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槍擊電話亭中自己映像的藝術家肖魯在展覽現場重現當年場景

上海證大現代藝術館正在舉辦行為藝術家何成瑤的個展，北京現在畫廊在M50的上海分部也正在舉辦“七宗罪”行為藝術展。何成瑤個展的作品，基本上是對她藝術履歷的一次回顧。而“七宗罪”則是對1989年美術大展上七個行為藝術作品的文獻展示。 　　何成瑤多年以來一直在堅持著自己的行為藝術創作，并由此發散開來形成了作品系列。“七宗罪”則從中國行為藝術的源頭上進行了一次回望。不管這兩個展覽的形態如何，它們都難免讓人聯想到當下。客觀地說，這兩個展覽在當下的藝術氛圍中顯得有些突兀。 　　隨著架上繪畫主流地位的逐步確立，新媒體藝術作為后起之秀的咄咄逼人，行為藝術，近兩年似乎正變得越來越邊緣。甚至，它們最多只是某些大型藝術展覽開幕式上的點綴，聊勝于無。一大批早年間做行為藝術出身的藝術家已經轉行，飽受非議的另一部分藝術家因為各種原因又沒有新的作品面世，從新舊藝術家的承接上來看，行為藝術也有些青黃不接。難怪，不少人至今懷念上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那時候可謂是中國行為藝術的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當然并不是一個普遍的提法，這只是一種印象。它的產生，當然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西方觀念的進入，使得長期閉塞的中國藝術家突然獲得了十分順手的理論武器。他們揮舞著觀念的大棒，向官方美術體系索取生存空間和話語權。這個場景，似乎讓人看到一群衣衫襤褸的平民走進貴族極盡奢華的花園。 　　一部分激烈的藝術家迅速發現了行為藝術作為一種藝術方式的優越之處，它不需要借助過多的外在表現形式，身體的語言就是最有效的語言，因為身體的復雜涵義足以讓作品本身具備充分的成立依據。這也正是西方對中國文化的策略帶來的必然結果。西方文化急于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剛剛走出封閉的中國，檢驗其價值的普遍性，滿足其實現文化“霸權”的欲望。當時在中國尚沒有合法地位的觀念藝術，尤其是一些后來被頻繁提及的行為藝術經典作品，能夠為其提供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