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統(tǒng)計，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處32次，竊取圖書12080冊，竊取文物1102件，并且加蓋了“康生”私章。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guān)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進一步肯定了破“四舊”的提法。但如何破“四舊”，中共中央沒有說明。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召開“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并舉行大規(guī)模的游行。這一天，毛澤東第一次接見了紅衛(wèi)兵。從這天起，受毛澤東接見的三十萬北京紅衛(wèi)兵走向街頭，張貼傳單和大字報，集會演說，開始了破“四舊”運動。 　　文物古跡、圖書字畫遭殃 　　紅衛(wèi)兵的目光從店鋪轉(zhuǎn)向包括歷史文物在內(nèi)的更加廣泛的目標。紅色的風(fēng)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萬戶，在二十天左右的時間里就有十萬多戶被抄了家。北京破“四舊”運動開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國各大城市乃至農(nóng)村。在破“四舊”過程中，北京市有11.4萬多戶被抄家。按當(dāng)時的說法，上海“抄了十萬戶資本家”。全國上下總共約有一千多萬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的大量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在火堆中消失。 　　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有4922處被毀，其中大部分毀于1966年的八、九月間。 　　在紅衛(wèi)兵抄家的過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舊圖書和字畫也遭到清洗。被譽為“中國最后一個大儒”的國學(xué)大師梁漱溟，就遭到紅衛(wèi)兵抄家厄運。他后來回憶道：“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意兒’。最后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tǒng)統(tǒng)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紅衛(wèi)兵破“四舊”過程中，林彪、陳伯達等人對于被列入“四舊”的文物字畫大肆掠奪，這無疑是對破“四舊”運動最大的諷刺。據(jù)北京文物管理處文物工作人員事后寫的材料，林彪、葉群拿走文物字畫1858件，圖書5077冊，筆134支，紙1451張，本159本，唱片1083張。陳伯達拿走文物432件，字畫127件，字帖301冊，圖書5355冊，筆159支，紙13卷，本4本。 　　康生和江青也是“四舊”的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約康生去文物管理處挑選珍品。她選了一只18K金的法國懷表，表上鑲有近百顆珍珠、寶石，并配有四條金鏈，僅付了7元錢。 　　文物大盜——康生 　　最可惡的要數(shù)康生。據(jù)統(tǒng)計，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處32次，竊取圖書12080冊，竊取文物1102件，并且加蓋了“康生”私章。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圖書，有兩千多年前的青銅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硯、碑帖、書畫和印章，還有三十萬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藝術(shù)價值的珍品，有的還是絕無僅有的國寶。 　　《書刊報》刊文稱，康生侵占的這些圖書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著一些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機會而竊取的，其中包括齊燕銘、鄧拓、阿英、龍云、章乃器、傅惜華、傅忠謨、趙元方、齊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私藏的書畫。還有25個單位和31個倉庫中“無主”戶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康生納入私囊。 　　傅惜華文革前是中央戲曲研究院圖書館館長，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是中國有名的藏書家。他的藏書，以多、全、好馳名中外。文革中，抄家風(fēng)剛剛刮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處詢問：“傅惜華的書集中起來沒有？”并且一再囑咐：“他的書一定不要丟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華的書已經(jīng)抄出被集中到國子監(jiān)藏書庫，趕緊驅(qū)車前往。到了書庫，一屁股坐在一個破木箱上，動手破捆挑書。就這樣，傅惜華的藏書經(jīng)過紅衛(wèi)兵一抄，轉(zhuǎn)而又流入康生之手。 　　康生的占有方式，五花八門。試舉幾種： 　　一曰借條占有 　　這是文革前康生竊取文物的主要手段。 　　1956年，故宮博物院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龜硯，被康生看中，說是“借”去看看，不僅久借不還，還被康生編入“康硯第五十三號”，據(jù)為己有。這種唐代陶龜硯留傳下來的極少，國內(nèi)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縣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處包括從故宮“借”來的這件共有三件，這三件名硯都是無價之寶，被康生以編硯史為名，從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庫房“借”走。由于久“借”不還，不好入賬，只好為康生辦了調(diào)撥手續(xù)，歸康生所有了。 　　二曰無償占有 　　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處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說：“你看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這是清朝搞的，我從前有一本，不知誰給拿走了，找不到了，這本我拿走了吧！”就這樣，這本清朝的《百家姓》讓康生白白拿走了。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頭陣，率領(lǐng)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陳伯達一伙，擁進文管處庫房。他們像入了寶庫，葉群和幾個武夫爭搶金銀珠寶，康生、陳伯達則將圖書文物各自占領(lǐng)一攤。在管理人員面前，他們又假意互相謙讓，彼此贈送，最后各自帶回，歸己所有。 　　這一次，庫房的圖書文物，幾乎被他們洗劫一空。 　　三曰廉價占有 　　宋拓漢石經(jīng)，據(jù)傳是蔡文姬之父蔡邕書寫，國內(nèi)僅存三件，是異常珍貴的文物，而康生僅付十元就取走了。 　　黃庭堅真跡《臘梅三詠》，極其名貴，當(dāng)時價值數(shù)千元，康生僅付五元就取走了。 　　再如宋畫院仿趙干起蛟圖，當(dāng)時價值千余元，康生僅付一角錢取走。 　　此外，康生還掠走歷代銅印及雞血、田黃等名貴印章達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漢代陳宮、董永等名人銅印，也有現(xiàn)代陳半丁、齊燕銘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五分錢到五角錢的折價掠去。康生很清楚每件圖書文物的真正價值，若在國際市場出售，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任何一件都能成百萬富翁！” 　　四曰掠奪占有 　　“文革”前，大慶出土了一塊三十萬年前的玳瑁化石，這是研究地質(zhì)的珍貴資料，根據(jù)國家法令，應(yīng)為國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為己有。 　　不僅如此，他還要工藝美術(shù)公司將這塊化石做成硯臺蓋，另選精料配制龜形硯身。1970年初，康生通過北京市文管處催促北京工藝美術(shù)公司雇用了144個工人，從山西開采了兩方大紫石，因斷層太多，未做成。最后，又從石家莊買了一塊香油磨石才做成龜形硯身，前后一年完工。而康生僅付四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給，攫為己有。硯臺加工費和無以計算的運輸費用都由國家負擔(dān)。 　　文革結(jié)束后，康生“收藏”的文物曾在景山公開展覽。 　　正是由于這些“上層人士”的貪婪和紅衛(wèi)兵的無知，眾多文物古跡就在這一場“革命”中毀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