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山水畫一代宗師李可染先生誕辰100周年。1907年3月26日，李可染出生在江蘇徐州的一個貧民家庭。他創造性地將傳統精神同時代風范、中國氣派同西方語匯融合一體，以創新求變之膽，鑄渾厚華滋之魂，在中國山水畫革新事業中做出了巨大貢獻。 　　20世紀的中國畫，與20世紀的中國社會一樣，處在不得不變、不能不變的歷史境遇中。一方面，它要承續古老的自成體系的繪畫傳統；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正視愈來愈強的西方繪畫影響；它還要在精神氣質、題材意境甚至筆墨手法上勝任現實生活的表現。 　　對于中國畫家來說，此重任是共同面臨的，而對于使命感更強的畫家來說，壓力則更大。許多先行者接受了時代的挑戰，這其中有李可染的前輩，也有李可染偕行，他們的共同努力推動了中國畫的革新。李可染是共同事業中的一員，同時又是杰出的一員。 　　李可染為革新做了最充分的準備。1942年他在重慶就認識到要從事中國畫革新，必須具備對傳統的深刻認識與把握，因此確立了“用最大功力打進去”，再“用最大勇氣打出來”的基本路徑。1946年，他認識到師從齊白石、黃賓虹這兩位傳統功力深厚的大家的重要性，從而投師齊、黃門下。可以說，李可染是在造詣精深的傳統功力的基礎上開始中國畫的革新的。這是他與留洋歸來的畫家和旅行寫生畫家的最大區別。同時，李可染對西洋繪畫又進行了深入鉆研。他青年時在西湖國立藝術研究院師從法國教授克羅多和林風眠學習油畫，對西洋美術史從古典到現代的發展路數很熟悉。西洋美術的修養使他具備了堅實的寫生與造型能力以及對素描關系和光影、色彩的掌控能力，他長期在美術院校教授水彩和人物……這些修養與實踐，又是那些純傳統的中國畫家所不具備的。 　　李可染為革新進行了最艱苦的實踐。1954年，他與張仃、羅銘赴江南寫生三個月；1956年他上黃山、過三峽、溯嘉陵、上峨嵋，穿行舊棧道，夜住騾馬店，歷時8個月，行程數萬余里；1957年與關良同赴德國寫生四個月，由此在德國科學院舉辦了《李可染關良畫展》，會場上罕見地懸掛了德國和中國國旗，李可染為此非常激動。1959年到桂林寫生，餐風櫛雨，對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于朝暉夕陰及雨雪陰晴中的種種變化深入觀察、悉心體會、深情刻畫……自1960年開始，他對寫生積累進行“采一煉十”的熔煉陶鑄，即使在失去創作自由的“文革”期間，仍然借助風景圖片和風景畫冊進行“山的研究”，并以無比堅忍的毅力，發憤練習自創的“醬當體”書法。他喜用的印語如“千難一易”、“峰高無坦途”、“廢畫三千”、“學不輟”、“白發學童”、“實者慧”等，表達的都正是這種苦學精神。他自稱是“苦學派”，他把自己的畫室取名為“師牛堂”，其內心的追求與決心，當不言自明。 　　李可染為革新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李可染是一個長于思考的藝術家。他能敏銳地看到問題的癥結，找到解決的方法。他的思考總是充滿睿智，辯證而不片面。他的學生們把他的講話收集整理成畫語錄。他似乎對每一步革新的方向和任務都很明晰，對每一階段的主要矛盾都有著深刻的認知，他堅定地朝著既定的目標前進而從不動搖，對中國藝術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充滿信心。他不是一個盲目的革新者，也不僅僅是個性與風格的表現者，他肩負了中國畫革新使命且自信能夠完成這一使命。四十年代他以墨戲人物簡淡山水打進傳統；五十年代后，他以積墨山水重新雕鑿中國山水畫的形象；人到中年的時候，他對自己說，上路吧，并在上路之前請鄧散木制印兩方，一曰“可貴者膽”，二曰“所要者魂”。他對夫人說:“我這一生從未做過好夢。每次做夢都在爬山，眼看爬到高頭了，又總是摔下來，從夢里驚叫嚇醒。”當年走上寫生之路時，他告誡自己“不與照相機爭功”。他清晰地看見水墨氤氳的天氣已經現出了魚肚白。當有人說“中國畫已窮途末路”時，他卻預言“東方既白”。在與西畫特別是油畫較勁幾十年后，他由漸悟到頓悟，浩然嘆曰:“水墨勝處色無功”。八十年代后，他以潑墨淋漓的云山，幻化出宇宙間勃郁的生機。這位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的大師在進入耄耋之年后，有一種“會當凌絕頂”的快樂，于是他把一生對中國畫和東方美學的全部領悟，化為一個新的齋號:“墨天閣”。他甚至不知老之已至，還在積極醞釀著“衰年變法”。在生命結束前十天，他把在京的弟子們召來，告訴他們:“我要變，變得嚇你們一跳”。可惜，天不假年，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在畫室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82歲。 　　20世紀的中國美術，波瀾壯闊，奇峰迭出。李可染是其中高峻深邃的一座。他一生朝山、拜山、畫山，最后，他自己也成為了一座山，一座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