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陶藝被業內人士稱為火與土的藝術，但陶藝家最怕火。如果說土的塑造還可玩弄于股掌之間的話，那么燒制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就一直難以逆料，“上帝之手”常常將藝術家捉弄得幾乎發瘋。現在，有一個叫朱樂耕的陶藝家偏偏要跟“上帝”拗拗手勁。 上海美術館，一個名為“環境與空間的思考”的陶藝展開幕了。觀眾面對一件件巧奪天工的陶藝作品，驚嘆之余忍不住伸手摸一摸，他們不相信眼前的東西是用泥巴“燒”出來的。重點看護一件作品的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一個上午我已經向至少30個觀眾提醒過了，但還是不斷有人去碰它們。” 早在十幾年前，朱樂耕就在上海舉辦過個人展覽，結交了不少的朋友。當時藝術市場剛剛蘇醒，上海人對景德鎮的陶藝也剛剛發生興趣，看了朱樂耕的作品后，發覺這個人的東西與眾不同，挺有現代氣息。于是不少收藏家開始盯住朱樂耕了，露面一件就收藏一件。 6年前朱樂耕曾有意在上海美術館舉辦個人陶藝展，但突然接到韓國麥粒音樂廳環境陶藝設計的單子，個展只好擱一擱。但到上海美術館辦展覽從此成了化不開的情結，這6年里，他天天在準備。 開幕那天，記者見到了朱樂耕，臉色又見黝黑，手臂上纏著一條綁帶。“開窯的時候一件正要掉下來，我用手一擋，被鋒利的邊緣劃破了。”他說。在景德鎮有不少大師，但從淘泥、配釉、拉坯到燒窯“一手落”的陶藝家實在為數不多。許多聲名赫赫的大師只完成中間環節中的一道工序，買來現成的坯子草草畫幾筆，再讓窯工去燒，投入市場標價就是數十萬。朱樂耕認為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在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陶藝大師都是親手制作的，不假他人之手。 他指著幾件窯變的作品告訴記者：“直到來上海前兩天我還在景德鎮燒窯，你摸摸，這幾件東西到現在似乎帶著窯爐的余溫呢。唉，燒窯太難了，尤其是高溫顏色釉的作品。有的作品明明做得很滿意，就因為火候沒掌握好，一開窯，只消瞄一眼，腦門沖血，兩眼一抹黑，真想撞頭啊。好幾窯都燒壞了，只是意外得了幾件好作品。為什么古人在燒窯前要祭神，因為燒窯的確有一種與神交游、與上帝同在的感覺。有時開出一窯，色彩斑斕、亮麗炫目的釉色撲面而來，我就意識到這不是個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是上帝的手在點化這一切。我這次帶來的不少作品都是幾十件中才得到一件的珍品，非常不易。” 從景德鎮走向世界 記者：我聽到有一種說法，你是從傳統陶藝起步的，五彩、古彩、青花釉里紅等作品在20年前就得過不少獎，如果你仍然留在景德鎮，也可能與大多數省部級大師一樣，做點東西賣賣，日子過得很不錯，但我們從總體上來考察景德鎮的當代陶藝，至少在最近10年里沒有大的變化和突破。你選擇離開景德鎮去了北京，是否有跳出原來圈子的設想？ 朱樂耕：我離開景德鎮一方面是我個人家庭的原因，因為妻子在北京工作，孩子也在北京上學。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現在所在的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由于發展的需要，幾年前成立了一個陶藝研究中心，調我到那里去負責。中國藝術研究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有關藝術研究的重要機構，能在那里工作，不僅是對我自己，對整個中國陶藝的發展都是一個促進，因為那是一個中國現代藝術發展的制高點。對我本人的創作、研究與對外交流都有利。 不過我還是經常回景德鎮，那里有我的工作室，我也還在陶瓷學院帶研究生。我認為，如果有創新的理念，并不在乎與環境，而是在乎自己的認識，在景德鎮同樣可以做出新作品，在北京也可以依舊保守。 記者：為什么為這次上海的展覽要準備6年？ 朱樂耕：這要從1997年說起。當時中國美術館為我辦了一次個人陶藝展。題目為“走過千年——朱樂耕陶瓷藝術展”，之所以叫這樣的題目，是因為在這次展覽會上展出的是我十幾年間，每一個階段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觀眾可以看到景德鎮千余年來，最優秀的材質，最有代表性的裝飾手段與技法，都被我實踐過，并加以新的詮釋。不過當時人們對陶瓷藝術還有偏見，都是一些實用的或陳設的瓶瓶罐罐。但我的作品一直試圖超越這種形式，我認為陶瓷材料的那種美和魅力，是繪畫和雕塑所無法達到的。錢紹武先生在參觀后要來宣紙和筆墨，當場題了詞：“日人重器，中國人重氣，氣入于器，天下無敵。” 我認為他是對中國陶藝發展方向的揭示。 就在展覽結束前的一天，來了幾位韓國人——韓國亞洲美術館的館長和他們的資助者韓國麥粒財團的負責人洪正吉先生，我們后來成了朋友，洪正吉先生對我后來的藝術創作影響很大。 他們告訴我，想全部收藏我的作品。 記者：好事情啊，談好價錢就趕緊出手啊。 朱樂耕：他們鄭重其事地告訴我：這些作品雖如果有幸落戶韓國，我們會定期拿出來做世界巡回展，它是全世界共享的財富。我考慮了很久，同意了。但不久韓國遭遇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麥粒財團財務有點困難，直到兩年后，他們才正式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