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印章藝術源遠流長，到了明代中葉由于石材的引進和廣泛應用，印章從工匠刻制過渡到了文人篆刻的嶄新時期。作為印章的承傳主體的銅印也隨之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刻銅之法反倒被人忽略了。 明末以來，士大夫們皆以耽玩篆刻小技為樂，從一般的把玩古物到自己分朱布白，其間趣味盎然。印家各逞所長，在印材上多動腦筋，如切玉家江皓臣，刻竹印的楊褒、潘西鳳，紫砂印的顧昕等。據明代張灝《承清館印譜》中所錄22位印人作品來看，有16人80多件銅印作品。由此可見明清印人多善治銅，同時也表明在石材廣泛應用時期，還有很多印人并沒有完全放棄以銅為載體的創作。如明末清初印人汪關刻“張炳樊印”、蘇宣的“張長君”、“張灝之印”、吳良止的“采真堂印”等。他們從過去委托工匠刊刻到親自設計、親手操觚。這些印多系鑄造成型后又經修飾，故線條平和中寓方勁，堪稱精品，在流派篆刻發展的長卷中，留下了濃重的一筆。這些刻銅印人又以皖人為多，從清初至清中期，最有影響的當屬安徽蕪湖銅印世家諸葛氏。 筆者曾收藏一方銅印，黃銅質。印面為直式長方形，提梁花鈕，尺寸1.9×3.1×3.1厘米，朱文“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語出諸葛亮《誡子書》，字口深達0.15cm，筆畫金石味頗濃。邊款三行，行二字：“諸葛寅安篆。”筆意神韻俱佳，十分難得(如圖)。 根據已故皖籍版本目錄學家劉慎旃先生介紹：“諸葛氏銅印世家，當時并不受重視，視同工師之流而非文人之作。因此，見于典籍資料甚少……” 諸葛氏以善刻銅印名天下，表面上看他們重操刻銅之業是追溯古法，探求前人遺則，其實也可能是重起爐灶，重新探索；其次“工整秀麗，章法純厚，得漢人遺意”，通過銅都能精準地表達出來，這便是最關鍵的地方——印章本身的藝術水平所決定的。他們除了在創作上追求漢人遺韻外，更主要的是他們有揉銅為泥的精湛技藝。在印章的制作，鈕飾上也極盡巧工之能事，精鑄細雕。“煉銅鋼皆自為之，世傳其業，不傳外人”，所以件件都是精品，因而才能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中占得一席之地，同時也完成了從工匠到藝術家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