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瑪格南，阿巴斯愛說自己Born a photographer。“天生的攝影師”為何物？我不知道。只覺得，這個伊朗人的確膽色過人。 1979年，伊朗革命，起先，阿巴斯是革命的支持者。他用involve這個詞，卷入是不由自主的，可以想見，不乏迷狂的成分。It’s my revolution——“這是我的革命”——革命爆發25年后，阿巴斯說完這番話，他遲疑了，補充說，“盡管后來我不再相信它”。 革命帶來人群、豐富的表情和肢體動作，煙火和廢墟重新構筑城市的空間形態。革命空前需要意識形態象征物，以及象征物的傳播。1793年法國革命推出過《馬拉之死》這樣的的象征物，激勵了巴黎市民的廣場斗爭。140年后，西班牙爆發了1938年革命，歐洲和美國的藝術青年奔赴西班牙，組織國際縱隊。這是一支二流藝術家的隊伍，充滿了赴死的激情。西班牙革命推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象征物：“共和軍戰士之死”；攝影在革命中推出了第一個英雄人物，羅伯特·卡帕。隨著大眾傳媒日益發達，戰爭圖片讓攝影師名聲大噪。 阿巴斯承認，自己生逢其時。2004年接受采訪時說，革命使攝影變得重要，但全世界只有四個電視記者在伊朗報道革命。他不無幸災樂禍地說，“現在，最小的事情也有25個電視臺參與報道”。德黑蘭大學人質危機發生后，國外記者在德黑蘭的工作日漸困難。他在正確的時間，做了正確的事情。他成功了。革命為他打開了西方主流媒體的大門。 四年前他出版了代表作，《伊朗日記：1971－2002》，篇幅冗長，選用了278張照片，政治立場和藝術觀念都表露無遺。他在希圖構筑30年來伊朗歷史的象征物。 有人質疑，把照片上特定歷史情境的留影，當作是真實和歷史本身，攝影師的歷史觀念，是否太過傲慢自大？也有人反問，真正的歷史又是什么？外交官員在國外私相授受，內閣會議的檔案不得解密，小民看到的歷史，莫非是戰時管制下的愛國報道？ 時光漸去，舊時政客曾經清晰可見的臉色，在革命里灰飛煙滅；街頭的革命青年變身新的政客，理想主義的顏面蕩然無存；沒有照片，看慣了圖像的現代人，到哪里憑吊歷史煙熏火燎的時刻？因為伊朗人的固執自大，我曾認定，他是羅伯特·卡帕的接班人。紀實攝影的大船開進了深水，聰明人都洗腳上了岸，堅持到最后一刻的，必是深具政治激情的賭徒。卡帕、尤金·史密斯是最好的例子。阿巴斯呢？ 世事艱難，阿巴斯說，自己現在的創作更接近藝術市場。還沒有到出底牌的時候，很多話，都不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