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3月，正在進行第二次中亞探險的英國人斯坦因首次來到了敦煌，當聽到敦煌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消息后，悄悄潛入莫高窟，買通了當時敦煌藏經洞的守護者王道士，挑選了12大箱寫本、繪畫、織物等敦煌文物，于同年6月運出了敦煌縣城，并于1908年8月，運出中國邊境。 這是敦煌文物首次大規模地流失到了國外，敦煌劫難由此開始。此后，法國人伯希和、俄國人鄂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接踵而至。就連后悔1907年因膽小未拿走全部藏經洞文物的斯坦因也于1914年再次來到了敦煌，從王道士手中買走了570件寫本、繪畫等敦煌文物。 從斯坦因第一次劫掠敦煌文物算起，今年正好是100年。 根據斯坦因的記錄，他離開時在敦煌城外受到地方官們的盛裝歡送，他們根本不知曉斯坦因帶走了什么。《敦煌史話》記，敦煌文物中國現存2萬件，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總數大約為5萬件，主要流散到英國、法國、俄國、日本以及美國、丹麥、德國等。 世界上影響深遠的文明體系有4個，中國、印度、伊斯蘭和希臘，季羨林先生曾說，這四大文明唯一的一個交匯點，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區。敦煌及西域的文書文物發掘，復活了中國及世界許多被忘懷的往事。而藏經洞里秘藏千年的文書、經卷、典籍、方志、信札、契約、戶籍、賬簿、曲子等，都是印刷術使用之前的手寫珍品，這些文書的書寫時間大約從5世紀至11世紀，除漢文、藏文外，還有大量已不再使用的古老文字。導致藏經洞封閉的原因雖然還沒有定論，但這些文書對復活一段歷史的意義斯坦因胸有成竹，只是當時中國的文人官僚們對此沒有意識。 藏經洞文物流散是在一個大政治背景下開始的。19世紀末，中亞和中國的西北地域是一個政治敏感地區，鄰近的印度和阿富汗已經成為英國殖民地和保護國，沙俄的實力已經擴展到里海，兩個大國都在為爭奪新疆這個還沒被瓜分的地區做各自的準備。中亞的探險熱潮就在這個背景下展開。斯坦因在《考古與探險》中敘述的狀況是:“英國和俄國互相監視，日益懷疑對方向新疆擴張，全把眼睛盯著衰老的中華帝國。”俄國覬覦的是新疆西部的綠洲地區，而英國人理直氣壯地把新疆西南部看做是自己的勢力范圍。以收集文物著稱于世的斯坦因在新疆考古時也有附帶任務，就是繪制地圖，考古挖掘時，他常常在勘探遺址后，命助手和雇工挖掘，他本人則帶著測繪員離開現場幾天甚至一個月，勘測周邊地區的地形地勢、水文地理、交通道口，繪制地圖。 1902年，“中亞和遠東考察國際協會”成立，一個瓜分的狂潮來到。這些考察隊從這個荒涼沉寂的地方不斷發出驚人的消息，埋藏在這里的文明遺跡和文物牽涉到久遠的時代，那些漢簡、羅馬金幣、波斯銀幣和文書上的多種文字都暗示著很多被丟失的記憶。當時在這塊土地上來來往往著各種探險隊、考察隊、測量隊，從1876年沙俄軍官普爾熱瓦爾斯基到羅布泊考察，50年間進入中國西北名目不一的考察隊大約有42支，其中僅斯坦因考察隊就來過4次。 百年流散記憶 藏經洞文物流散過程中，斯坦因并不是第一人，王道士也是被譴責的主要人物，從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到1907年斯坦因來到藏經洞，7年中已經有經卷通過王道士散落到地方官紳手中。從1907年到1928年外國考察隊幾乎沒有受任何限制地從藏經洞帶走文物，一批又一批外國學者不遠萬里來探寶時，中國的官紳文人對這些文書價值的認識并不高于王道士。被斯坦因稱為潘大人的潘震，在斯坦因第一次到新疆時，這個溫厚的潘震雖然知道斯坦因所持的是游歷護照，給他提供的各種幫助卻都超出了游歷的需求，當他看著斯坦因把一箱箱文物運走時候，只是留下一個不解的疑惑:“為什么要把這些古代資料運到西方去？”藏經洞發現之后，王道士向地方官報告，也為他們送去了寶物，卻沒有獲得斯坦因那樣的重視。即使是翰林院編修、一代名文人葉昌熾，時任甘肅學政，1903年他手里就有了藏經洞的佛像、經卷，但他卻并沒有興趣走一趟，他眼中的經卷佛像只是收藏品而已。 斯坦因把藏經洞文物展示于大英博物館，向世界宣布了這個密室寶物，緊隨其后，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又運出一批，他到達北京時，消息傳出，伯希和把隨身帶著的部分卷子在六國飯店展覽。羅振玉每日到其寓所抄錄，同時上書學部，敦促政府清點藏經洞的劫后殘余。1910年清政府才做出決定，把剩余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但在運送路途中又遭到一次嚴重流失，一路上幾乎每到一處就失竊一部分，而竊取的文物無非是拿去求官，或拿著賣錢，或納入私囊。“文革”抄家時竟還有經卷被抄出。最后移交京師圖書館時為18箱，整理編號8697號。但敦煌遺書究竟有多少，很難有精確數字。這些封存了900多年的文書、經卷及紡織品、繪畫品在1900年被發現時究竟總數是多少，不同研究著述中得到的數字都不盡相同。原因之一是以斯坦因為例的收集整理方式打亂了藏品原有秩序，如經卷與包裹經卷的帙被無知地分離，導致了很多難以復原的混亂。其二是其流散的途徑頭緒雜亂，尤其是為了掩蓋減少了的數量而把文物拆分幾份以充數，更使復原困難倍增。 100年前藏經洞文物的流散對中國學界實在是個驚醒，關于歷史學的概念從此發生了現代轉化。 王國維把殷墟甲骨文、漢簡、清內閣大庫檔案及敦煌藏經洞唐人文書視為中國現代歷史學的四大發現。但在這些歷史文獻被發現時候，中國學人們大多反應遲鈍，不知其歷史學的價值。最早收藏甲骨的人，只知秘藏從未想到刊布于世以供研究，如葉昌熾于敦煌文物;清內閣大檔剛被翻出來時，險些被焚毀，羅振玉聽說后把它弄到學部保存，辛亥革命后移到歷史博物館。因經費短缺，其中3/4檔案被賣了廢紙，又是羅振玉在街市看到被販賣的檔案后，追到紙場用3倍的價錢才買回來。王國維說:對這些神物“舉世莫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收集一二供秘玩，斯已耳”。 “一戰”時各國在中國西北的探險考察由于戰爭而中斷，1924年1月，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的華爾納組成了哈佛大學考古調查團來到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已經沒有足夠他滿意的東西，他就在石窟剝離下26塊壁畫，搬走了一尊菩薩像。但這時的中國已經經歷了"五四"運動，啟蒙了現代意識。華爾納第二年又到敦煌時，帶了兩馬車用于剝離壁畫的膠布，但已經再難動任何手腳。華爾納被迫離開敦煌的情景與斯坦因第一次離開敦煌時的情景已經有巨大的區別。1928年在學界敦促下成立了古物保管委員會。1930年，斯坦因再次拿到中國考察的護照后，古物保管委員會向南京政府呈文，反對斯坦因在新疆甘肅的旅行，請新疆政府把斯坦因驅逐出境。 正是對古物主權意識的認識之后才帶動了對其歷史價值的認識。40年代初，畫家張大千到敦煌臨摹壁畫，因為洞窟中的壁畫有很多是多層壁畫，繪制于不同年代，而張大千崇拜北魏隋唐風格，為了臨摹，他不知輕重剝離了西夏、宋元的外層壁畫。由于他根本不具備現代知識概念和相應的能力，經他剝離的外層壁畫完全被破壞。他的愚昧與王道士雖有不同，但性質無異。當時北京大學教授向達正在此地考察，憤怒之至，在給中央研究院的信中說:"張大千氏以一江湖畫家，盤踞此間……做臨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畫，以便描摹，損壞畫面，毫不顧惜，且以洞窟作為家人臥室……尤其令人憤恨者，為擅自剝離壁畫。"1942年10月，向達《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連載于重慶《大公報》，呼吁將千佛洞收歸國有，交由學術機構管理。這個呼吁逐漸化成輿論，到1943年5月，張大千離開敦煌時幾乎是被趕走的。 1944年元旦，以常書鴻為所長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而藏經洞文書在日后成就了一門敦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