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徐冰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訪時表示，頻繁地參展已經讓他感到非常疲憊。 　　對于已被西方主流藝術圈充分接納并早已功成名就的徐冰來說，這種疲憊不僅僅來自舟車勞頓所造成體力上的損耗，更多的是來自心理層面的疲倦。他覺得，這些全球性的大型藝術展對他來說已經沒有多少吸引力了，他看不到什么新的東西在里面。在那些邀請他參展的展覽里面，他覺得自己在不斷地重復自己，里面沒有感官的愉悅、神經的刺激；相反，這些展覽，或者大而化之，西方的藝術系統，就像美麗的罌粟花，在絢爛的表面底下流淌著的卻是麻木神經感覺系統的毒汁。 　　雖然是西方藝術界的“座上客”，但徐冰并沒有流于對它的贊美。相反，徐冰對它是批判的、質疑的：“最終看一個人的一生，是看你到底給人類提出了多少有價值的思維和想法，而不是你在藝術界多熱鬧。我希望直接關注社會，認真地做一些有意義、有創造、有益處的事情。它是不是藝術？我不太考慮。” 　　對于西方藝術系統的質疑和批評，在更早之前，徐冰就發表過他的看法：1.“我曾經對當代藝術極其有興趣，并虔誠地接受這個系統的洗禮，積極地參與到其中，但參與完了才知道這個實際相當于一個困境。我開始對這個系統感到太厭煩、太無聊了，太累了”；2.當代藝術系統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它想取消藝術，到頭來其實是取消不了，反把藝術弄成一種難看的“被看品”。另一方面藝術家想擺脫工匠的身份，獲得哲學家資格，實際上他們又沒有那么深刻，反而把自己弄成些什么也說不清楚的“哲學家”。他們不但不為這種不清楚羞愧，反而用來做掩護，放肆地胡言亂語或裝瘋賣傻；3.他們的裝瘋賣傻不但不能被揭穿，而且還被整個藝術系統保護著，結果使一部分當代藝術家可以胡作非為，被愚弄的觀眾還背上一個不懂的罪名；4.當代西方藝術系統的這個狀況已經是病入膏肓，這病根從杜尚就開始落下了，而到現在已經成為難以治愈的綜合征。 　　現在西方當代藝術的前進方向其實杜尚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鋪設好了。名重一時的托爾斯泰曾經說過：“在我們的世界上，被稱為科學和藝術的東西，只不過是個大騙局，一個巨大的迷信。”而杜尚，仿佛就是上帝派來人間的使者，將藝術這個巨大騙局徹底消除。“啪”的一聲巨響，隨著杜尚的小便池《泉》在藝術展中的出現，“藝術”這個漂亮的彩色氣球便被杜尚用一個大大的玩笑所戳破。杜尚的玩笑并不是純粹的玩笑，玩笑之余，是杜尚對“藝術”的輕視。杜尚所想要做的是把“藝術”打破、砸爛、搗碎；他希望將“藝術”從人類社會中抹掉。積淀在“藝術”周圍的靈暈（aura）開始消散；一度高高在上的“藝術”開始緩緩下落，人們不再需要像古人仰望星空般地仰視這個人造的神話。 　　從此，世上已無“藝術”。 　　作為二十世紀藝術界最大的破壞分子，其實杜尚所要打破的不過是已被過分抬舉、被奉若神明的“藝術”，杜尚反“藝術”的真正意圖是放棄藝術的權威，將藝術活動與生活的界限取消，打破藝術與生活之間的等級。“生活為什么就不能是藝術？”在杜尚看來，生活當然可以是藝術！藝術與生活之間并沒有等級關系，生活無須低藝術一等。自古以來，人類的藝術創作活動不過是人類各式各樣的活動中的一種，各種活動都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做出了貢獻，藝術活動并沒有任何資本將自身與其他的人類活動區隔開來，從而建立等級。杜尚所要做的就是把這種等級砸爛、打破，恢復藝術的本來面目，恢復藝術活動的本真——真誠地面對生活、真誠地面對這個世界；藝術活動以內沒有等級，藝術活動以外沒有等級，世界內一切皆平等地存在著。 　　杜尚的“破壞”活動為往后藝術發展開拓了一大片沃土，為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各種可能性。大批大批的藝術家都追隨杜尚的腳步，繼承杜尚的破壞因子，對藝術倒騰了又倒騰，將其翻來覆去，打爛、砸碎；藝術不應該只是取悅我們視網膜的物件，任何東西都可能拿來做創作實驗，任何東西都有可能是藝術！波普藝術、行為藝術、大地藝術、觀念藝術相繼粉墨登場，大有你方唱罷我登臺之勢。客觀上，藝術的邊界和可能性正是因為杜尚及其后來者得到極大的拓展。藝術也不再是讓眾人頂禮膜拜的崇高之物，它就在我們身邊，我們的生活本身就有可能是一件杰出的藝術品。 　　但是藝術界的后來者們并沒有按照杜尚所設想的方向前進，他們只是在“創造性地破壞著”“藝術”，他們實質上是在杜尚創造的“反藝術”傳統中重新建立其崇尚“藝術”的標準——那就是凡是反藝術的就是進入“藝術承認”體系的標準。你想獲得“承認”，你首先就得采取反藝術的姿態。如果你去問問那些“反藝術”的先鋒派們，他們是不是真的認為藝術不重要了，藝術不再崇高了，藝術和生活平等了，他們的作品沒有必有進入古根海姆、紐約現代博物館，他們的作品是不是不再需要被“承認”了。我想，你會得知：他們希望被“承認”的愿望比誰都來得強烈。 　　慢慢地，在“反藝術”的大旗之下，“反抗”不再是流血沖突的代名詞，相反，它代表著一種狂歡的方式，一種贏得“承認”標簽的武器，一種獲利的手段。“今天，從事藝術反抗事業的獲利程度，已經超過了堅守傳統風格的獲利方式。這讓越來越多的充滿才氣的年輕人投身其間，去從事被命名為‘反抗’的藝術生產活動。” 　　西方藝術世界的種種痼疾，中國的藝術界在很大程度上也難以避免。 　　“藝術為政治服務”——文革期間一句著名的口號，今天幾乎不會再被提及。被從“政治”戰車上解救下來的藝術，冷不丁卻變成了人們發泄的工具，一種審美裝飾，一種社會繁榮的點綴；藝術家們關注的是藝術的“先鋒性”、“前衛性”、風格流變。對現實的回應？考慮藝術與社會、公眾的關系？對不起，那不是“藝術”所關心的話題。 　　在那個曾經經歷文化大動蕩的年代，梁漱溟曾經不無憂慮地問道：“這個世界會好嗎？”在這個被阿瑟·丹托稱為“藝術已被終結”、藝術發展邏輯已被演繹至極限的時代，曾經策劃過“逍遙游”系列展覽的胡斌也曾哀嘆：“藝術會好嗎？” 　　對于所有真心關心藝術的人來說，這會是一個沉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