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九銀十，九月是舉辦展覽最好的時節，這在藝術圈也達成了共識。藝術北京、藝術長沙、上海當代藝術博覽會、平遙攝影展、成都雙年展相繼推出。其中屬9月14日在成都現代藝術館舉辦的第三屆成都雙年展最為獨特。國際化、多樣性在博覽會和年展上早已成為約定俗成的規則，而成都雙年展，與各類展覽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有很大不同，主題為“重新啟動”，目標直指中國畫。 　　成都雙年展于2001年起舉辦，在藝術圈中屬于元老級的地位，其影響和學術價值可以跟上海雙年展相媲美，但這次展覽在藝術形式上的單一劃分，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了國畫水墨畫上，是否能賦予雙年展這個特定名詞更多的意義，不禁讓人捏了一把汗。 　　同時策展團隊的組建，也讓人有些尷尬。受成都雙年展主席鄧鴻之邀，四川美術館館長馮斌代表館方出任第三屆成都雙年展總策展人和召集人。經過一個多月的多方征求意見和聯系，馮斌為館方延請了美國圣地亞哥大學教授、著名藝術批評家沈揆一，美國著名策展人林似竹(Britta　Erickson)和深圳美術館藝術總監魯虹，共同組成了成都雙年展歷史上第一個國際化的策展人團隊。討論中國國畫和水墨，策展人應該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而且還要研究國畫很多年的才行。但這次策展團隊中有一位美國人和一位常年居住在美國的華裔評論家，由此又多了一個問號，但不難看出此次雙年展將國畫國際化的決心和雄心。 　　在雙年展開幕之前，有兩天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的議題就是水墨、國畫在當今背景下的發展。研討會向來是評論家、藝術家發表觀點、產生爭論的地方。這次的研討會更是將人們真正放在了國際化的背景下，20多位參加研討的人員中，有近一半是海外海歸人士，東西方交流，不用即時翻譯，語言的碰撞帶來的沖擊卻非常強烈。在會場上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中國的學者大都持水墨當代化的態度；而西方的學者，則更多探討水墨傳統的問題。這種的“沖突”仿佛是策展人一手安排的，他們策劃了有沖突的研討會，也策劃了有“爭議”的展覽。 　　觀看展覽，是一件很有樂趣的事情，陳瑞林教授提出這次的展覽“不鬧”，筆者認為很有道理。不同于以往聲色光電一應俱全的博覽會，這次雙年展大都是平鋪的畫作，即使有裝置、影像等“異類”作品，也融入到了國畫的意境中，甚至在布展上也有“留白”的痕跡。或許說這次展覽是囊括了中國水墨近年的發展歷程也不為過。傳統的山水花鳥、傳統的人物、反映當下人們生活的極似油畫形式的工筆水墨……還有就是形形色色將水墨貫穿在作品中，卻不好歸類為水墨畫的藝術作品。看到這里，最初的疑慮開始慢慢消除了，國畫和水墨的博大精深，使其足以成為一屆雙年展的內容，而這種窄面的選擇，也正體現了策展人對當代藝術的思考深度，他們的深度讓什么是水墨、什么是國畫這些老生常談的問題，再次凸顯在人們的視線中，強迫人們去思考。特別是對“中國人極力跳出去”和“外國人極力擠進來”這兩個方面的思考。 　　國畫和水墨的中國當代性，在不斷發展中，已遠不是八大、石濤、四王所在的時期了。人們每時每刻不再思索如何變，拿這次的新人特展來說，涵蓋央美、國美、川美在內的12所國內主要美術學院的四十多位學生參展，他們的作品新氣撲鼻，比如李婷婷將可樂瓶子作為繪畫內容制成條幅，李永飛將《山海經》做成裝置卻含有水墨的味道，還有人將水墨與油畫相結合，用油畫的感覺來處理國畫，使藝術類別之間的距離縮短。但有一個問題，在研討會上也被人提出，即使再變，也是別人玩過的，雖然在國畫領域中存在變化，但對于其他的門類，這種變化已成為了常用手法。這個問題，或許正是這次雙年展埋下的一個伏筆。 　　“外國人極力擠進來”，這是筆者杜撰的說法，在展覽上看到了一些非常有古典味道的作品，但不能馬上認為是國內某位大師的杰作，要研究再研究，因為作品很可能是出自外國人之手。在研討會上就碰到了一位名叫張洪的外國人，他的中國畫帶有很濃的臨摹味道，在他看來，中國國畫不要變，要保持傳統，他將自己的風格命名為“美國派的現代傳統古典中國水墨文人畫。”從這個命名上看，似乎最重要的還是傳統和古典。而另一位在美國居住很久的中國畫家張宏圖，從最初畫油畫，到后來畫國畫，再將兩者結合起來，用莫奈、凡高、塞尚的意境配合芥子園的手法，畫出了中西結合的新作品。但隨即遭到在場人士的駁斥，認為這屬于“唐人街”的畫法。不管是何種叫法，也是一位畫家在中西方文化形式碰撞中產生的想法和概念。而策展人敢于將這種碰撞大膽地展現出來，就已經比很多玩概念搞大雜燴的博覽會、雙年展要出色很多。 　　最后回到這次雙年展的主題上來，筆者最初未弄清楚，雙年展到底要重新啟動什么，如果說是新水墨、當代國畫或者國際化背景下的新藝術表現，這些對于一屆雙年展來說未免太過小氣。看完展覽、聽完研討會后，筆者逐漸有了新的認識，所謂重新啟動，應該是啟動一種水墨精神，這種精神是完全不同于油畫、裝置等表現手法，而獨立存在的一種中國所獨有的藝術形態，一種融會了歷史和人文的屬于民族也屬于世界的文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