代藝術里占一個位置,可是當“旁人”染指中國水墨,又有人覺得心里不痛快。
會下,張洪不像在臺上時那么克制了,他實在挺惱火:“我走我的這條路,你走你的那條路,你說我走得不對,那不是我的問題,我覺得是你有問題。”
第三屆成都雙年展的口號叫“重新啟動”,就是計算機系統的“Reboot”。馮斌解釋說,水墨畫就像是電腦用得時間太長了,系統會變得非常慢;“重啟”是為了清理內存,讓它扔掉沒用的東西,更快地跑起來。看來需要用“重啟”來解決的,還有很多水墨畫之外的,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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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藝術學院的喬圓沿用青綠山水技法,畫城市軌道交通的網絡,畫高速公路的一角。她雙手在畫面上公路邊的野地劃出一個方框:“以前我畫的只是這一部分,非常自然的田園,沒有人工痕跡的山水;事實上我們每天看到的都是這樣的路。我們不可能還活在那樣的世界。”
川美碩士生余洪波用工筆技法把中國當代繪畫里最常見的“大頭”夸張到極致,碩大頭顱與袖珍身軀形成了荒誕的對比,耐人尋味,也非常有“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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