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藝術里的幾個人與幾個環節
中國當代藝術里的幾個人與幾個環節
中國當代藝術里的幾個人與幾個環節
當代藝術,不在其間時,我們看得開心,以之為新鮮、活力,甚至娛樂。我們大學看畫時,只是一掃過,不管操辦者選件多難、運輸多不易、展覽空間多難定,更不管誰出錢誰出力了,只是輕松兼苛刻,那張好哪張壞。
輪到自己參與一點,才發現步步不易,費錢,操心,還要考慮多方關系。
個人之前寫出的文章也是,數據的統計、核對就耗去我了大量時間與精力,太累了。信手寫點東西,可視為閑談,隨意,也不準確,掛一漏萬,拿出來交流,恐怕要貽笑眾人了。
幾位批評家
文字、批評是用來交換看法、思想,是借以往來的工具,甚至某種程度上以此參與了創作,它本身是藝術活動的一部分,而非展示才學、暗示我看了多少書、知道多少人,更非說官話、說大家都不明白、自己也不明白的話。這幾位批評家在我看來基本是說自己所想,愿意交流、有所判斷的人。
彭德
彭德不單不屬走紅,甚至要被忘了。他是“八五新潮”時的老前衛理論家,之前我是沒看過他的文章。后來朋友處討來文集,才發覺寫的好,明晰而有觀點,有學識,有傳統深度、讀的懂,又不若余秋雨一般乏大師含量、卻十足大師派頭。
陳傳席
陳傳席對當代藝術,除了國畫發言不多,但觀點明晰。彭、陳二人學識俱佳,文章有個性面貌,更主要的是寫出的東西不裝腔作勢。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也不一定喜歡這個人,但讓你讀得明白,知道在說什么。
尹吉男
老尹的文字感是很好的,到處跳躍著才氣。很喜歡他提出的“平視藝術”的說話,老尹感覺太多的人仰望藝術,脖子酸就平視、近距離觀。很可以為我們借鑒,這個時代原本沒有權威,何必依仗他人眼睛?平視也未必看得清,自己的感、觀,個人的視角。可以有判斷,但隨意,不是專門的工作,不是確定的結果,不必較真。
朱其
在年輕的批評家中,朱其是敏感的一位。他策劃過一些活動,配合寫出有感覺的文章,但似乎在學識的豐厚與文風的通曉明白方面似乎稍遜。
李小山
李小山很好地展示了批評家的攻擊欲,而攻擊欲望是成為一位好批評家的必要因素,藝術史上沒有哪位批評家因捧場、說好話而被稱之為批評家。需要提醒的是,捧場、說好話和批評家的另一要求——肯定的能力——有著質的區別。捧場,面對有價值的作品、現象,是錦上添花,面對沒有意義的事情,便是吹捧、阿諛。肯定的能力,展現在對年輕藝術家的確認、對藝界新動向的有效判斷、傳播,甚至確立其在藝術史上的位置。
我常常暗自心儀彭德提出的“中式批評”的說法,那種知道尊重傳統的態度。實際上,傳統我們了解不多,提起的時候似乎也沒有像說到哈貝馬斯、德里達來顯得中氣十足。西式的理論是否我們也真的明白?我們的批評是不是有太多二手西方理論的影子?看一看畫冊前言,看一看雜志。有時覺得會不會如我們學西方的建筑一樣,最后變得不倫不類?是否會如學習英語一般,原本交流之用,我們當語言學來學?
有真摯灼見,哪怕只字片言足矣。這就是為什么無忌童言最可貴,為什么短短幾十、幾百字的《詩經》和幾十萬言的《紅樓夢》,在傳遞人類情感、在藝術質量上卻沒有孰優孰劣之分的原因。
我們傳統的品評方法與學養統統丟掉,而1990年代中期以來,批評也迅速丟掉了它學術批判性,大部分成為國外理論的二手轉述者與打工仔,成為應景或捧場。其中,固然有經濟上對批評家的不公,但是否也存在我們個人的堅持與否?
幾位策展人
中國不缺策展人,缺的是有獨立學術判斷的策展人和展覽。
栗憲庭
有人說老栗老了,說老栗勇猛十足,每每沖在前,然而待人有點太寬厚,什么展覽邀請了均會去看。我不反對對人寬厚,對新藝要寬厚,這是展現策展人肯定能力的時候,對失掉建設作用、不好的作品與展覽無須寬厚。我們對老栗要求高了吧——那是因為我們對他的尊重。
我從來沒覺老栗老,二十多年來他的敏感始終在前。從他新近做宋莊美術館館長,以及開館的展覽就發現他的活力,沒有吃老本,沒有依仗既有資源,他做的是獨立電影與攝影的展覽。老栗沒老。人格魅力之外,老栗的學術敏感始終還在,保持者活力。此番,他明確地提示影像在討論當代視覺文化的缺席,或者說,電影界與美術界被人為割裂了,實際上他們共存,討論電影不僅是電影界的事情,更是整個當代藝術文化生態里的事。
冷林 皮力
他們一方面在運營著非盈利空間,一方面要著意學術品格的秉持,面對的問題是其他策展人所未遇見。可以批評不純粹,然而,推當代藝術,個人資源之外,還要踏踏實實養一個空間,真金白銀卷進去,殊非易事。
范迪安
范迪安曾和侯瀚如、柯嘉比(Gabriele Knapstein)共同策劃了中國官方在海外的第一次當代藝術展——2002年于德國舉辦的“生活在此時”展覽。中國官方在威尼斯雙年展(2003年)、圣保羅雙年展(2002年)的首次露面也是由范迪安策劃。
擔任中國美術館館長之后,范迪安面臨的問題恐怕是美術界最多的。很多人都覺得也許只有范迪安才能做的既與當代藝術適時溝通,又和政府高層、文化政策的制訂頻繁直接對話。與此同時,他還要面對公眾,畢竟國家美術館有服務公眾的義務與責任。
幾本書與雜志
要談幾本書是比較困難的,況自己原本所讀不多。如果只讀一本當代批評的書,我會選擇易英的《學院的黃昏》(湖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版)。老易原是畫畫出身,書里有油畫的知識、八十年代以來當代藝術狀況,等等。總體來說,這是一本正統的美術批評論集,不是靠才情,靠的是扎實與見識。我大學時當代藝術的啟蒙,靠得就是易老師的課,后來的這本書比聽課更系統一些。
巫鴻主編的《重新解讀:中國實驗藝術十年1990—2000》(展覽圖錄,2002年)對中國當代藝術做了進行了再整理與梳理,分門類進行了討論。而呂澎、易丹的《中國現代藝術史1979-1989》(湖南美術,1992年版)、呂澎《中國當代藝術史1990-1999》(湖南美術,2000年版)資料翔實可用。
趙力、余丁編著的《中國油畫文獻1542-2000》(湖南美術,2002年版),涵蓋年代更廣,搜羅了豐富的文、圖,可以作為工具書來用,較為全面。
《世界美術》也是易英擔任主編,是一本關注當代國際藝壇動態的學術期刊。大一的時候覺得沒法看,看不懂,只覺內容亂七八糟,不若先前介紹倫勃朗、委拉茲貴之、凡·高的時候好。后來慢慢看懂一些,才覺受益。倫勃朗固然好,然而,當代藝術才是屬于我們現在的。還是那句話,也未必贊嘆所有內容,至少了解信息,不閉塞。雜志類里《藝術當代》(上海書畫出版社)是關注當代藝術前沿的學術性刊物。《東方藝術·財經》是給收藏家看的雜志。有學術界的情況,有展覽動態,收藏家介紹,開本大方,個人很喜歡。
另外,有可能的話,看點古文是很養人的。藝術原本是最高層次的事,是小眾的,是跟人的個體發生關系的,切勿為之受累,要品養。
幾家畫廊
北京現在畫廊、星空間在推動年輕藝術、年輕藝術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黃燎原的文字感很好,京味,行文不八股,飄著些才氣。房方做的兩個大型展覽《下一站:卡通嗎?》、《壞孩子的天空》切入點很好,并很快適時推出了《hi藝術》雜志,很八卦,但也沒距離,為藝術界做了重要的補充。
上海紅橋畫廊、北京偏鋒新藝術空間是新起的畫廊,前者主持竇宏剛,大家都叫他“竇”,后者主持王新友。他們有意思的地方是老板不簡單,原本收藏,后轉入當代,甚至做了直接的策劃推手,并初步獲得了良好的口碑。這兩人一南一北,分別推出展覽品牌:一個是上海的“新界面”,去年一年便推出兩次展覽;一個是北京的“A+A”,這是一個年度展覽平臺。 “A+A”第二回便開始低調全國四五地巡展,這是費力且花錢的事,現在私人肯這么做的不多了。他們著意于“新藝術家”。新藝術家未必年輕藝術家。
北京的韓國畫廊阿拉里奧,做了許多國立美術館當做的工作,把國際著名當代藝術家的重要作品在中國本土、在畫廊里親近的展示。國內獨有其一家如此持續、有計劃的進行。這些活動基本屬于公益性質,畫廊的所得可能就是品牌與口碑了。阿拉里奧的失誤在于選擇中國藝術家時,選擇了業已非常知名者,而非自己獨立推出。這也就沒有展現出挖掘中國現下真正的新銳藝術的能力、沒有展現出自主力推的魄力。
盧杰的長征空間推出的長征計劃做的非常好,多位當代藝術家、策劃人重走長征路,當代藝術直接和基層建立了關連,不再是圈里自樂。且不管效果究竟如何,給藝術家的藝術創作以新的契機。“長征”名字取的也好。
沒有列舉香格納之類的,他們已經很成功了,他們的藝術家是實力當紅的,在推動新藝術、在中國的下一步藝術進程中,似乎目前看到的動作還比較少。畫廊,自身要運轉,必須靠資金支持,要賺錢,只要為藝術家服務,專業,無可厚非。如今是畫廊與機構的時代,未來更是。
幾位收藏家
畫廊談完該談博覽會、拍賣行的,不過我覺他們是一個趣味相對保守的二級市場,且我有多篇專文談及,且省略去,直接來探幾位藝術出資者。
希克是被提到得最多的。他為中國當代藝術做了重大貢獻,他的收藏現在看也很成功了。不過,以他為代表的收藏,即使現在看來再好再全,其實也是個人趣味,無法取代中國人自己的收藏,個人的眼光與趣味恰是需要警惕的。我們實則需要幾個中國希克,有不同的趣味,不同的收藏與推動力。資金的實力早已有了,缺的是同眼光、魄力的長久良性結合。
還有沙奇(Sactthi),其實真的不想提他——這個不知道是做生意,還是真心推藝術的人。但這人實在聰明得近乎智慧了,會經營的不僅畫廊,更有他的品牌。他的網站了不得,利用沙奇的名聲,為大家建立免費的網上畫廊,藝術家也可自助貼上自己作品。此舉吸引了無數中國人,當然主要藝術家,而我這個相關人士也不得不提他。我總懷疑這個人的動機,提他無疑給他做了推廣,卻又無奈——別人若做了這樣的網站,為藝術家、為畫廊無償服務且有巨大國際影響的網站,我也不得不說,因為無法不關注。
事實上,沙奇給我們以重要的提示:收藏家、畫廊誰不想說自己的作品最重要、自己的判斷最準確?但只有踏實為他人提供了專業服務、先說人家好,說自己的畫家、作品好才權威,判斷的影響力自然凸現出來。我想這背后或許有思維的詫異,譬如NBA,大衛·斯特恩可以花上20年來“浪費”、來培育中國人對籃球的興趣,當無數人迷上籃球,不愁沒有市場。這種培養,是真正的長遠、專業。再譬如Google,全世界都在用它,方便,又簡潔到了極至,設計出發點是為所有人服務,且無償。然而,價值回報也就在這個無償中實現了。翻過來,如果先考慮回報,回報居先、至上,也許回報就永難達到那種服務居先、至上的模式所帶來的。先為別人工作,讓別人需要你、依賴你。
國內的收藏家就不說了,他們中多數不愛露面、也不必露面。需顯露的,更重要的是眼光與感覺。也無需面見藝術家,需要面見的是有意思的藝術作品。
幾家美術館
中國美術館、上海美術館、廣東美術館是影響力最大的,其中廣東美術館的經營目前是最專業的:選擇專題、展覽必有圖錄。上海美術館主持的上海雙年展則在推動中國當代藝術的過程中受到多方矚目,這是他們的品牌。
中國美術館在范迪安主持之后,本館自主策劃占到1/3,與各學術機構合作展覽占1/3,外接展覽占1/3,展覽結構和質量發生了重要轉變。只有確立公立美術館的學術權威,才會真正受到業內的認可,在實際的文化進程中起到引領學術的作用。
民間美術館也開始興起,那里寄托著重要的希望,是活躍的力量。不過,國家在政策層面幾乎一點支持都沒有,沒有稅收等方面的優待,商人們是不會進來的。也有人擔心稅收政策調整也會帶來新問題,但合理避稅,避開的錢在文化上有什么不好?這方面的政策傾斜造成的結果將保養民族與時代的文化,那是民族存在與永盛的根本之因。
我們的文化政策制訂者、執行者往往短視,他們不了解文化的情況(更可怕的是沒有去了解的欲望)、真實的信息及具體各環節的實際所需,更不會有長久的宏觀考慮。究其原因,是國家文化機器中的人們沒有明白,文化權力本不屬于他們,他們本身不是權力所以者。國家文化機構是公器,是研究如何置配資源,如何為各方服務。而非制訂有利于自己下屬機構政策、限制他人,更不可以制造障礙以展現力。同時,還要贊助、思考宏觀的文化動向。實際上我們缺失太多。沒有什么比沒有長久文化考量更讓一個民族悲哀的事情了。
2007-4-5于北京清冷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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