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圖書館目前收藏稿本多達2000余種，其中不少來自張元濟、葉景葵等先生的慷慨捐贈。如原藏張氏的清彭孫貽《茗齋詩》、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原藏葉氏的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清錢大昕《演易》、清陳鳣《恒言廣證》、張惠言《周易虞氏義》、《周易虞氏消息》、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清丁履恒《諧聲類篇》、丁晏《詩集傳附釋》、陳立《公羊義疏》等都是。這些手稿，可說是奠定了上圖館藏稿本的基礎。 　　手稿以其獨一無二的文物價值，歷來備受收藏界追捧。如錢谷的遺墨，在明代末年已與宋槧等視，據清李果《在亭叢稿》卷十《徐瑤圃畫云間往哲遺像跋》記載，為得到錢谷的一件書畫稿，文震孟曾質其家藏宋槧《史記》。以此推論，則上圖館藏錢谷《吳都文粹續集》手稿即使置之明代，價值亦當不菲。 　　再如錢謙益的《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存世僅四冊，其中卷十區區一冊，在二〇〇四年嘉德拍賣會上，竟拍出人民幣二百四十五萬元的天價，其身價可想而知。而上圖館藏二冊，一為卷五，一為卷八之四、卷九，齊齊亮相，分外奪人眼目。 　　至于文徵明、文彭等影響一代書法風氣的大家，其詩文手稿即使為殘縑剩楮，在后世亦珍于球璧。尤為不同凡響的是祝允明《艷體詩冊》，行書《雙娃歌》等艷體詩九首，均系《祝氏集略》未收之作，且卷末自題“暢哉道士”，這一別號在傳世的祝氏作品中尚為僅見。此稿曾著錄于清人方濬頤的《夢園書畫錄》中，被方氏稱為“字體異樣精彩，殊具龍跳虎臥之致”，是祝氏法書中極為罕見、極為別致的精品，為書家所激賞，自是意料中事。復旦大學章培恒教授更揭示其詩作題材的特殊性，以為這一作品的發現，將會更新對祝允明及明代詩歌創作習尚的認識。這一論斷，正點出了手稿在學術研究中極其突出的文獻價值之所在。 　　就文獻價值而論，首推未刊之手稿。如上圖所藏的清程穆衡輯《舄吟集》、程晉芳《讀詩疏箋鈔》、錢大昕《演易》、周廣業《讀相臺五經隨筆》、翁方綱《墨子校記》、顧廣圻《釋梧溪集訂訛》、彭兆蓀《全上古三代文八卷全秦文》、林則徐《粵海即事詩》、吳式芬《待訪碑目》、龔橙《古文說》、丁士涵《集韻札記》等，均屬未刻之本，其文獻價值自不待言。但既為已刊之撰述，其手稿仍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上圖的館藏，在在能夠說明這一點。 　　例如明高攀龍詩文稿，存共《觀梅詩》、《陳賁聞墓志》、《柬趙師》、《柬朱平涵閣老》、《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柬劉念臺太仆》、《水居飲酒詩》七篇，與《高子遺書》刻本互勘，字句頗有詳略異同。《柬朱平涵閣老》，全首為《遺書》本所無。《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遺書》本只“滿目蒿萊”、“竹徑茅齋”、“城頭曾筑”三首，手稿本十首全。則此手稿足可?？瘫局?，補刻本之遺。 　　又如明程嘉燧手稿本《松圓居士浪淘集》，存詩凡三百八十四篇，其中多篇未收入刻本。此稿卷末清人張云章跋稱：“今人得其逸詩，尚不難名世”，按此說法，則未收之詩也很有價值。 　　其次，稿本含有反映著者創作過程中與友朋、弟子互相商榷、研討的第一手資料。如清惠棟手稿本《明堂大道錄》，經著者修改刪削，末有其門人江聲校札二葉。江氏檢出該書引文脫誤、標記模糊處請示，定宇一一指示當增、當存、當刪。定宇去世后，江氏所校本始得刊刻，即畢沅《經訓堂叢書》本。執稿本與刻本相校，江氏所說當補之數條內容有些見于刻本，有些未見，與定宇之指示基本相符。通過比較，可以窺見此書初稿、定稿、刻本之嬗遞過程，了解江聲對此書之貢獻。 　　又如清丁履恒手稿本《諧聲類篇》，此稿寫定后，丁氏以之就正于王念孫。王氏曾簽校三十五條，并有致丁氏書信一封。王氏校簽的意見，有些刻本（改題《形聲類篇》）從而入錄，注明“王懷祖曰”，有些則未予采納。如王氏認為，應在丁氏所定十九部基礎上再分出質、緝、盍三部，共計二十二部，刻本仍依原稿分為十九部。丁、王兩家學術交流之始末，非手稿不能得見。 　　第三，稿本能反映著作修改、刊刻的動態過程。如清王芑孫手稿本《惕甫未定稿》，不分卷，內有簽條，標為“惕甫未定稿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又有未及編次之文若干篇。將此稿已分體歸卷的部分與刻本的十六卷本、二十六卷本對比發現，三者的文體分類、次序大致相同，按這一分類、次序，著者擬編的本子應該就是十卷。這說明，此書的編集在刻本之前還應有一個十卷本階段。又如清錢儀吉手稿本《石齋雜記》，中有《題陶云汀漕河禱冰圖》一首，撰于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卷首題《琴禁集》。按錢氏詩有《韞》、《閩游》、《北郭》、《澄觀》、《定廬》、《刻楮》諸集傳世，《琴禁集》則各家目錄均不見著錄。經檢對，此首已收入《澄觀集》卷八。這說明，著者最初編有《琴禁》一集，后始將其中詩作改入《澄觀集》。 　　第四，也是特別有趣的一點，稿本內容中有比較敏感的語句，或稿本有著者個人感情色彩比較強烈的字句（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夠“厚道”的話），往往為刻本刪去。如清沈欽韓手稿本《蘇文忠詩集補正》，為光緒間廣雅書局刻《蘇詩查注補正》四卷本之初稿。此稿所收條數視刻本為少，不是最后定稿，但保存了沈氏對查慎行駁斥、嘲笑、奚落之語?？瘫局?，此類話或被改得比較中性、客觀，或索性被刪去。如卷二“荊州烽火畏三巴”條，手稿本“此等議論皆模糊影響之談，不審于讀史也”，刻本改為“讀史未審”四字；卷四“寄題興州晁太守東池”條，手稿本“查氏喜臚列方輿諸書，而孟浪至此邪？”，刻本改為“查注誤”三字。卷十三“至今傳寶魏華書”條，手稿本“以唐接晉，其懵懂如此”，刻本“懵懂”改為“舛錯”。而“不切事情，不通史學”、“開口便錯”等語，刻本概從刪削。從此例子可以看出，就反映著者的真實感情來說，手稿的價值幾乎是刻本完全無法相比的。 　　“稿本中最具文獻與文物價值者當推手稿，除專著、詩文、日記、讀書筆記等撰述而外，書信亦是手稿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文字長者累書百言，短者單辭片語，或述事闡幽，或宣情吐臆，粗而名象，精而幾微。至于其書法，信手寫來，自然天成，氣韻生動，姿態萬狀，鑒賞家、收藏家們珍之若美珠文玉?！鄙虾D書館研究館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陳先行先生如是說。 　　確實，在撰述手稿之外，上海圖書館所收藏的明清兩代一萬多家、十萬多通尺牘（尚不包括整理中的盛宣懷檔案），其文物與文獻兩方面之價值，在國內各大圖書館、博物館中，都可謂獨領風騷。 　　以明代尺牘而論，上海圖書館和上海博物館兩家合而計之，恐怕也不過在千通上下，僅此一點，明人書信作為傳世文物的價值已自凸顯。 　　上海圖書館所藏明人書信，已大部分匯集在2002年出版的《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尺牘》中，共計三百四十一家、五百八十通，其中絕大多數作者都不過一二通左右，有些甚至已是僅存的孤品，如明初名臣華蓋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楊士奇，永樂間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金幼孜，成化間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謝遷，直到被目為絕代散文家的晚明小品文宗師張岱等等都是。今天我們只能從他們僅存的尺牘上，得以一睹其翰墨風華。 　　正由于明代尺牘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自不免有贗品混跡其中，因此淵源有自的名家收藏就更為人青睞，首次公開露面的明代名媛馬湘蘭尺牘手卷就是一例。此件為現代著名尺牘收藏家錢鏡塘舊物，自清代許乃普、許乃濟到民國吳湖帆、潘伯鷹、張宗祥等名家題跋累累，紙色墨痕，動人心目，所以當上海博物館研究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鐘銀蘭先生在展觀這一稀世絕品時，嘆為僅見的馬湘蘭書法真跡，完全可以視做評泊鑒定湘蘭書畫真贗的標準。 　　同樣，清代初期的名家尺牘也以其稀見罕傳而為世人寶重珍護。如清康熙時曲阜顏光敏未信堂所藏故人尺牘，凡二百八十四家、七百九十通，可謂洋洋大觀。顏氏為康熙六年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位登樞要，其昆季所訂交者皆一時名公俊彥，往返書信由后人匯輯為《顏氏家藏尺牘》。這些尺牘自顏家流出后，先后為吳門陶梁紅豆樹館、番禺潘仕成海山仙館輾轉遞藏，并被刻入《海山仙館叢書》，傳布世間，民國間又被商務印書館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向為學界藝林矚目。但道光之后，除遞藏之私家，又有幾人能獲機緣，得睹孔尚任、洪昇、李漁、納蘭性德等人的真跡呢！正因為《顏氏家藏尺牘》為后人保存了如此之多的稀世墨寶，故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這樣級別的尺牘，即在上圖的館藏中也是為數不多的。 　　尺牘的文物價值還體現在它作為書法藝術品的一面。正如陳先行先生所說，尺牘為信筆書寫之物，自然天成，不同于正式的書件，別具一種濃淡咸宜，瀟灑不拘的獨特韻致。明清兩代的書畫大家若董其昌、王時敏、王鐸、陳洪綬、傅山、八大、石濤、金農、鄭燮、錢載等傳世書件并不稀見，但尺牘則不克多睹。更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未入書畫家之列的人物，其手書的藝術水準卻不容忽視，如清初毛奇齡，并不曾被目為書家，但書法家、上海書畫出版社編審沈培方先生在賞鑒毛氏晚歲尺牘之后，評騭為康熙時的《平復帖》，認為對尺牘書法的深入研究，有可能會使學術界重新認識和評價明清兩代的書法藝術。 　　當然，對史學研究來說，尺牘更是一種具有極高價值的歷史文獻，其史料涵蓋的范圍，幾乎囊括了學術文化、政治軍事和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 　　明清學術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如王守仁、王世貞、黃道周、吳偉業、方苞、王鳴盛、段玉裁、孫星衍等名家留下的尺牘中，往往可見有關學問的探討，如顧炎武尺牘： 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當年皆曾寓目。與后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為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后人之自定。斯得之矣。 　　雖只言片語，但仍可供后代修史者的參悟。 　　再如桐城派文章大家姚鼐的尺牘，話題不離作文： 　　歸震川能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文家有意佳處可以著力。無意佳處不可著力。功深。聽其自至可也。 　　直可視做惜抱軒點評語。 　　除此以外，尺牘中反映的作者交游情況，也是值得學術史研究者關注的一個側面。如上海師范大學潘建國教授根據上圖館藏凌濛初尺牘，探討其交游和著述，寫出《明凌濛初尺牘真跡考釋》一文，為尺牘有裨于文學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證。 　　而對于治清代政治史尤其是從太平天國直到洋務運動時期歷史的學者來說，上圖館藏的道咸同光之際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陳蘭彬、郭嵩燾、馮子材、劉坤一、翁同龢、陳寶箴等等諸多政壇風云人物的尺牘，幾乎是一個取之不盡的寶庫。 　　例如，歷任廣西、貴州提督，中法戰爭時擊敗法軍、贏得鎮南關大捷的名將馮子材，讀其尺牘，不僅可以了然我軍布防御敵的細節，而且能夠真實地感受到戰云壓城的緊張氣氛： 　　又據署欽州營參將莫善喜稟報。本月十九日有法國輪船一艘駛至竹山口岸。二十一日已經開往他處。二十二日又有法國大輪船兩艘白龍尾一艘。又有小火輪及鬼板數只。各船均載有法兵。來至岳山港口停泊。旋用小鬼板數只駛進硭街。窺伺我軍等情。查硭街一帶教匪頗多。且距欽州不遠。今該法人忽駛輪船多只來至該處。不知是何意見。材當即函覆該參將。飭令督率所部一營。認真防范。倘兵力單薄。即就近飛調五崗團練幫同守御。不可疏忽。去后竊思。廉府三屬兵勇無幾。今法人教匪分至北海岳山硭街等處。倘若窺伺廉郡。不獨團勇難以抵敵。即合浦欽州所練之勇。如遇大股法匪。若無兵勇協同御敵。誠不足恃。五夜思維殊深。令人焦灼耳。知系錦念。飛肅布陳。 　　更為可貴的是，這一時期的許多尺牘都是由收信人家藏世傳保存下來的，因而資料性相當集中。如咸豐三年進士、官至大理寺卿的朱學勤，與當時各地的封疆大吏書信往來頻仍，其家傳尺牘集中反映了當時中央和地方官僚間的人際互動關系，就是一個例子。 　　除以上所述人文、軍政等方面外，尺牘所有的一個特別豐富的內容，則是日常生活的記錄。例如前面提到的馬湘蘭尺牘，據中國美術學院范景中教授考證，是這位秦淮名姬寫寄名士王稚登的情箋，情真意苦，悲懷如訴，而觀其筆墨，又與王稚登所云湘蘭“書若游絲弱柳，娜娜媚人”之語若合符節。歷來慕湘蘭盛名而斤斤尋拾其逸聞遺事的好事之徒，只能憑借百谷寥寥二三百字的《馬姬傳》以寄托想象，又如何能得其仿佛呢！ 　　名家的日常逸事，一直是后人津津樂道的話題，這在上圖收藏的家書中，在在可見。例如在董其昌致其岳父的書信里，我們能看到這樣的叮囑： 　　近者同館年兄進京。乃知舟行事體。凡官船圍艙房艙是我家所坐。并不許船頭將一毫貨物放入。須先細看驗過。若到蘇州。他要與阿四等曚 串通。欺瞞岳父。扣頭搭貨。彼自有船梢小艙。并非中間頭上。中間頭上艙。不得曚 與之。蓋例合有趁艙銀五十余兩。同館兄亦用支持道路者。此須曉得。仍可一物不帶。關上人自有分明。倘若容之。必須依例。不可做人情。又阿四等油嘴云自買帶者。切不可聽。差人將一帖在鈔關討分曉也。女眷在船。不可著生人搭船。我家亦不可請它友在內。房艙圍艙須要相通。岳父常走來走去檢束婦女為要。 　　讀來令人莞爾，使我們見到了吟詠風雅、揮灑翰墨的董思翁的另一面。 　　當然，以上分別所說的種種，其實在具體的尺牘中并不截然分開，而是糅合在一起的。日本金澤大學李慶教授對上圖館藏一級文物王守仁尺牘的考證，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精彩的個案。 　　王守仁的這通書信，是寫給當時在江西賑災的檢察御史唐龍的，正是陽明提出“致良知”學說的時期。除了信內反映的作者思想狀況外，李慶先生認為，研讀原件，至少還能使我們得到以下收獲：一、可校補《王陽明全集》文字的缺誤；二、可增加對明弘治、正德間文學風格和成就的認識；三、可深化對明代書法史的認識。此外，對了解明代書信的行文格式也有實際的幫助。也就是說，這一尺牘的學術價值，涵蓋了哲學、文學、藝術史、文獻學等多個層面，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