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川 1 如果走上街頭問一下，社會上關于齊白石、畢加索、現代派、杜尚的小便池或安迪·伍霍，以及對當下知名藝術家和他們作品的了解，大都是建立在一些不甚準確的道聽途說之上。有些看來像是常識，實際上其中的“了解”非常有限，多數憑了些流言，或發展出傳奇。但藝術，是否很大程度上正是這樣被公眾知道和理解的？ 2 現當代藝術從擁有時代文化強勢的西方開始，上世紀下半葉后很大程度上離開手藝，走向所謂觀念化。這是一場藝術企圖從高度技巧化的美術語言，轉向日常文化語言的運動。一定意義上來講，因此產生的很多作品更利于催生流言，并且在大眾傳媒發達起來的社會中，可以僅以傳聞存在，或根本就只為制造傳聞。 2007年初在上海證大現代藝術館展廳里，在《卡塞爾文獻展50年：移動的檔案館》的展覽上，我看到波伊斯的那些著名創作：從一百天里在卡塞爾展覽現場不斷與觀眾對話，宣傳他的藝術觀念的《導演民主辦公室》到1982年那屆文獻展上，他在弗里德利希阿魯門博物館門前，誓言種樹的宏偉的《7000棵橡樹》。 然而，我在展廳里真的看到了波伊斯的作品嗎？那種“當真看到”，對于他的作品是否至關重要？我無從比較。或者目睹是件幸事，但是波伊斯在卡塞爾市區種下七千棵橡樹的龐大計劃，要制造的肯定不是視覺奇觀。他作品中改造社會和修正人與社會關系的愿望，是在一次次成為傳聞與我們遭遇時形成力量。他制造了事件。比他晚些的臺灣藝術家謝德慶，將自己與美國女藝術家用根八英尺長的繩子連在一起生活一年，彼此不可分開也不許觸碰。在那樣的行為藝術里，身體和人的生命本身也成為創作材料，作品也沒有落實為一件具體的藝術“品”，而是作為事件和對事件的體驗，綿延在時間里。有多少人真有機會或興趣，去看那對難堪的人兒生活一年？這樣的實踐行為，當被上升為藝術時，無可避免地要擴散成為一種傳聞。就如小時候看的動畫片里，富人對阿凡提說“金子的聲音是金子的一部分”。 這些人的藝術，再次讓我信服當代藝術觀念化中深明事理、開拓疆界的一面。我未必需要看到，但我應該知道。已經在空間中消失了的波伊斯的藝術事件，通過回顧、想象和傳聞在時間中存在下去，并繼續滲透出能量。 3 2007年1月20日，如果你是初次來到上海，有人根據一張特殊的地點和時間表，帶你去街頭走一走。你會驚訝地發現，上海人正過著如西班牙電影導演阿莫多瓦電影里的那種，浪漫又十分稀奇古怪的生活。同一條街道的馬路兩邊，幾十個人橫穿過車輛，行人潮起潮落似地來回跑動；又有人在街口，為亂穿馬路的陌生人頒發獎金；還有人在繁忙市中心路面上，打高爾夫球直打到半夜。你懷疑自己的眼睛嗎？依你所見，這是座生活瘋瘋癲癲的城市。但是，做了那些不尋常事的人，卻將這些定義為藝術。在那兩三天里，在上海市區內匯集了這些藝術的活動，被策劃人比利安娜(Biljiana Ciric)認真嚴肅地定名為《干涉》。 再早一個多月，來自西班牙的女藝術家阿莉西亞·弗拉米斯(Alicia Framis)，在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展出她的作品《防狗服》和《秘密罷工》。展廳里，那是些看來有款有形的服裝設計，美觀之外，更為要緊的、證明了弗拉米斯是當今西方重要藝術家身份的是，背后她幾句關于為女性“防種族歧視者的狗”而做設計的說明。靠這種說明，美麗和脆弱，才在展覽現場造成了撞擊人心的壓力。還有她《秘密罷工》系列的錄像記錄。那些片子記錄一所銀行、一個產業集團、一座美術館或小鎮，里面所有的人所有的活動，在她策動下突然全部停下，時間凝固。這時，日常秩序顯出其重要而又不無荒謬。或者正如藝術家期許的那樣，這種藝術迫使我們需要弄出些說法。 那些在上海街頭異想天開的年輕藝術家，他們希望通過街頭做的藝術，將日常生活的程序、習慣性的行為，在公共空間中打斷或停頓一陣子，讓人改變點一貫性的思維邏輯。比利安娜在相關介紹里說：“城市系統對個體的日常身體與靈魂的控制，就是這次展覽探討的問題。干涉這種系統是我們選擇的手段。”“干涉”與“罷工”，他們都有介入社會秩序的愿望，都想在一個局部改變公共空間的運作節奏。我嗅出了其中波伊斯的氣味。但是，由藝術家制造的節奏改變只能是暫時的，如果不想只是開玩笑或做一次惡作劇，對現有秩序產生質疑或影響的期待，只有留待成為事件，傳為流言，并在一次次轉述過程里落實得簡潔明了、深入人心。這種藝術注重功能，所以隨社會傳播的發達而重視記錄。《秘密罷工》在執行時，不管是在工作還是接吻，那個場所所有人都停了下來，只有弗拉米斯還在拍攝。 由藝術家促成的，讓藝術轉向并關注日常的變遷，確實使藝術能更自如地走到街頭，走到仍以流言和傳聞方式接近藝術的人群里。并且一不小心，公眾的存在，倒也成了構成創作的一部分材料。 我像多數人一樣錯過了對《干涉》的現場目擊。在這幾十年亞洲社會只顧急速發展經濟，各種文化觀念混亂交錯，因此充滿怪異和荒誕不經的社會背景中，我懷疑那些年輕人的藝術能夠成為“干涉”，而不是一次青春孟浪，不是在自己城市中玩的外國情調。這是個流言、傳聞及資訊泛濫的時代，在上海鬧市街頭打滿十八洞高爾夫的高銘研說，上海人已經見怪不怪了。是的，在賈樟柯2006年獲威尼斯電影節獎的電影《三峽好人》中，飛碟橫空而過，造型怪異的大樓傾刻升空。他不需要“干涉”，已經確信這個時代足夠無序。對于我，可喜的是《干涉》使藝術青年終于走上中國街頭，直面并了解起真實社會，檢驗自己舶來的藝術觀念…… 關于藝術和它傳出的流言，對不論只有一般興趣還是有特殊嗜好的不同人群，都具有某種神化了的氣質，以及建設著人類精神坐標的意義。但是，我想當代藝術經歷觀念化變遷，一廂情愿引入種種日常行為和形態，藝術與公眾、藝術作品提供的感染力與形成的傳聞，它們之間的關系，在今天，并沒有像一些理論宣稱的有超越性質的變化。藝術的觀念化是種危險，它無意中直接加強了壟斷。而我在此的論述，面對隔閡，又如何去逃脫僅僅成為一名流言的散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