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運甫近影

　　從外表看去，袁運甫留給我的印象是那樣溫和、儒雅，但當我真正走入他內心世界時，才發現他其實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從國立藝專、中央美院、中央工藝美院到清華大學美術學院一路走來，特殊的人生旅程和藝術經歷，使他看上去比同輩藝術家更加厚重而深邃，即便是在70多歲以后，他的藝術追求依舊那樣執著，情感世界依舊那樣豐富，社會責任感依舊那樣強烈，在創作上有鮮明的個性追求，對于民族藝術的傳承與創新，更是有著自己獨到的觀點和主張，他依舊在為自己的藝術夢想奔波忙碌著。 　　30年后再次為毛主席紀念堂創作復制《祖國大地》 　　今年春天，中央辦公廳和毛主席紀念堂的有關領導找到袁運甫，安排他為毛主席紀念堂創作復制大型藝術掛毯《祖國大地》。73歲的袁運甫沒有任何猶豫，一口答應了下來。在袁運甫的心中，這是一項很光榮也很神圣的任務。 　　袁運甫第一次接受這項任務是在30年前，當時有關方面安排他和劉秉江等人為即將動工修建的毛主席紀念堂創作一件大型藝術作品，創作地點設在北京王府井北大街的考古研究所。袁運甫有自己的創作習慣，他每次都是先在家中把藝術構思畫成小稿，然后帶到辦公室去放大，那段時間他們前前后后創作設計了很多題材，經過篩選上報，準備取意毛主席詩詞《詠梅》進行創作，但這個方案最終未被采納，后來是按照毛澤東詩句“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進行藝術構思，寓意毛主席與大地同在，永垂不朽。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創作，袁運甫等人終于完成了送審稿，為把毛澤東坐像襯托得雄偉高大，他們采用了民族傳統的畫法：大山小畫，以小見大，江河、樹木和遠方群山都用朦朧的畫法來處理，使畫面顯得更加深遠，把人們帶入遼闊深遠的意境。在此期間，他們根據毛主席紀念堂美術組和中央有關領導的意見，多次對作品進行嚴謹細致的修改，最終完成了高6米、寬2米的油畫作品《祖國大地》。這件巨幅油畫無論從藝術上還是政治上說，都堪稱精品，畫面上是東方欲曉的神州大地，近處山巒起伏，飛泉流瀉，長江黃河千回百轉，歸向大海，遠處雪山滄海，依稀可見。整個畫面大氣磅礴、基調明快，使人心潮澎湃，胸襟開闊。 　　這幅畫由山東煙臺絨繡廠負責繡制絨繡畫，袁運甫對女工的創作進行具體的藝術指導。 　　1977年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前夕，毛主席紀念堂落成，這件羊毛掛毯就布置在巨大的毛澤東坐像背后。遠遠望去，毛澤東就像端坐在這群山之巔、大地懷中，好似在巡視祖國大地的途中小憩。這幅藝術珍品從此深深留在了無數人的記憶之中，也成為毛主席紀念堂里最珍貴的藝術品。 　　30年過去了，作品的顏色開始有些變化，毛主席紀念堂要求他對這幅作品進行復制。袁先生原本以為這件事并不復雜，但接手以后，才知道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樣簡單。原來的畫稿找不到了，需要重新進行創作復制。原來的創作集體早已不存在了，創作任務落在了他一個人頭上。他推掉了其他的一切應酬和活動，全力以赴地投入創作。歷時數月，一幅同原稿一模一樣的油畫作品擺在了有關方面眼前。順利通過審查后，他又開始馬不停蹄地對繡制單位進行考察。經過全面論證衡量，他和有關單位一起確定了由清華大學纖維研究所負責進行編織。袁運甫說：“清華大學纖維研究所把最新的納米技術應用到創作中，使作品在色彩上更生動，質量上不變質、不變色、更長久。”袁先生對這件作品的創作格外用心，經常到所里進行創作指導，在質量上把關。 　　不久，這件新的藝術掛毯就會布置到毛主席紀念堂，而原來的那件作品將作為珍貴文物被永久收藏。 　　為藝術鼓與呼是我的責任 　　作為當代公共藝術的奠基者，袁運甫數十年來堅持在這一領域進行不懈探索。他認為積極參與城市文化建設，是公共藝術工作者服務于社會的主要方式。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公共藝術已經作為一門新學科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袁運甫說，對城市的建設和改造，要有長遠的、整體的規劃，不能搞成千篇一律，讓人走遍全國卻感覺在同一座城市里旅行；更不能不考慮城市的歷史與文化，一味地標新立異。袁運甫先后為首都國際機場創作壁畫《巴山蜀水》，為北京建國門地鐵站創作壁畫《中國天文史》，為世界公園門口創作彩色花崗巖拼鑲浮雕壁畫《世界之門》，為人民大會堂山東廳創作鍛銅貼金箔的壁畫浮雕《泰山攬勝》，為中華世紀壇大廳創作的花崗巖拼鑲浮雕壁畫《中華千秋頌》，為全國政協創作花崗巖浮雕壁畫《高山流水》。這些作品給人們帶來了強烈的視覺沖擊和審美愉悅，已經成為這座城市的重要符號，成為人們美好的記憶。 　　袁運甫敢于大膽闡述自己的藝術見解和主張，也經常為自己所關注的問題奔走呼吁。他說藝術家的責任感要求他必須這么做，否則，內心就無法安寧。 　　對于當代藝術教育，袁運甫有自己的獨到主張，他認為美術教育必須建立大美術觀念，讓學生全面學習提高綜合藝術素養，現在的藝術教育過細的劃分，使學生的藝術視野和知識結構受到很大局限，使每個人只能走一條狹窄的路。對于十分盛行的老師帶弟子的做法，袁運甫也不茍同。他認為藝術不能搞成作坊式的，如果學生只能摹仿師傅，必然造成藝術狹隘。袁運甫曾大膽提出“自助式教育”，體現在教學上應該實行學分制，增設選修課程，這在藝術院校過去是沒有的。其次，實行工作室制，一些志同道合的藝術家一起組成工作室，學生可以自由選修。這樣既保持了每個人的特點，又培養了學生的創造力，而不是按照模式化去培養和塑造學生。 　　袁運甫還多次呼吁，盡快建立國家藝術博物館，集中展示我國的珍貴藝術品，這是作為一個文化大國的必然要求。 　　對于前輩師長，他一生都心存感激 　　回顧自己的前半生，袁運甫很動情地說：“我17歲考入杭州國立藝專，從那里走上藝術道路，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與諸位藝術前輩的悉心栽培是分不開的，是他們把我引入藝術的殿堂，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正是仰賴這些可敬的前輩師友對我的培養。對于他們，我一生都懷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袁運甫說，前輩藝術家十分令人敬重，他們當時的創作環境比今天的我們要艱難得多，甚至不可同日而語。但他們對民族和祖國的忠誠，對藝術的不懈求索以及他們對精神世界的堅守都值得我們學習。袁運甫在杭州國立藝專學習時，曾經師從黃賓虹、林風眠等許多老一代藝術大師。袁運甫回憶說，那時80多歲的黃賓虹住在葛嶺，他的兒子黃映宇和我是同學，經常帶著我到他家中，使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老先生。黃先生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晨先是神閑氣定地打一套太極拳，那份從容淡泊不是一般人能達到的。然后開始大聲朗讀自己新寫成的詩詞，一字一句讀得抑揚頓挫、韻味悠長。對于自己的班主任彥涵老師，袁運甫的記憶更為深刻，沒有講課任務的時候，彥涵總是早早起床到孤山畫室去創作，他一進去就把門從里面鎖上，開始忘我地創作，餓了就啃幾口涼饅頭，直到天黑才回家。袁運甫有時趴在窗子上偷看，被老師為了藝術而像苦行僧一樣生活的精神所深深感染。后來有半個學期，學校安排外出創作，彥涵帶上了袁運甫，兩人吃住創作都在一起，使袁運甫從老師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兩人的師生情誼從那時一直持續到了今天。2005年，年近九旬的彥涵在中國美術館舉辦藝術回顧展，袁運甫推辭了很多重要活動，和夫人早早趕來向老師祝賀，這份真情令彥涵動容。 　　袁運甫與畫家吳冠中也是交情深厚，“文革”時兩人一起下放農村。即便是在那樣的環境中，他們也沒有放棄對藝術的追求，在勞作之余，他們利用糞筐作畫架，偷偷作畫，后來被朋友們戲稱為“糞筐畫派”。上世紀70年代初，為完成北京飯店大型美術作品《長江萬里圖》，他們一起從上海、蘇州、黃山、武漢、三峽、重慶，一直到浙江及膠東的許多漁村共同生活創作，這一寶貴的人生經歷，讓袁運甫至今想來還留戀不已。 　　共同的追求和愛好，使一家人的親情更濃更深 　　同許多北京的藝術家紛紛到郊區創作居住不同，袁運甫選擇了留在城區生活，他的家在北京東城一個小區的居民樓里，環境清雅幽靜。為了便于創作，袁先生在自己居住的樓里又購置了一個單元房子，在里面布置了一間大畫室，他和愛人錢月華每人一張畫案，只要有時間，就到那里去畫畫。在中國畫領域，他嘗試從材料、色彩、表現內容、創作方式等多方面入手來改造、豐富中國水墨畫的表現力，他創作的彩墨畫曾先后被國家領導人作為國禮，贈送法國總統希拉克、英國首相布萊爾、加拿大總統克里蒂安等政界要人。前不久他代表中國畫家創作了國畫《萬里長城》，在中國美術館展出時，受到普遍好評。 　　袁運甫和愛人錢月華是同學，兩人從同窗之誼到心生愛慕，至今已經一起攜手走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他們在藝術創作上是知音，在生活上是伴侶。他們的兩個兒子早已長大成人，自立門戶。大兒子袁佐先是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學習，又在中央美術學院學習考取研究生，赴美國學習深造并留在美國麻省美術學院從事美術教學，最近還帶領20多位學生和美國的訪問學者來中國實地學習研究東方文化。小兒子袁加也是從事藝術創作的，曾設計《哈雷彗星回歸》郵票，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內的藝術設計和布置也是他的杰作，最近在為北京2008奧運會運動員村做環境設計。說到兩個兒子，袁先生的臉上不由地流露出作為父親的自豪和驕傲。有時，遠在美國的小孫女和在北京的小孫子到他身邊來過暑假，他教孩子畫畫，帶孩子外出參加活動，在融融親情中享受著天倫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