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藝術家手里，垃圾最容易轉身為一種戲謔性觀念的載體，但劉建華希望觀眾通過大體量的臟東西看到背后的東西。 時尚的垃圾來自何方？ 作為時尚地標的外灘三號經常以與世界同步的速度發布奢侈品信息，廣東路上泊著的名牌轎車也許是財富快速累積的象征。但其四樓的滬申畫廊，一直以挺立于當代藝術最前沿的閃亮身姿，頻頻通過觀念藝術來誘發人們觀照在經濟快速發展中人的尷尬境遇。比如數十萬支香煙的鋪陳，比如數噸蘋果的腐爛過程，比如砸碎的鋼琴以及砸毀的現場……現在，十余噸垃圾從廣東運到這里，正在為一個題為“出口——貨物轉運”的藝術展充當道具。 劉建華站在一臺綠漆外殼的打包機前，耳邊轟鳴著工人們操縱電鋸的噪聲。他向記者舉起一塊塑料碎片：“看到了嗎？美國生產，原裝進口。” 垃圾來自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關于洋垃圾非法進口的消息，這些年頻頻見諸媒體，中國政府部門一再強調要給予嚴厲打擊，不能不說措施是得力的，但為什么洋垃圾仍然源源不斷地進來？ 劉建華要將自己的困惑展現在觀眾面前。 滬申畫廊有一個炫目而令人驕傲的中庭，現在則堆滿了經過消毒處理后的工業和生活垃圾，所有的方形大理石石柱間的12個出入口都用透明的有機玻璃密封起來，展廳里有選擇地堆放著6個不同規格的打包垃圾，好像剛剛從船上卸到碼頭，箱體上寫著“藝術品出口”的字樣。劉建華告訴記者，他的本意是把進口垃圾通過藝術的處理方式再次出口，給“貨物”重新注入另一種價值的可能性。 “在這個空間做這個展覽，會讓人體味到別樣的意味。看到嗎？窗外就是海關大樓，外灘的建筑訴說著上海開埠以來的殖民史。通過大量老照片，我們還能想象這里曾經發生過的物流場面。對岸是以金茂大廈為標志的現代建筑，中國的金融和貿易、物流中心就在這里。黃浦江兩岸濃縮了上海的發展史。但是，我們這里展覽一批已經變得稍微干凈的垃圾，旨在提醒觀眾，國際貿易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是不平等的。”劉建華對記者說。 雖然，畫廊本身的建筑是美麗的，裝潢也是精致的，但印度綠的大理石并不能掩蓋垃圾本身的丑陋與骯臟。它們以平面或立體的形象，在周邊豪華景觀的襯托下，更加觸目驚人。 等展品全部布置完畢，還會有一大批垃圾從窗口涌進來，從江面的方向，從海關大樓的方向，涌向觀眾的眼前。“江上穿梭不停的貨輪和江兩岸的景觀為作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互動背景和聯想，假如把運貨的傳送帶安裝在展廳里，并通過臨江的窗子送到江面的船上，就可以出口了。”劉建華對這里的環境相當滿意，他認為換一個場所，象征意義肯定要大打折扣。 展廳的北墻上有中英文的歐盟憲法條款和《巴塞爾公約》，這是藝術家獲得的法理支持。《巴塞爾公約》簽訂于1998年，歐洲絕大多數國家簽了約，中國也在不久后成為簽約國，但美國沒簽。“這就是強權政治在國際貿易上的體現。”劉建華說，“游戲規則都是發達國家制定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只能接受這個規則。但事實上，有些國家連這個游戲規則也不遵守，這也是發展中國家生存環境的真實寫照。” 他還舉了一個例子，2005年，當時的英國環境大臣對西方媒體保證：“我們絕不允許用這種方式傾銷未經處理的垃圾。”然而時隔兩年之后，新任的環境大臣布拉德卻狡辯：“垃圾艦隊航行到中國對全球變暖的影響極小，因此公眾不必擔心。”他甚至暗示，從中國運貨到英國的船只不捎帶點什么回去，也是一種資源浪費。 從“旗袍“到《義烏調查方案》 劉建華曾在景德鎮陶瓷學院學習陶藝，后來到云南任教并從事藝術創作，現在是上海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他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用陶瓷作為載體，創作了各種無首無肢體的陶瓷人物，并在粉彩瓷盤里做出各種姿態。無論中山裝、對襟長衫或是旗袍，都是作為某種意識形態的象征物出現的，作品的含義也側重對于本土意識形態的反思。這種狀態的出現和中國80年代當代藝術中概念化、符號化典型特征緊密相關。在這些作品中，劉建華追求的是符號之間不和諧的對立狀態。在這種傾向的影響下，作品所側重的是文化觀點闡釋和抒發，不注重觀眾體驗的參與。 穿著旗袍的東方女性蜷曲在東方瓷盤上，其中暗含的“把玩”態度，被明確化和極端化為一種“玩味”和“享受”，真實地反映了當下某些中國人對女性的態度及過分迷戀物欲的精神面貌。 后來，劉建華通過陶瓷的電腦、工具、汽車輪胎和常見的生活用品來反映人與物的脆弱關系，在展覽現場鋪天蓋地地展示，讓人獲得震撼。短暫的過渡之后，他馬上將關注實現的眼光投注于更加敏感的貿易領域。 上海雙年展上的裝置作品《義烏調查方案》，可以看作是劉建華的突破。他開始從形式主義轉向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分析，以中國的商品生產作為解讀對象聚焦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 劉建華在義烏考察過，印象極為深刻。“義烏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典型縮影。它所制造和聚集的小商品已輻射到世界212個國家和地區，每天有6000至8000名外商在義烏采購商品，每天外運的集裝箱達1000多個。然而，義烏并不能簡單地歸納為小商品批發集散地和加工出口地，它生動地濃縮了中國與世界之間無法預測的復雜的經濟關系。在這樣的社會經濟語境下，雖然所有商品的低設計在實用性、流行文化、低成本、廉價密集勞動力生產上找到了很好的結合，但又折射了中國與全球化的關系，以及中國社會轉型中的生產特征。 正是有中國的這些廉價商品才使世界經濟降低了通貨膨脹率，并引起了勞動力、資本、商品和資產的相對價格發生改變，廉價出口商品抵消了油價大幅上浮所引起的物價上漲，賦予設計物品的商標和價格與社會、家庭、個人的密切關聯性，直接影響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消費心理。 滬申畫廊策展人曹維君先生告訴記者，“在去年的上海雙年展上，他的《義烏調查》引起了觀眾的熱議，我個人也認為是最具震撼力的作品。這次他的展覽，從中國和外國、進口和出口乃至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系入手，涉及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中國近代史伴隨著中國傳統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是西風東漸的過程；二是中國當下的開放社會，在利益驅動下出現無所不用其極的社會現狀；第三，也想借此指向今天的中國商業化背景下的當代藝術。” 垃圾背后還有什么？ 這些年來，劉建華身處上海，格外真切地感覺到發展與環境之間平衡的重要意義，他注意積累有關報道與素材，哪月哪天哪批洋垃圾被海關截獲的消息，都被他記錄在案。“不下一百多條。”他揮動著手中的好幾頁紙張，情緒激動不已。 為了購買這次展覽的素材，劉建華三次深入廣東境內幾個洋垃圾進口加工“基地”進行考察，一開始他以藝術家的身份出現，吃了閉門羹，還差點遭到暗算，后來他假裝成商販打聽垃圾的價格，才得以進入現場。“這些小縣城表面看來很平靜，但進入車間后發現洋垃圾堆得像一座座山，工人們在毫無保護的情況下分揀，其中還夾雜著不少很臟很臭的生活垃圾，這簡直就是對農民工的人格侮辱。我還了解到，洋垃圾中只有20%是可回收利用的，80%被填埋或焚燒，對當地環境造成了極大破壞。我看到那一帶的天空總是灰蒙蒙的，空氣中飄散著嗆人氣味，河流又黑又臭，甚至看得到顆粒漂浮物，幾十年也難以復原了。中國為發達國家的藍天白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以“進口——出口”為切入點，是容易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這些工業垃圾、洋垃圾，除了利益關系之外，還蘊含著其他的內容，表明當下國際交往中的強權，包括文化、政治及精神層面的東西，背后有深刻的社會問題。” 但劉建華并不希望觀眾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 “洋垃圾的進口，看起來是被動的，但在利益的驅使下，國內的不法商人難道不是與洋人配合得很積極嗎？出口國的海關與進口國的海關如果把關再嚴一些，這些洋垃圾是很難入關的。如果我們想到再深一些，那么，用一種美麗的包裝出口另一種垃圾，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的加倍警惕嗎？” 劉建華表示，作為一個當代藝術家，肯定要關注當代人的生存環境和經濟的發展模式，但他只能呈現，不能簡單地否定進口洋垃圾作為制造業原材料的這種發展中國家的慣用方式，但是，“我們要提供一種引發深層次思考的話題，包括強權政治在經濟上的反映，包括意識形態領域里西方文化的強勢進入，所以我才會想到用藝術出口的概念，將這批垃圾回饋給西方社會。同時，希望引起人們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現狀和價值的再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