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昆明一名男子在街頭上演了一場名為“問路”的行為藝術。這名男子只穿一條褲衩，把全身用白漆涂白，身披白色披風，只露出兩只黑黑的眼睛。這名男子手捧49朵玫瑰花，看到電話亭，他停下來深情地親吻電話亭；看到窨井蓋，他也要上前吻上一吻，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玫瑰放在窨井蓋上。（9月12日《春城晚報》） 這不禁讓人想起了去年被網友惡搞的“梨花體”詩歌。據某些“評論家”說，所謂“梨花體”其實是高雅的藝術，學名叫作“廢話派”。“梨花體”詩歌與昆明這場行為藝術堪稱“異曲同工”，如“梨花體”代表作：我堅決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場所/的衛生間/大便后/不沖刷/便池/的人（《傻瓜燈———我堅決不能容忍》）。9月6日，在上海藝術博覽會國際當代藝術展上，就上演了一出備受爭議的行為藝術———有人用壓路機碾軋上萬個蘋果；一天后，蘇州河也上演了一場行為藝術———有人在河里放一千個臉盆，然后拿走。縱觀近年來，國內的行為藝術大多荒誕怪異、無聊惡俗。高雅的詩歌藝術可以如同兒童的稚語，先鋒的“行為藝術”當然可以接近瘋人的動作，兩者豈非“絕配”？ 盡管當代文藝批評強調藝術作品的“意義模糊”和“釋義無限性”，但是也不能由此就偏向另一個極端，把藝術區別于現實的獨特本質剔除一空。如果是這樣，那么我在垃圾桶里隨便揀出一件垃圾擺上展臺，這豈不也成了“藝術品”，我豈不也成了“藝術家”？是不是我無聊時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廢話派”詩歌，我豈不又成了“詩人”？這樣做有意思嗎？很“藝術”嗎？ 恰恰相反，行為藝術的“梨花化”展示出的不是“意義的狂歡”，而是“無聊的雜耍”。任何一種藝術，如果喪失了內容的具體性和形式的獨特性，它的價值和所體現的東西必然會大打折扣，甚至它本身就應該被“藝術”這個概念“逐出家門”。 藝術“廢話派”們似乎正在形成一種流俗，這種冒充高雅實則媚俗的風氣使得行為藝術越來越令人費解。這種在國外號稱“先鋒”和“革命”的東西，一到我們這里其真精神便被瓦解，形式上的惡意跟風和表面上的低級復制，斷送了行為藝術這種先鋒的廣場文藝的大好前途。日益“梨花化”的行為藝術在變相地詆毀藝術，它間接地宣告了“藝術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