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只保存相當好的銀質紀念杯，是熱心的原上海博物館同行從英國文物市場淘到的，高21厘米，直徑24厘米，杯上所刻的文字：右邊直排的是“副郵務長格連維先生惠存”，中間橫排四個空心字為“去思在懷”，左邊直排的是“上海郵政管理局會計處同人敬贈”。杯底有款，“上”、“慶云”、“葉”。（見圖） 這可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紀念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可視作上海郵政史的一個見證呢！ 舊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上海乃至整個國家的郵政總辦、郵務長、局長等重要職位，全都由外國人擔任。而且外籍郵務人員與中國郵務人員待遇相差懸殊。以武漢為例，1914年外籍郵務長月薪白銀800兩，中國籍郵務長月薪500兩。1917年改為銀元，外籍郵務長最高為1875元，中國籍郵務長最高為1050元，而苦力(相當于現搬運員)每月工資僅有8元。 前面已經提及，該銀杯有底款，“上”毫無疑問是“上海”，“慶云”即著名的“慶云銀樓”。老上海的銀樓業有其悠久的歷史，“老慶云銀樓”早在1783年就創辦于上海城隍廟附近的方浜中路59號，當然，到后來，慶云銀樓不斷衍生，就不止一家了。至于“葉”，那便說明這家“慶云”的老板姓葉。在上世紀30年代，上海擁有銀樓90家，但信譽較好、規模較大、歷史悠久的銀樓，除了現在還存在的老鳳祥、裘天寶外，還有楊慶和、老慶云、景福、寶成、方九霞、費文元和慶福星，號稱九大銀樓。 從以上描述可知，我館收藏的這只紀念杯，一定是30－40年代的物品。因為上海郵政管理局這一名稱正式使用，是從1931年開始的。至于那位副郵務長格連維先生，他的英文名稱是“J.N.Greenfield”，我查閱了不少資料，1931年的行名錄“shanghaiwho’s who”里沒有他，1933年的查到了，任職于“Post office”，應該就是他了。1942年的行名錄中，仍能查到，而1948年就查不到了。恰好上海郵政管理局文史室的石老師通過該局檔案又幫我查到一些珍貴資料：在1934年，格連維就曾擔任過上海郵政管理局“新生活運動委員會指導員”。而據1935年6月11日“上海郵政管理局會計通函”上記錄，其時，格連維的實際職務是“會計副郵務長”。巧的是，我館的杯體上清清楚楚地刻著“上海郵政管理局會計處同人敬贈”的字樣，不正好印證了嗎？！而且在1946年的其他檔案中，仍有格連維的活動記錄。根據其他資料我們得知，這位格連維先生，一度主管郵局的集郵業務。1937年4月，格連維在英國集郵雜志《Philatelic Trader》（意為《集郵商》）上撰文介紹中國郵票，并向在該雜志上刊登廣告的郵商分寄中國郵票目錄，以開拓國際集郵業務。同月，格連維還以“Shanghai Philatelic Society”（意為“上海集郵會”）會員身份參加該會在滬舉辦的集郵展覽會，展出郵局出售的全部集郵郵票，以擴大集郵的社會影響。 比較遺憾的是，我們沒能發現格連維先生的國籍，考慮到該紀念杯的發現地，本人推測他應該是英國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