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列國北部燕國的方孔圓錢“召刀”是由刀形的“召刀”演變而來；而東部齊國的方孔圓錢“三化”（即貝益化、貝益四化、貝益六化，化者音貨，即通行無阻之貨幣），則由刀幣（即三字刀、四字刀、五字刀、六字刀）演變而來。為什么齊、燕兩國幣制沿革一脈相承，這與當時政治、軍事、經濟有關。 公元前314年，燕國太子昭的父皇噲效仿舜、禹禪位，讓位于國相子之而內亂三年。齊宣王乘機伐燕，噲與子之被殺。據《戰國策·燕策·昭王求士》載：“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仇”。自召公被西周武王始封燕地后，到燕昭王已有755年的基業。期間，使用的國幣，最主要最多的便是刀形的燕召刀（約17克/枚），它是以祖皇召公的召字命名的刀幣（燕昭王也有召，并以方孔圓錢召刀繼之。約5克/枚）。 進入戰國以來，由于人口大增，鐵制工具的廣泛應用，使農業進步，手工業發達，商業隨之興盛。諸如齊都臨淄、韓國上黨等地的大、中、小商市繁榮且“日中做市，聚天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載），各式各樣大量的貨幣流入眾多市場。從西周原始鏟形空首布的誕生，到東周以來刀、布、貝幣和圓錢四大錢系的形成，導致先秦銅幣量多版雜、形制各異且輕重不等，多有鑄地名稱。據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載：“想見商賈可以私鑄，官府并不禁止”；泉學前輩丁福保《歷代古錢圖說》也多處論及先秦銅鑄邑地銘文錢，可見當時鑄幣形式多且地區復雜。這與富商從政、自由買賣土地和社會各階層發生變化有著直接的聯系。 到了戰國中期，東周衰落，諸侯割據稱雄，戰爭連年不斷。由于軍費開支猛增，又很少得到商賈支持，加之交戰國之間敵幣不用，國幣不足，因而，在貨幣運行中經常出現禁而又行，行而復止，貨幣流通嚴重受阻的困難局面。自商鞅變法（前361年）以來，秦國日漸強盛。《史記·秦始皇本紀》疏：“惠文王生19年而立，立二年（前336年），初行錢（即戰國半兩，方孔圓錢之鼻祖）”，遂政府專權，壟斷鑄幣，“天子賀行錢”（《史記·六國年表》載）。 從此，貨幣流通領域中的矛盾在秦國得以徹底解決。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25年后），燕昭王效秦錢法，經濟用銅，鼓鑄大量方孔圓錢“召刀”（值一刀形召刀），并與燕明刀并用，以滿足“金臺招士，厚幣納賢，養兵恤民”之需求。至此，燕國便從幾至亡國的燕國，轉變成燕國最強盛時期的燕國。昭王在位28年后，聯合趙、魏、韓、秦等國，令樂毅（魏名將樂羊之孫）統兵伐齊，破齊70余城，“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莒（今山東莒縣）、即墨（今山東平度縣東南）”。 前279年，昭王死，燕惠王即位，齊施離間計迫使燕棄樂毅而令騎劫為將。齊則用火牛陣以少破燕，奪回失地。齊雖勝但五年戰爭大傷元氣。自齊襄王繼位，見齊刀（約47克/枚）行使不足，折方孔圓錢鑄行省料，工藝美觀，幣輕易攜，行用方便；又覺與華夏天圓地方天地一統傳統觀念相吻，遂效秦、燕始鑄復國方孔圓錢“三化”，即貝益化（約1.6克/枚，值一齊刀）、貝益四化（約6克/枚，值四把齊刀）、貝益六化（約9.5克/枚，值六把齊刀，貝益三化為最早的有廓方孔圓錢）。所謂貝益者從益從貝，本為齊幣專用字，表示齊刀始鑄時幣材重量為益，又表示幣值為貝化20朋（1朋為海、骨、石、陶等貝10或大海貝5）。而“三化”實則從貝不從益，三種幣皆以虛重實值的形式，始鑄并與刀幣共同行使于當時社會。 從兩國交戰到兩敗俱傷，齊、燕命運如此相同；從行用刀幣到減重阿堵，兩國刀、化沿革異曲同工。盡管方孔圓錢在先秦眾多古幣中少之又少且行使期又短，但它們共同的經濟作用及其歷史價值反過來又影響秦。前221年，秦滅六國，始皇建立了中華大一統的封建王朝，不但書同文、車同軌、行同輪，而且廢除了刀、布、貝幣，結束了貨幣流通領域中的混亂局面，最終“以半兩同天下幣”，統一了幣制和度、量、衡。從此，方孔圓錢為歷朝歷代沿用20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