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凱在“囚室”創作

　　2007年7月13日，29歲的女孩張凱來到北京市朝陽區崗子路附近一間陰暗潮濕、有點悶熱的16平方米房間，男朋友送她到門外后，就離開了。于是，張凱開始了她的“極限寫作”生活。她的行李除了幾件簡單的衣物和一包零食外，就只有一架嶄新的木制畫架和筆刷、顏料等，在以后的很長一段日子里，她將寸步不離這間“囚室”，陪伴她的就只有這幾樣沒有生命的東西了。 　　“極限寫作”運動概念 　　所謂極限寫作，就是將人關在一個絕對封閉的空間里，進行一次長達一年的全封閉的自我囚禁式寫作體驗，在這期間不能外出，被囚者的所有活動都將在房間內進行，而且寫作者的寫作和生活將被全方位和全天候直播，不能上網、不能用手機等任何通信設備，主辦方稱誰能堅持一年，視其文字數量和文本質量給5~20萬的獎金。在主辦方提供的16平方米密閉的空間里，沒有陽光，沒有窗戶，只有每天三餐的送飯人員和被囚禁人接觸，里面是一個完全白色的人造空間，墻上只有一個掛鐘，房間里簡潔到只有一張床、一個小布藝沙發、一張電腦桌和一臺電腦。電腦沒有任何交流的程序，只能用于寫作。 　　一號志愿者是主辦人之一的詩人楊黎，結果堅持了11天就逃走了。從2007年1月23日至今，已經有四人先后走進“囚室”進行極限寫作，最長的堅持月余，而最短的只有幾天就待不下去“逃跑”了。“極限寫作”的主辦方瑪斯德比當代藝術中心提出這樣一個策劃后，就得到了媒體的關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已經漸漸淡忘了曾經轟轟烈烈、爭議滿天的“極限寫作”運動。但是這項活動卻一直在進行著，在網上不斷有人報名參加，簡陋的囚室并沒有閑置。 　　探訪極限寫作囚室 　　記者近日探訪了這間位于北京市區東北方的“囚室”，它坐落在北京市朝陽區崗子路口環鐵內亞洲藝術公社東北角，亞洲藝術公社所在地是一間廢舊的廠房，類似于北京大山子附近的798藝術工廠。藝術家們會聚過來后，將舊車間布置為一間間工作室或畫廊，這種“變廢為寶”的行為，讓廢棄的舊廠房發揮了最大的價值。 　　在亞洲藝術公社東邊，是一片柳樹林，地面野草已經齊腰，極限寫作的囚室正好對著這片望不到盡頭的柳樹林。時值盛夏，柳樹林里蟬聲此起彼伏，似乎在演奏著自然交響樂，在囚室內的極限寫作者正好可以作為聽眾來欣賞這免費的音樂。 　　囚室面積極小，只能放下一張單人鐵床、一張電腦桌和一個小布藝沙發，因為窗戶很小，又被粗大的鐵柵封鎖，屋子里看起來極為壓抑，隔壁的洗手間只有兩平方米左右。屋內裝有攝像頭，在囚室外的電腦上，能夠看見室內人的所有舉動。“極限寫作”導演蘇非舒指著鐵床說，故意將鐵床做成鐵籠，以便于“作家”尋找極限感覺。 　　第四位被囚者 　　29歲的女孩張凱一頭烏黑直發，瘦小而文靜，記者走進“囚室”時，她正拿著畫筆和調色板坐在畫架前畫畫，她正在囚室度過第一天的極限期。“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待多久，可能是對自己的一種挑戰吧！”張凱放下畫筆說，“我最多待兩個月，開學了我還是要回單位上班，或者萬一家里有事，我就得出去。最重要的是，我有這樣的一次經歷。” 　　她是北京一所小學的美術教師，因為是暑假，所以來參加這個活動。張凱性格一度非常內向，可以一天不與任何人說話。之前，她見到過前幾個被囚者，而自己走進來，不是為了20萬的獎金，而僅僅是為了獲得這樣一種生命體驗，挑戰自己的極限。 　　第一天的囚室生活，對張凱來說并不那么難過。她很悠閑地支起畫架畫畫，干自己喜歡干的事情，或透過鐵窗看看窗外的柳樹林，或者聽蟬的互相爭鳴。“至少我現在不覺得這是一種囚禁，相反，我倒覺得自己獲得了一種無限的自由。”張凱對“囚禁”生活的理解不同于常人，她想暫時脫離外面的世界，離開手機，離開網絡，離開很多。 　　張凱在第一天的“極限日記”中這樣寫道：“自囚，對很多人來說是件很痛苦的事，囚，意味著失去自由，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于失去自由。前幾位自囚者的過程，我從頭到尾看了，自囚，確實具有挑戰性，自囚者會躁動不安。不知道我會不會也這樣。網上留言也是眾說紛紜，而對我而言，除了挑戰自我，還有更大的意義，是讓我從這個浮躁的現實生活中脫離出來，走進一個世外桃源。” 　　爭議：作秀還是后現代藝術？ 　　從第一個走進囚室的楊黎開始，“極限寫作”就被媒體認為又是一場秀。楊黎僅僅待了11天就逃出“囚室”，而第二位走進去的安徽女劇作者張競今在待了一周后留下一段話離去：“所謂的極限寫作，我不知道能給我們帶來什么？是為了寫出更好的作品，還是為了體驗牢獄的生活？是為了那誘人的20萬，還是純粹扯淡？” 　　“古有周文王被囚而有《周易》，司馬遷被囚而有《史記》，從中也可見囚之意義。”張競今對自囚也有肯定之詞。不過自兩位“以身試法”的參與者失敗離去后，人們就認為極限寫作已經失敗。 　　“在那樣一個完全封閉的小空間里，沒了交流，沒了信息，甚至沒了可以想象的空間，我不知道可以寫出一個什么樣的作品？”很多人質疑“極限寫作”的必要性。 　　但是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半年來，一直有人“前赴后繼”走進囚室，此項策劃已經脫離了活動前期的煩躁，張凱等人的出現又讓主辦方看到了一絲希望的曙光。 　　導演蘇非舒認為“極限寫作”并不是什么行為藝術，而是一種后現代的理念，只要參與者參與到活動本身就可以了，參與者獲得的未必是獎金，而是觀念的改變和生命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