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小建 五代的宗教印刷仍然很興盛，印佛經最多的是吳越國王錢弘淑。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杭州雕工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這比歐洲人用鉛活字印書足足早了四百年。1924年9月25日，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于磚孔中發現千卷左右的《寶篋印經》。卷首扉畫前印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弘淑造此經八萬四千卷，舍入西關磚塔，永充供養。己亥八月日記。” 南宋時期，由于都城南遷，杭州刻書業達到了頂峰，成為浙江乃至全國刻書和出版業的中心。以杭州為代表的浙本用筆方整，剛勁挺秀，刀法嫻熟，轉折筆畫輕細有角，不留刀痕，反映原來字體最為忠實，成為后世刻書的楷模，影響了我國千年古籍刻本的風格。 根據文獻記載，今中山中路太廟巷起至眾安橋一帶尚可考知鋪名的書肆有二十余家。其時有國子監刻書，地點在紀家橋（今浙江大學湖濱校區附近），其刻印精美，為全國之冠，曾刻有《周易傳》、《十三經》、《史記》等十七史，計1662卷。當時，集中了一大批民間書坊，有的書坊是從東京（開封）遷來。杭州所印之書，除經史子集類書外，還有醫書、技術書、話本、佛經及民間通俗讀物。由于其刻印精良，很多官方的書，也都拿到杭州刻印。宋代不少藏書家都認為：“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南宋時杭州書坊影響最大的是陳起所開設的書鋪，由于陳起所刻的書影響太大，明清以來對他刻的書通稱“書棚本”，家居睦親坊（今弼教坊），有記載者近一百種，他的書籍鋪有多種署名，如“臨安府棚北大街陳解元書籍鋪”、“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等等。此外，臨安府中瓦南街東榮六郎家書籍鋪，是從開封遷來。其所刊書字體秀麗工整、刻工精良、墨色厚重，為宋版書中精品。 杭州書坊林立，有“經鋪”、“經坊”、“經籍鋪”、“書籍鋪”、“文字鋪”等，有鋪名可考的印刷作坊，在南宋時有10余家。到了明清時期，杭州的印刷作坊可考的有文寶齋、彗空經房、瑪瑙經房、景文齋、善書局等幾家。 北宋國子監所刻印的書籍，多數都拿到杭州去刻印，而非在汴京。《石林燕語》卷8謂：“京師（汴京）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雖然汴京比歲印板不減杭州，然印板質量卻以杭州為上，何況汴京紙質又遠遜杭州。南宋建都臨安（杭州），書籍鋪如此之多，雕版刻印之盛，更可想見。唐時杭州的雕版印刷業已有基礎。杭州之所以成為一個最大的雕版印刷業中心，是有基礎的。 杭州及附近一帶是古代印刷業最發達的地區，而且以刻印精良而聞名全國，進入元代后，這里的印刷業仍居全國之首，由于政府的重要書籍拿到杭州刻印，更促使了這里印刷業的發展。民間印刷作坊最著名的有：南經坊沈二郎、睦親坊沈八郎、勤德堂、沈氏尚德堂等。他們所印書籍出現了新的品種，即戲曲，故事等書，這是宋代版本中所少有的。 《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史學巨著。北宋司馬光撰。《通鑒》由司馬光一人精心定稿，統一修辭，故文字優美，敘事生動，且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與《史記》并列為中國古代史家絕筆。《通鑒》成書后，元豐八年，范祖禹、司馬康、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佑元年(1086)校定完畢，送往杭州雕版，元佑七年刊印行世，是《通鑒》最好的版本。 由于政府的倡導，元代的佛經印刷也很活躍。南宋開始雕印的《普寧藏》和《磧砂藏》，到元代仍繼續進行。《普寧藏》刻印于杭州路余杭縣白云山的大普寧寺，南宋末期開始籌備，設立刊經局。 宋、元以來，杭州的印刷以質量精良稱頌，明代時，杭州有書坊二十多家。杭州書坊中，最著名的有勤德書堂、容與堂、胡文煥文會堂等。容與堂刻印的《水滸傳》、《幽閏記》、《紅拂記》、《琵琶記》、《王合記》等戲曲本，刻印精良，字體雋美，是明代杭州刻本的代表。胡文煥是杭州有名的藏書家，也從事編書和印書。他刻印的書以套書而稱著，如《格致叢書》一套就有二百多種，《百家名書》103種，這在出版印刷史上很有特色。 且杭州素有藏書傳統，至宋而大盛，直接影響元明清諸代。乾隆年間修建的文瀾閣因收藏《四庫全書》聞名天下，而如今成為江南三閣中唯一幸存的一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