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帶來的經驗是：購買新藝術品，是比保存它們更加有風險的事情———它們是全新的，并沒有經歷時間的考驗和歷史的認可。 　　中國需要馬上做的事情，是應該有一個能夠伴隨中國當代藝術生長的美術館。這一夢想存在于很多美術館人的心中。 　　來自法國蓬皮杜中心的“新浪潮”法國當代藝術展很需要時間去領會。雖然150件展品只占蓬皮杜館藏的2.5‰，這個展覽卻回溯了自1960年代至今的法國現當代藝術發展史，每一件作品都有自己清晰的時間坐標。“新浪潮”來到中國之前，2003年在蓬皮杜中心，舉辦了名為“中國呢？”的展覽，總結了中國現代藝術20年來的藝術創作。兩個展覽如同中法、法中文化年一般相互呼應，而最大的區別恐怕在于“新浪潮”展出的是蓬皮杜的館藏，而“中國呢？”的作品在中國，還沒有一個藝術博物館來收藏。 　　在中央美術學院進行的“現當代藝術的收藏”主題研討會，成為法國人對中國人的一堂輔導課。 　　“賭博”性質的收藏 　　“新浪潮”法國當代藝術展上，一件醒目的影像裝置作品叫做《身份，現在您已成為馬夏爾·雷斯的一件作品》。名稱冗長，卻不難懂：當觀者走近作品，背影便被隱匿的攝像機攝下，進入閉環反饋的影像回路，層層出現在白色剪影中的電視屏幕上———您的確成為了作品的一部分(見圖)。這樣的概念今天仍時常被用于影像裝置作品中，馬夏爾·雷斯作于1967年的《身份》算得上老前輩。他當時在作品中用的那臺電視機，今天是早已不再生產了。于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在上海、廣州和北京展覽的這件作品并非“原作”。 　　作為專門收藏現當代藝術作品的博物館，蓬皮杜藝術中心的56000余件藏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面臨與保存傳統繪畫、雕塑大不一樣的新問題。“最近的例子，是一些1970、80年代的攝影作品，褪色嚴重，而且無法彌補。”隨展覽來到北京的蓬皮杜藝術中心總監阿弗雷德·帕克蒙先生說，“比如錄像帶也會遇到消磁、影像損失的問題。同樣對于一些錄像機、DVD機、計算機等，隨著新技術的發展，十年之后，可能某些類型就不再生產。博物館的任務就是要有足夠的手段來保存這些技術產品。” 　　對任何收藏現當代藝術品的博物館，這是共同的問題。有技術含量較高的解決手段，比如早期創作的電腦多媒體作品，在今天動輒升級的操作系統中，必須通過模擬器程序來運行和展示；有的就不太談得上技術含量。比如紐約古根海姆現代藝術館收藏了一件1970年代的裝置作品，藝術家提供的設計草圖里，指定了一種當時的日光燈管。燈管有壽命，而且這個型號說不準哪天就停產了。為了保證這件作品是“原樣”的，博物館專門找生產廠商定制了大量日光燈管鎖在倉庫，每當陳列展示就用上這些燈管。在一定時間內，這也不失為一個辦法。 　　成立于1979年的蓬皮杜中心，藏品涉及多種藝術門類，不僅有傳統的雕塑、繪畫，還有攝影、電影、錄像、多媒體、建筑草圖和模型等。多數藏品來自私人收藏家或畫廊的捐贈。每年，蓬皮杜中心的預算中有大約400萬歐元專門用于新藝術品的購買收藏。“可以說這是一筆巨大的錢，我們也很高興能用它來購買藏品。但是考慮到現當代藝術品市場上某些作品價格非常昂貴，所以似乎又顯得不夠。”帕克蒙說。購買新藝術品，是比保存它們更加有風險的事情——它們是全新的，并沒有獲得歷史的認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選擇帶有賭博般的性質，要經歷未來時間的考驗。” 　　“賭博”的成敗由觀眾來檢驗。“通過時間、觀眾，才能逐漸體現它是不是一件重要的作品。如果是，那么它就會經常出現在我們各種各樣的展覽中。失敗的例子，相對而言就會在展覽中出現的幾率小一些。” 　　蓬皮杜藝術中心有大約25位主管，專業分別是建筑、攝影、現代藝術等。他們與帕克蒙定期開會，討論在現當代藝術發展當中哪些作品或藝術家非常重要，值得收藏。之后由一個外部獨立專家組成的委員會來批準館方提出的計劃。這些獨立專家多是收藏家或藝術史學者，委員會每三年做一次新的提名、任命。專家們的努力，為的是盡可能全面地展示藝術家的作品以及他們的發展歷程，展示他們對美學和藝術創作的理解。我們不想把他們的藝術品以一種分散的形式呈現，我們想突出的是他們在現代藝術史當中的地位和作用。 　　“這種有風險的購買行為，在考察、研究藝術家的創作歷程的基礎上作出決定。一位藝術家在自身發展歷程的某個階段才會得到肯定，或者有的時候不被接受，我認為這也是生活的一個規律，或者也是我們博物館業發展中的一個普遍規律。”帕克蒙著意強調，“我們不應該太屈從于大眾的欣賞口味或者是潮流。不應該讓它來改變我們的標準。我們只要購買了一件作品，它就會永遠留在我們的博物館中，不會再出售掉。” 　　藝術占先的體制 　　成立于1979年的法國國立現代藝術館，是當時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相當個人的決定，蓬皮杜本人就是非常活躍的現代藝術收藏家，藝術館因此被命名為“蓬皮杜中心”。當他去世后，政府對現當代藝術沿承了開放的態度，國家對現當代藝術的資助也成為固定的傳統。實際上，建設博物館、購買藝術品、用減免稅收等政策鼓勵私人捐贈，是一個國家以資金和政策的幫助養活了藝術家，以及包括畫廊、博物館在內的整個藝術體系，令它能夠活躍地運轉。 　　法國現當代藝術的活力，依賴于國家和私人的雙重扶持。國有的博物館或文化機構網絡有著非常強的實力和廣泛的影響，比如蓬皮杜中心或法國當代藝術國家基金會；法國各地區、城市也有著分布廣泛密集的藝術機構；民間的藝術市場亦非常活躍，400家畫廊集中在巴黎，每天都在運轉，向消費者和觀眾介紹現當代藝術。“國家和私人，也就是博物館和市場，以非常透明的諧和的方式進行合作，在不混淆各自功能的前提下努力增加藝術對觀眾的吸引。”巴黎當代藝術國際博覽會主席馬丁·貝特諾介紹說。 　　如果一個藝術家要展出他的作品，或者需要資助，他首先要找的是畫廊。“大多數情況下，畫廊是首先展示藝術家的，在宣傳藝術作品方面畫廊扮演著活躍的角色。然后博物館才發現藝術家。”帕克蒙說，“畫廊與博物館的區別在于：畫廊會不止一次地吸收某個藝術家的作品，跟隨他的作品做多次的展覽；博物館則是逐漸地收集某個藝術家的作品，最終做一次展覽，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不會做他的第二次展覽。它們扮演不同角色，但對藝術家來說都很重要。我認為藝術家應該意識到畫廊的重要性，尤其在中國，整個當代藝術體系才剛剛起步。我覺得藝術家和畫廊聯系得還不夠緊密，這是我的印象。”博物館與市場之間存在著微妙的互動關系：如果一個重要的博物館為一個重要藝術家做了個展覽，也許就會提高他的身價，無論對私人收藏者或整個藝術體系。但另一方面，市場的活躍對藝術家也非常重要。“我們作為博物館，永遠都要聽取藝術商人的意見。” 　　法國政府、王室長久以來都曾深入地介入藝術，委任藝術家、建筑家，這個傳統一直持續到今天的社會體制。帕克蒙告訴記者：“法國的政治體制中，藝術占有優先地位。國家投資當然是養活了藝術家和整個藝術體系，但我想更主要的動機是教育公眾。讓人民了解當代藝術，對國家或城市來說，一個好的方式就是購買藝術品，在博物館做好的展覽，讓人民接觸到藝術品和藝術家。這是我們教育、文化計劃的一部分。” 　　“如果選擇得好，這是為了未來、對今日發生之事很好的記錄。國家的文化靠這樣的努力——做好的博物館、建造優秀的建筑——把眼下帶到未來。我們很幸運，蓬皮杜中心有大量的收藏。如果今天才開始，這些現代藝術我們將無法收藏，為時太晚。你必須想到：當你購買眼下的一件作品，你是在為后代準備。” 　　中國現代藝術零收藏 　　2002年，在廣州舉辦的全國美術館館長會議上形成的共識是：國內美術館也要成為美術博物館，意味著要有固定的收藏，固定的陳列。也就是說這之前，我們的美術館只是提供展示空間的展覽館。“應該說非常晚了，但也是一個開始。那之后——根據我們的了解，中國美術館開始得到政府用于收藏的資助，在這以前是沒有的。”中華世紀壇藝術館副館長王昱東說。 　　當代藝術在中國誕生發展20年，當中不乏在世界上非常有影響的藝術家。“但他們在創作過程中，應該被記入我們當代藝術史的重要作品，現在并不在我們國家的美術館中。所以我們將來不要說是要構建20世紀的美術史，就是構建近20年來的當代美術史，都會是非常困難的事。” 　　王昱東曾去美國考察，看到一些過去以考古藏品為主的博物館，已經開始收藏當代藝術作品，并且對中國藝術家的作品非常關注，很多作品已經陳列在那里。“同樣的重視的程度在國內美術館仍然欠缺。需要馬上做的事情，應該有一個能夠伴隨中國當代藝術生長的美術館。這一夢想也存在于我們很多美術館人的心中。我們通過各種渠道在跟國家和地方各級政府溝通，包括這兩年代表中國當代藝術形象的國際展覽中，能看到政府對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視程度在提升。我想如果能有這樣一所目標很明確的博物館，可以在收藏和研究的方向上對中國當代藝術有更多幫助。”除了沒有博物館來收藏，對于當代藝術作品收藏的規范，國內也還沒有一個成熟的定案。架上作品還比較好辦，以外的比如裝置、攝影、數字影像作品，在中國的美術館中如何收藏？王昱東認為，“在中國的美術館規范還沒有形成，或者說正在形成。” 　　此番“新浪潮”北京展覽，法方還邀來了30位特殊貴客。他們是“蓬皮杜之友”協會的成員，多是現當代藝術的私人藏家，也是蓬皮杜館藏作品的捐贈者。他們不僅參觀了中華世紀壇的展覽，還光顧了剛剛揭幕的北京“大山子國際藝術節”。而帕克蒙與“新浪潮”展覽策展人卡米勒去了前門，考察現為商業區的老北京火車站。陪同的中方人員透露，他們非常喜歡那建筑，另外也有消息暗示，蓬皮杜中心有計劃在北京設立分支機構。若聯系到美國的古根海姆美術館曾表達在上海開設分館的意圖，這個消息很有些道理。 　　帕克蒙本人非常謹慎：“目前這還不成為一個計劃。不過我們正在法國東部建立一個新的分館，這是我們尋找更大空間、更多地展示我們藏品的第一步。我們希望會找到一個合作伙伴，我們已經聯系了香港，因為香港政府在九龍劃了地，打算新建一座博物館，我們希望成為候選人，但是還在等。如果北京有這樣的計劃，我們當然也會有興趣，但現在還沒有任何成形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