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畫 資料圖片 　　斯坦因在敦煌藏經洞獲取的文物，輾轉被運回英國，按照資助他中亞之行的印度政府、英國博物館、印度事務部之間簽署的分配方案進行分配——文獻部分、漢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材料，歸英國博物館保存;于闐文、龜茲文、藏文材料，歸印度事務部圖書館保存;梵文寫本、盧文書寫的歸英國博物館，用婆羅謎文書寫的歸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其他發現品如絹畫、刺繡、木版畫、陶器、木雕、錢幣等，在印度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和英國博物館之間平分。 斯坦因收藏品的考古文物材料，入藏英國博物館的東方古物部，文獻材料則入藏東方印本與寫本部，1973年，英國圖書館從博物館中獨立出來，東方印本與寫本部并入英國圖書館。流散到英國的敦煌藏經洞文物經歷了這樣的分配變遷后，收藏狀況變得復雜，原本是一個整體的經卷文書包裹，被當成絲織品和文書分成了兩個部分，在歷經了幾次重新編號整理之后，入藏英國博物館的美術品和入藏印度圖書館的非漢文文獻仍保留了以Ch(千佛洞)為首的編號，而入藏英國博物館的漢文卷子包裹上的原始編號，卻在編目時被廢棄，代之以S.(斯坦因)的編號。 離開敦煌：復雜的文物流轉 斯坦因在師爺蔣孝琬幫助下，獲得的箱子，隨同他的行程，被送到新疆哈密。在哈密，這些文物又被重新打包一次。斯坦因將接下來的行程分成兩個部分，重新打包的文物，交由蔣孝琬負責運送到和田，自己則深入塔克拉瑪干繼續考察。馬繼業已經聽說了他要回國的打算，為他辦妥一切手續。在諸多官員的關照下，斯坦因的離境完全是特殊待遇，他的護照并沒有按規定被中國政府收回，而是伴隨他一起返回了英國。 繼續探險的斯坦因在第二年的3月到達策勒村，派遣他從英屬印度第一地雷坑道兵團借來的軍官奈克·拉姆·辛格和維族仆人伊卜拉辛·伯克一同東去米蘭遺址，將他1907年初埋入沙中的米蘭五號廟室遺址壁畫仔細攝影，然后全部剝離帶回，而他自己西去和田附近考察。但拉姆·辛格在去往米蘭的途中，在卡克里克突然患上了青光眼，一只眼睛失明。到達米蘭后，另一只眼睛也失明了，只好在米蘭遺址附近的一條小溪旁躺了幾天，在伊卜拉辛的攙扶下，返回卡克里克住了一周，之后啟程去往和田，與斯坦因會合。 1908年3月26日，獨自西行的斯坦因先到達和田，照舊住在巴德魯丁·汗的家里，這個阿富汗人在和田一帶的身份，相當于英國人在當地的僑領，途經此處的外國探險者們，幾乎都住在他家里。但拉姆·辛格的失明歸來實在是個意外。斯坦因派人用大車將拉姆送往葉爾羌，請當地的傳教士醫生拉奎特治療，青光眼在那時屬于不治之癥，拉姆于是被送回印度，1909年病死在印度老家。 6月9日，由蔣師爺負責運送的文物，用鐵皮箱子裝著，陸續從喀什到達和田，同來的還有許多用于包裝的馬口鐵皮和錫片，這些是馬繼業在新疆跑遍了許多市場，好不容易才買到的。斯坦因在這里花了整整6個星期，重新打包整理收集品。蔣孝琬幫助整理敦煌文書編目。但令人疑惑的是，斯坦因放棄了讓蔣孝琬編織漢文寫本目錄的計劃，在斯坦因后來出版的《西域考古圖記》中，有長達150頁的“千佛洞所獲繪畫、木刻品、絲織品及其他古物登記目錄”和粟特文、回鶻文、于闐文、梵文、龜茲文的登記目錄，唯獨缺少了漢文寫本目錄。 8月1日，運送文物的50峰駱駝從和田啟程，前往印度。斯坦因再次和他的收集品分開，兩天后，他在山普拉和故友們告別，斯坦因沿玉隴喀什南下西藏高原北部的昆侖山脈，繼續他的地圖測量工作。9月23日，斯坦因的雙腳被凍傷，只能放棄考察返回，越過中印邊境上的喀喇昆侖山口，回到英屬印度一側。10月14日，斯坦因在拉達克首府列城的教會醫院里接受手術，將右腳指頭全部截去，半個月后出院，11月13日抵達克什米爾首府斯利那加。 東渡英倫:震驚西方的珍奇 1908年12月1日，腳傷還未痊愈的斯坦因南下印度本土，在加爾各答收到了明托勛爵的熱情宴請。飯局陪同者身份同樣顯赫，是印度政府的各部長。斯坦因借機順利辦理了回英國安置文物的相關手續。圣誕節后第二天，12月26日，斯坦因在孟買登上了返回歐洲的郵輪。先于他離開和田的那93箱文物，此前已經用馬車、火車輾轉從克什米爾運往孟買，再用郵輪運回英國，一路由印度政府派專人負責保護。 1909年1月21日，斯坦因到達倫敦，鋪天蓋地的榮譽已經在等待著斯坦因。1月22日，路透社記者福雷德里克采訪了斯坦因，隨后英國幾乎所有報紙都于1月23日采用了這篇采訪稿。1月30日，《插圖版倫敦新聞報》評選出15大探險家，并且刊登畫像，斯坦因榮登榜首，斯文赫定位列15。 回到英國后，斯坦因在牛津和倫敦之間往返，文物不久后到達，他有大量的重新整理工作需要完成。1910年6月，在斯坦因的安排下，英國博物館舉辦了第一次敦煌文物展，主要是為了在歐洲范圍內征集整理考釋方面的合作者，參觀這次展覽的人也只限于學者圈子。巧的是，在1910年3月到1911年1月間，中國出版家張元濟正在進行環球旅行，成為最早在海外得見斯坦因收藏品的中國人。 張元濟是清光緒年間的進士，曾任刑部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章京，因參與維新，戊戌變法失敗后被革職，繼而在上海致力于文化事業，畢生主持商務印書館。1910年5月4日，張元濟到達行程的第一站倫敦，但此前他根本不知道斯坦因的中亞考察，也失去了參觀第一次敦煌文物展的機會。幸運的是，10月26日，張元濟在法國參觀了伯希和的收集品，在與伯希和交談中，得知了斯坦因事情，于是重新返回倫敦。11月4日，他在倫敦致信斯坦因，請求查閱他的收集品并商量堪布四部書事。張元濟發現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書籍不如法國多，而佛經和其他文物遠多于法國。 　　藏經洞文物的英國命運 1907年進入藏經洞的斯坦因留下了對當時文物存放狀況的記錄，洞中所有的材料原來都分包在兩種包裹皮之中，一類被他稱為“正規的圖書包裹”，總共1050個裝有漢文卷子的包裹，80個藏文卷子包裹。另一類被他稱為“雜包裹”，包著梵文、于闐文、藏文的貝葉形寫本和回鶻文、粟特文卷軸及絹紙繪畫、絲織品、修補佛經或佛畫的文書、廢紙、木棍等。 藏經洞出土的這些絹紙繪畫，也被認為是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精華之一。早在1921年，斯坦因本人就選取其中的精美絹畫48幅，用彩色和黑白照片影印，輯成《千佛洞:中國西部邊境敦煌石窟寺所獲之古代佛教繪畫》一書，在倫敦出版。書前附導言，概述了這批繪畫作品的內容和藝術價值。在1918年英國博物館和印度中亞古物博物館瓜分這批美術品之前，任職英國博物館的魏禮開始編撰《斯坦因敦煌所獲繪畫作品目錄》，本書編成時，這批繪畫品的分配方案已經出籠，所以，該目錄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英國博物館藏品目錄，第二部分為德里古物博物館藏品目錄，共著錄絹紙繪畫、板畫、刺繡等500余件，對每一件繪畫品的內容都做了詳細描述，抄錄上面的漢文題記并譯成英文，還簡記其顏色、質地、大小以及研究文獻。書后附錄的是兩件紙本繪畫背面所抄的《甲戌年四月沙州鄧慶蓮狀》和《乾德四年曹元忠夫婦修北大像功德記》的英譯文。此書于1931年出版，在很長的時間里，成為研究敦煌寫本不可或缺的參考書。此后，留存在英國博物館的部分美術品由韋陀做了系統的整理和研究，編成《西域美術:英國博物館斯坦因收集品》，共3卷，第1卷為敦煌絹畫，第2卷為敦煌10世紀的大幅絹繪，以及紙畫和木板畫。第3卷為染織品、雕塑、壁畫等，除開敦煌文物，還有新疆各地的收集品。 這些絹畫上的題記、紙畫旁邊或背面所寫的文字，往往有重要的文獻材料，與莫高窟內的題記和敦煌其他寫本文書的價值等量齊觀。而在所謂的織染品中，有一些絹質的經帙，原本是和藏經洞的寫經放在一起的，同樣是研究敦煌寫經時不容忽視的一組材料。根據研究者榮新江的考證，斯坦因的收集品進入英國博物館后，因為東西太多存放條件欠佳，斯坦因建議將部分文物存放在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中，產權仍歸英國博物館。1991年榮新江辭官去往考察，那里保存有絹畫、經帙和許多絲織品的殘片，有些還比較完整，但未受到藝術史家們的重視。 斯坦因3次中亞考察所獲的文獻部分，也經過了復雜的編目，尤其是其中的漢文寫本部分，這工作最初由伯希和負責，由于“一戰”爆發而停止。英國博物館的翟禮思接下來進行了藏經洞漢文文獻的初步系統編目，廢掉斯坦因原先的Ch號，而以S號取代，S編號的寫本最初只有8000多號，1953年到1954年英國博物館制作縮微膠卷的時候，編號只到S.6890。近年來，已經歸屬到英國圖書館的寫本，經由修復部整理，陸續從敦煌絹畫、寫本、經帙等已經編號的文物或者文獻上，揭出許多殘片，S編號已經增加到1萬多號。榮新江比較后認為，S.6890以前的寫本較為完整，有不少長達10米以上，而此后的寫本較殘，大多數為一兩尺長，許多只有巴掌大小，最后百余件實際只有一個或半個字。所以他認為，有些學者總想統計出敦煌寫本究竟有多少，或者想比較哪一處藏家藏品最多，這其實都是無法做到的，從斯坦因編號的文書來看，有的1件長卷，比100件碎片的分量還要大，它們是無法用編號多少來比較的。 英藏敦煌文獻的系統編目 S.1～6890編號的縮微膠卷公布之前，能夠大量使用這部分材料的學者很少。致力于敦煌學中國的研究者們也試圖重新做英藏敦煌文獻的整理工作，1987年8月，中國學者與英方合作拍攝、整理、研究、出版《英藏敦煌文獻》的國際合作項目開始啟動。歷時8年，1995年5月，大型圖集《英藏敦煌文獻》的14卷圖版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齊。這套定價萬余元的圖書，被認為是迄今為止，反映英藏敦煌文獻最清晰、最完整、最準確的圖版本。 時任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的寧可教授，在文獻編撰過程中承擔的任務，是查閱英藏所有敦煌卷子，篩選出其中的非佛經漢文文獻以供拍攝。他也被稱為“閱盡英藏敦煌文獻的第一人”。《英藏敦煌文獻》中，佛經寫本占到了絕大多數，寧可估計是95%，但剩下的5%非佛經的整理同樣是龐大的工作，這個龐大的篩選工作基本集中在半年完成，其間寧可每天的任務就是在英國圖書館的恒溫恒濕書庫里戴著手套、小心翼翼展開那些古老的寫本卷子，大致閱讀，并做出相應的記錄和判斷，然后將卷子重新卷上，并用白紙再包裹一次，放回原處。這是英國方面提出的一項保護寫本的附加工作。寧可說，一開始還試圖將每個卷子通讀上一遍，記下主要內容，后來發現工作量太大了，時間又緊，根本不可能完成，只能將閱讀變成粗線條，對有疑問的卷子留下簡要記錄，所有記錄只能用鉛筆寫，防止任何意外的濺墨損害到寫本。即使這樣，每天最多也只能翻閱100個卷子左右。大量的閱讀翻檢中難免存在遺漏，成書后的篩選和校對工作后來又耗費了許多時間。 敦煌文獻中的世俗文書，被認為是最有史料研究價值的部分。翟禮思的目錄中曾經分為22類，寧可親見的這些卷子也印證了敦煌在吐蕃占領之后，切斷了和中原的聯系紙張供應緊張的史實。許多卷子上正面反面甚至頁面空白處記載了不同內容的文字，能夠印證史實的，包括廢棄的大量唐朝官文書被用于抄經，甚至裱糊經帙或者殘破的經卷和絹畫。于是許多佛經等書籍的背面、裱紙和各種備用紙上，留存下數量豐富的公私文書。有一些甚至是傳世文書中所佚失的典籍斷片。 1988年，第一次展開古老的敦煌藏經洞寫本，寧可完全被震撼住了，此前他在香港地區也看到過被稱為敦煌寫本的佛經卷子，但總疑心是假的。現在，親手觸摸到這些歷史的遺跡，是難以描述的幸福，“有的寫本紙張非常好，展開時嘩啦啦作響”，“還有一種卷子壓了金箔，也很精美”，他記憶很深刻的一卷北朝經卷，“有12張紙，各種顏色，藍、粉紅、黃、藕色……紙張很硬很結實，厚度像現在的打印紙”，不過這種卷子不多，他只看到了兩三個。還有一些卷子“的確很爛”，或者在展開的過程中就出現殘破，或者展開后發現，里面夾雜著小草根、沙粒等雜物，“只是原因不明，不知是存放于藏經洞時的原始狀態，還是后來斯坦因輾轉運送這些文物途中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