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吳山秋霽圖》卷現身保利春拍三代人友情見證 ——記文徵明《吳山秋霽圖》卷
文徵明《吳山秋霽圖》卷現身保利春拍三代人友情見證 ——記文徵明《吳山秋霽圖》卷
文徵明《吳山秋霽圖》卷現身保利春拍三代人友情見證 ——記文徵明《吳山秋霽圖》卷
文徵明《吳山秋霽圖》,絹本,設色,縱21.5厘米,橫193厘。欵署“正德庚辰十月徵明”,下鈐“文徵明印”白文方印。正德庚辰即公元1520年,時文徵明五十一歲。是年夏日曾有虎丘之行,濯足白蓮池,東禪寺訪象圓等旅行活動。虎丘在蘇州城西,這一帶山水秀麗風景迷人,故激發了畫家的創作熱情。畫卷開首,層巖上佛塔高聳,即是意象中著名的虎丘塔。其後峻嶺逶迤,白云繚繞,茅亭村舍,流水小橋。其間尋幽探勝者,或策杖而行,或江濱垂釣,優游自得。其畫法細密,布局嚴謹,設色淡雅。景色迷人,處處引人入勝,充份表現了作者的高興的心情,可以說是文徵明一幅精心的力作。卷尾有其弟子陳淳篆書兩行:“文待治吳山秋霽圖,浩歌亭藏。”浩歌亭是陳淳的家園,在他作品的題欵中時有出現,如1542年所畫《花卉圖》卷,即題作於“五湖田舍浩歌亭”,此卷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同卷裱裝又有文徵明隸書《杜甫“秋興”八首》,亦絹本,縱19.3厘米,橫137厘米。欵署“嘉清甲申”,下鈐“停云生”、“文徵明印”二二白文方印。是年為公元1524年,文氏五十五歲,時在京師任翰林院待治。余絹有彭年小楷題跋,欵署“庚戌清和三日”,即公元1550年,文徵明已到八十一歲高齡,而陳淳已逝世六年了。跋文是為陳淳之子陳栝而題的。陳栝,字子正,號沱江,陳淳二個兒子,繼承家學,善水墨寫意花鳥,有作品傳世。彭年的跋文不長,茲全文抄錄於下:
文徵仲先生名播海內,其節義固自可重,而翰墨之精,人猶不易及也。此卷乃為吾友陳復甫畫,第識正德庚辰十月寫,水始有題也。傳至子正,復得先生所隸秋興八首,不特書法精妙,而縑素廣狹如出一體,遂稱聯璧。噫,神物固有合,乃因子正而合之,其亦得所依矣,喜百為之識。
整卷畫、書與跋,除了它的藝術欣賞價值之外,同時也為研究文、陳的友情提供了重要歷史信息,對解決一樁傳聞已久的“公案”有所幫助。
陳淳的祖父叫陳璚,累官至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在北京任職時,與同年進士又同是蘇州地區的官員吳寬、王鏊、李杰、吳洪組織有“五同會”,詩酒唱和,并繪圖紀念。《五同會圖》卷,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陳璚致仕後回長洲居住,家庭殷實,喜好收藏。著名的米友仁《大姚山圖》及其所藏。吳寬與沈周友情甚篤,文徵明是沈周的弟子。陳、吳、沈、文四家往來密切,稱為“通家”之好。陳淳生小聰明、喜繪畫,深受祖父寵愛,就命他跟隨文徵明學習。兩人都生肖屬虎,相差一輪,在文徵明子弟中,陳淳是年最長的,所以他們的關系在亦師亦友之間。
所謂“公案”,是指在社會傳聞中,說文、陳之間感情破裂,疏遠而交絕了。明人孫鑛在其《書畫跋公》中引王世貞《藝苑卮言》說:“家弟(王世懋)嘗問待詒(文徵明):‘道復(陳淳)曾從翁學書畫耶?’待詒微哂曰:‘我道復舉業師耳,渠書畫知有門徑,非吾徒也,’意不滿如此。”這一問一答,沒有時間記載,而稱“翁”者,應是其晚年。文徵明不承識陳淳為自己的學生,問題當然嚴重,他們之間究竟發生了什么不愉快,史無記載。因此孫鑛說:“衡翁(文徵明)對敬美(王世懋)或是自謙語,且道其實。司寇公(王世貞)誤疑為不滿耳。”但也感到“真不可解”。而兩人性格各異,處世態度不同,書畫風格更不一樣,文獻所載晚年相交又確實不多,故人們總是將信將疑,難於斷案。文徵明《吳山秋圖》及書《杜甫秋興八首》的出現,可以為現代學者破解這一疑案作出比較符合歷史真實的合理解釋。
彭年的題跋,非常明確地說,《吳山秋霽圖》是專為陳淳而畫的。在此之前文徵明曾給陳淳畫過一卷《江山初霽圖》,其跋云:“丙寅歲,春雨霖,意殊憒憒,三日望後稍霽,弄筆窗間,作江山初霽圖,適友生陳淳道復至,因以贈之。”(見《石渠寶笈三編》著錄)。丙寅為1506年,陳淳年二十歲。一般學者推測,兩人的疏遠,大約在陳淳的父親逝世之後并與之有關,時間在1519年左右。陳父的墓志是文徵明撰寫的,按古制,子守父喪,必須廬墓三年,可是陳淳沒等三年期滿便到北京入太學去了。這個推測恰好為我們探討文徵明為什么要畫《吳山秋霽圖》送陳淳的理由根據。那是因為陳淳即將要遠行,國吳地山水要贈, 慰藉他羈旅中對故鄉的懷思。其心情,千言萬語,都在畫圖中,所以他特別畫得認真、細致。由此,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推測,陳淳入太學的時間,即是贈畫的這一年,即公元1520年。
《吳山秋霽圖》一直保存在陳淳的手里,死後才傳給他兒子陳栝。終生相伴,可見其珍愛。他在畫鄭重而規矩地題上篆書兩行,沒有署名欵。估計當時還沒裝裱。題時稱文徵明為“待詒”而不稱“先生”,時間當在文徵明於1523年入京之後。稱“待詒”是表示敬重,而不題名欵以齋號代替,是表示不敢居先生之上,這些都看不出兩人之間有什么隔閡。
據彭年題跋,作品是陳栝得到文徵明篆書《秋興八首》之後才裝裱成卷的。很明顯是為了對父親的懷念,以紀念父親與文徵明之間的師生情誼,并以此作為傳家之寶,才請父親的生前好友彭年題跋。一件作品,以映了文、陳兩家幾代人的交往,豈可因細故而交絕?
陳淳與文徵明後來交往之少的原因,大概與其生活因頓有關。陳淳性格豪宕,自父親死後,不會料理家務,“日惟焚香隱幾,讀書玩古,高人勝士,游與筆硯,從容文酒而己。”(張寰《陳淳墓志銘》)很快家業凋零了。所以陳栝的生活也不會富有,在死後的後人,對《吳山秋霽圖》就不能自守了,很快便落到了中收藏家項元汴手里。卷中有他多方收藏印記,其中“神品”(殘剩右半)聯珠印,可知他對此畫的欣賞。入清以後進入乾隆內府,鑒藏印記王璽金,并嘉慶印記。著錄於《石渠寶笈三編》。這晨需要指正的是“三編”在著錄時,將絹本誤記為紙本,觀者勿以此生疑。清末此卷流落至歐洲,今日重歸故里,值得慶幸。 注:詳見楊麗麗:試析明人《王同會圖》卷。《文物》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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