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藝術理論界和史學界的一般定義，當代藝術產生于最近二十年，并以當代話題為主旨。可是這樣的定義有嫌寬泛，幾乎今日的任何作品都可以稱為當代藝術。有鑒于此，本文聚焦于一個具體方面，采用正話反說的修辭法，來質疑今日流行的時髦藝術，并用性與政治的媾合，來界定時髦藝術，說明時髦藝術并非當代藝術。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今日大紅大紫的時髦藝術，往往披上當代藝術的外衣，以觀念藝術為旗號，既在藝術圈內呼風喚雨，也在藝術圈外招搖撞騙，實則涂污了中國的當代藝術。 　　一、性與政治夢　　 　　正話反說的修辭法，來自一個同事給我的靈感。那位同事在美國一高校主講政治學。有人問他：“什么是政治學？是不是教學生怎樣競選？”要回答這問題比較困難，因為屬于政治學的東西太多，于是同事便用簡練的方法，從反面界定這門學科，就象羅丹制作巴爾扎克雕塑，大刀闊斧砍掉多余的東西，結果便有了“什么不是政治學？”的話題。 　　因過度思考時髦藝術與當代藝術的關系問題，我近日忽得一夢，在夢中升華了來自那位同事的靈感，遂有題目“什么不是當代藝術”，并在夢中發現今日藝術中的時尚潮流，是性與政治的媾合。我夢見我做了一個劉胡蘭的雕塑，這位年僅十四歲的少女被我弄得露陰爆乳，象個抵死玩性虐的變態波霸。連傻瓜都看得出，我這是在玩政治，在玩解構和顛覆的藝術政治。現在不就時興跟風惡搞嗎？我跟的是性與政治相媾合的風。你們說跟風是江郎才盡、黔驢技窮的表現？瞎說。Behold，大家都在惡搞，但他們只敢玩小的，無非搞個饅頭而已，此乃雕蟲小技。我玩大的，別看劉胡蘭只有十四歲，別看她的的乳房就饅頭那般小，可我玩的是政治，政治的乳房是大乳房，這是大智慧。這玩法，舍我其誰？我玩大了，會有人來賣單，于是我就發了。我若因政治解構而坐牢，正是求之不得，說不定美國總統還會派特使來要求中國政府放人，那么我就成民主斗士了，也許還可以到美國國會去發表演說，去揭露社會的黑暗、去控訴政治的恐怖。哈哈，我這樣的天才，五百年才出一個。 　　當我滿口癔語從夢中醒來時，看到枕邊放著魯迅小說《狂人日記》。也許我把昨晚讀的小說與同事的政治靈感混為一談了；也許我的理論來自后現代時期的解構主義，盡管我沒讀過幾部解構主義和后現代的論著；也許我的反諷是針對中國當下的政治現實；也許我的遠大理想在于討好西方策展人；也許我的實際目的旨在將作品賣給港臺和南洋的畫販子。也許，也許，這么多政治的也許，即便我的夢在也許中醒了，我也要好好享受這也許的假寐。 　　享受至此，我得拱手，向夢中那些時髦藝術家們致歉：也許我不該說那么多也許的癔語，若有冒犯之處，先謝罪。不過，也許這冒犯還會讓已經時髦的藝術家更走紅，我不在乎醉后添杯，愿替大家做免費廣告。 　　當然，做免費廣告之際，為了時髦藝術家們的安全起見，我也不忘提醒一句：在北美和西歐這樣的法制國家，如果一個藝術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刻意描繪和暴露未成年人的性器官，并公開展示這樣的作品，會被控以兒童色情罪，會吃官司坐牢。也許只有在中國這樣無法無天的共產主義大同國度里，藝術家才有販賣未成年人色情的自由與人道，也許這就是今日中國時髦藝術家們的民主和政治特權。 　　二、政治的模仿秀 　　從上觀之，要想時髦，方法不少，性與政治的媾合便是一種。當今時髦藝術家的集體特征是跟風抄襲。跟風是時尚的潮流，跟風可以不用腦子，可以博得喝彩，可以賣錢。從小處說，人生一世，總得找機會體驗至少一次作海盜的冒險愉悅；從大處說，若無盜版，何來民族產業。 　　今日以性為招搖的時髦藝術家，所盜者為西方當代藝術中的政治學。于是，時髦藝術便有了當代藝術的外衣和觀念藝術的旗號。 　　也許時髦藝術家們不服這種說法，會認為其繆大焉。那好，我們就看看被盜者的說法。英國學者朱利安·斯特拉博拉斯著有《當代藝術：一份極短的簡介》一書，他在開篇就為當代藝術下定義，說西方當代藝術存在于一個自由地帶，藝術家在那里進行反思并玩智力游戲（觀念藝術的猜謎游戲），他們反對道德、挑戰信仰、打破藝術的陳規和體制[1]。這里的一連串動詞及其賓語，均為西方當代藝術中的政治動作和革命對象。 　　我們今日的時髦藝術是怎樣抄襲西方當代藝術的？對今日中國美術來說，當代藝術的主力，是觀念藝術。顧丞峰在《觀念藝術的中國方式》一書中，歸納了觀念藝術的六大特征，可以讓我們見識觀念藝術之道：思想性批評性當下性、反對對象化（強調主觀性和主體性）、反對審美中心主義、崇尚智性因素、擯棄風格、反對收藏[2]。這六者中的第一個特征，便道出了政治盜竊和藝術抄襲的嫌疑。當然，顧丞峰是從正面肯定當代藝術的政治性，我也肯定這一點。但是，我想借顧丞峰的話，來指出時髦藝術的跟風特征。 　　再看呂澎的史著《中國當代藝術史1990-1999》，作者在最后一章《觀念藝術》中，對當代藝術語境里的觀念藝術，做了如下判斷：“九十年代的觀念藝術沒有哲學背景、沒有理想目標，沒有學理邏輯，沒有合法支持；有利益背景，有政治目的，有權力較量，有不合法的問題”[3]。呂澎是從正反兩方面說話，那利益背景、政治目的和權力較量，無不道出了時髦藝術的跟風嫌疑。雖然呂澎說的是十年前的事，但今天又何不如此？ 　　披著當代藝術的外衣、打著觀念藝術的旗號，今日時髦藝術的跟風，莫不是一窩蜂去抄襲那些大紅大紫的惡搞作品。在這時尚的大潮中，時髦藝術家們充分調動了自己的藝術嗅覺和政治敏銳。例如，他們一看惡搞偉人可以走紅畫壇，便急急忙忙去畫穿開襠褲的偉人，并讓其陽具從開襠褲里耷拉下來。這些聰明的跟風者實在是不用腦子，君不見，死于艾滋病的美國著名觀念攝影藝術家梅泊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 1946-1989），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玩過這類暴露陽具的把戲了，更不要說在今日中國藝術圈這類把戲也早已泛濫成災。 　　三、性變態的玄學政治 　　跟風歸根風，總得跟出深度來。也許，這深度來自當代時髦藝術家們對玄學譯著的惡讀，來自時髦批評家們的酷評。何以有此言？從上面的理論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當代藝術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針對當下現實的哲理反思。無論是否批判當下現實，哲理的反思都成為當代藝術的要義。不過，哲理反思的說法也一樣有寬泛之嫌，因為無論怎樣蹩腳的作品，在酷評中都可以被賦予思想內涵（所謂“過渡闡釋”即是），于是什么都可以成為當代藝術。若用老話來講，當代藝術就是個沒主見的小姑娘，只能任由別人打扮。 時髦藝術家們深得當代藝術的此一真諦，故專注于性與政治的媾合，以此作為平庸之作的化妝術。于是，我們不僅看到了十四歲的劉胡蘭露陰爆乳，而且還看到了亦男亦女的易裝癖。一位大紅大紫的男性時髦藝術家，不知究竟是不是同性戀，卻每一出場，總要長發披肩、面化女妝，而那赤裸的身體，卻又露出男人的天然設備。不管那設備是否已經退化，是否會引起女性發笑，這時髦藝術家卻以陰陽玄學來做理論噱頭，美其名曰“未分化的狀態”[4]，仿佛自己比盤古開天地還要資歷更老。果然，這未分化的陰陽混沌立刻就得到了洋人的喝彩，稱之為“并不是性別轉換的最終產物，而是繼續在兩種性別之間游移”。這深刻的哲理酷評，不知有幾人能領悟其莫測高深的隱喻。 　　不懂不要緊，時髦藝術就是要用這樣的玄學來進行理論的狂轟濫炸。洋人里的中國通也深知中國文化的玄學訣竅，所以繼續進行哲理的空襲，說這位陰陽藝術家的面孔中“隱藏著一種周圍的磁場被拋棄的危險”。如果讀者仍然不懂這句話，洋人便正好可以借機秀一秀中國的拆字術，通過拆解藝術家姓名來告訴你，這位藝術家是“一種模棱兩可的隨機人物”。這樣的人物是政治的，你若不信，洋人便告訴你：“擁有男人之軀、女人之面和女人之手的雙重性，意味著他不屬于任何一個極端，而是在破壞以及搖撼這個兩極”、“這是繼毛澤東和共產黨讓理想的身體形象在中國老百姓心中生根開花之后如何索回‘真’身的一種極端反應”。　 　　圖窮匕首見，照洋人的說法，這位時髦藝術家那隨機的陰陽之身，是“抵抗的身體”、“共活的身體”、“共享的身體”，具有巨大的政治價值。這一連串的“身體”話語，雖然不知所云，但讓我聯想到了美國先總統林肯關于“民有、民治、民享”的著名演說，我終于明白，原來西方后現代主義維護和宣揚同性戀及性變態的權益，在中國具有如此深刻的政治意義，是為了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西式民主的遠大理想。 　　四、美國丑星如是說 　　后現代時期在西方一度時髦的同性戀和性變態理論，以所謂“政治上的正確”為道德準則，借民主的口號為同性戀和性變態者爭取權益。在后現代之后，文化研究繼續時髦，其一大研究領域，便是身體。身體具有性別的差異，對西方的女權主義者來說，異性眼中的身體，是情欲的對象。在男性眼中，被對象化的女性，已經喪失了作為人的主體存在，而異化為非人之物，也就是所謂的物化。無論是早期的女權主義批評家，還是后來的女性主義學者，都憤怒批判身體的物化，并將這批判從藝術和文化的層面，擢升到政治的高度。 　　也許我們的時髦藝術家讀懂了晦澀的西方當代文化學說，他們在西方關于身體理論的文字游戲中，悟出了身體以其性欲潛能而具有的政治隱喻。于是，他們用中國的陰陽玄學，加上辯證唯物主義關于對立轉化的教條，成功超越了當代西方文化理論，還原了身體的“未分化狀態”。這就是在自己的作品中，閹割自己的男性設備，削弱自己的性別特征，以亦男亦女的姿態，使生物學和生理學意義上的性別（sex），轉化為社會學與政治學意義上的性別（gender），讓身體從被藝術家觀照的客觀對象，返回到藝術家的主觀自身。最后，存在主義哲學里的“此在”與“彼在” 便在這亦男亦女的身體上合而為一，超越性別的新人種就此誕生了。難怪，有一首流行歌曲會唱出“你的身體是仙境”。這樣一來，大徹大悟、絕頂聰明的時髦藝術家們，終于獲得了形而上的勝利，得以自由穿越兩性之間的生理國界，終于讓西方策展人拜倒在中國男性藝術家的石榴裙下。 　　由于獲得了形而上的絕對自由，在形而下的現實中，時髦藝術家們便向畫販子大拋媚眼。想當年，畫販子的父輩們，高喊了幾十年“反攻”的口號，卻每每不能得逞。失敗出真知，這些畫販子們不再像父輩那樣舉起槍炮反攻，而是高舉買畫的綠色美鈔，與時髦藝術家們隔海呼應，終于不戰而屈人之兵，成功登陸，并在所到之處，盡享鮮花美女。同時，時髦藝術也所向披靡，借助綠色美鈔下面性的政治隱喻，而成功挺進西方當代藝術的主流和前沿，達到了與國際接軌的目的，獲得了史無前例的雙贏。 　　時髦藝術家們的跟風動機究竟是什么？這是一個關于生命目的的原始問題，是一個關于生存本能的終極問題。 　　美國有個著名的拳擊丑角曾在電視上談到這個問題，他對記者和觀眾說，早在他剛上中學時，有次與人打架，被打得鼻青臉腫。一個對他施以援手的漂亮女生，見他臉上鮮血和鼻涕橫流，便在幫助他擦臉時不自覺地露出了惡心的表情。在那一瞬間，這位聰明的少年在美女的青睞和厭惡中獲得了智慧的頓悟，認識到當丑角可以謀生。他說：我突然明白我這輩子該做什么了，我今后的謀生方式，就是要去惡心人，對我來說，去惡心別人，就是最佳的生存之道。 　　經過不懈努力，這位拳擊丑角成功了，他每次出場比賽，都被對手打得一臉鮮血，口沫與鼻涕齊飛。他正好再借機做幾個呲牙咧嘴的下作表情，將這惡心發揮到極至，并展現給觀眾，博得全場喝彩，賺的盆滿缽滿。 　　行文至此，我該停筆了。最后回應本文題目：跟風的時髦藝術不是當代藝術，也非觀念藝術，因為時髦藝術是商業化的產物，不具備人文主義的當下批判性和探索精神，也毫無普世的同情與關愛。時髦藝術之性與政治的媾合，只不過是令人作嘔的藝術排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