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品拍賣中心的雙城架構開始顯現 　　2007年中國油畫及當代藝術春季拍賣呈現強烈反彈之勢，價格突破千萬元的架上作品達22件，價格總額為4億元人民幣，比1994～2004年11年間中國大陸油畫拍賣市場總成交額(約2.77億元)還要多。 　　反顧今春拍賣的成交額中，紐約蘇富比2.1億人民幣，香港蘇富比2.12億，香港佳士得2.74億港元，北京保利3.4億，嘉德1.76億，香港和北京所占份額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看出：雖然還是全球競爭，但中國油畫及當代藝術拍賣的中心已是京、港并重。在當代藝術拍賣方面，香港和北京旗鼓相當，然而，其他方面卻是各自擅長，最明顯、也最有意味的表現莫過于對“老油畫”和“紅色經典”的不同表現。 　　通常我們所稱之的“老油畫”，指的是一批1949年以前接受完整藝術教育的藝術家們的作品。這些老畫家往往有著傳統修養，卻又不乏現代視野，或留學海外，或師承有海外學養的老師。他們作品存留不多，往往尺寸不大，但畫面單純，方寸間有大氣象。他們最早進行創作的時候也還沒有形成穩定的、可以經常流通的油畫市場(徐悲鴻的肖像油畫是例外)，所以創作動機也相對較為純粹。 　　但在2006年，徐悲鴻的《奴隸與獅》以5000余萬港元創下華人油畫拍賣的紀錄，2007年春這一紀錄迅速被徐氏《放下你的鞭子》7200萬元的價格打破。與此同時，常玉、吳冠中、趙無極等均有多幅作品在香港以千萬元以上高價成交。 　　今春千萬元的老油畫作品共8件，占全部22件千萬元作品的36.36%.與香港蘇富比、佳士得今春老油畫屢創新高相對照，大陸在這方面無論從投放量，還是成交額來說，均呈大幅度萎縮態勢，而美國、歐洲則基本上沒有中國老油畫上拍，可以說香港在老油畫方面已經遠遠領先于行業競爭對手。一方面，這得益于蘇富比、佳士得百年老店的積淀效應；另一方面，大陸及臺灣出現“老油畫假畫妖魔化”的問題，從而摧毀了相當多買家的信心，使藏家視線轉移到市場更廣闊、易于鑒別真偽的當代藝術方面，從而造就了香港“老油畫”拍賣獨占鰲頭的地位。 　　對于香港來說，老油畫的主要成績還在于高端市場，距離建立成一個穩定的一般市場也還尚有距離。這不是一家或幾家拍賣行、畫廊之力所能達到，究其根本，還需要學術研究層面的深入，整體來看這方面還是很缺乏。至今，海內外的美術館均沒有建立起系統的可資作為藝術史標桿的老油畫固定陳列，個案的研究也遠遠不夠，畫冊、學術著作出版不充分。而學術層面的研究，需要好的體制，需要進行一些長遠、短期看似無用的學術贊助。 與此相對照的，是“紅色經典”題材作品在以北京為象征的大陸地區的一騎絕塵。 　　所謂“紅色經典”是我們慣常的說法，通常指毛澤東時代的美術作品，三四十年代的“延安風格木刻”“新中國十七年美術”“文革美術”等基本上均可納入其中。“紅色經典”作品主要采用經過改造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模式所創作的藝術作品，即“革命現實主義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主題先行，領導、專家、群眾相結合，追求一種舞臺化、戲劇化的效果。作品內容則主要反映重大的革命歷史事件、生產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新生活等內容，是毛澤東“藝術為工農兵服務”、藝術為政治服務思想指導下的產物。 　　具體到風格上，“三結合”的創作者們(領導、專家、群眾)將蘇聯原本擅長的銀灰調子、來自印象派的大筆觸，改造成“紅光亮”“高大全”的模式。畫面多用紅色，健康、明朗，象征著社會主義新天地、新社會。“紅色經典”雖然存在夸張、矯飾、重復的問題，但它屬于中國大陸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作品，屬于我們文化與歷史的一部分，具有彌足珍貴的價值。 　　海外至今沒有拍出千萬元價格的“紅色經典”作品。而大陸早在1995年10月7日便以《毛主席去安源》605萬元的價格，一舉創下當時中國油畫的拍賣紀錄。接下來中國嘉德分別于1996年、1997年設立兩個“1949～1979新中國美術作品新中國美術專場”，第一次把原本沒有市場的新中國美術作品推介給市場。 　　2005年秋，陳衍寧《毛主席視察廣東農村》拍出1012萬元的高價，而華辰則也于本年度再次集聚紅色經典作品成冊，推出“1938～1991：歷史的主題”專場拍賣。2007年春拍，陳逸飛的《黃河頌》以4032萬元創下華人西畫第三高價的紀錄。這些歷史無一不是在中國大陸的北京創造出來，而拍賣紀錄夯實了北京“紅色經典”的交易中心地位。 　　“老油畫”與“紅色經典”的比較只是只鱗片爪，但無論怎樣，香港和北京，這兩個中國藝術品拍賣中心的雙城架構開始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