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在城市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蘇州博物館新館)

(藏于國家博物館內的子龍鼎)

“中國文化遺產及其環境保護總體情況而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前所未有的沖擊’并存的局面。”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在2007年前夕的中國文化報社專題報告會上指出。 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單霽翔從繁忙的工作中抽身來到報社，在發言中，他以《中國文化遺產的保護現狀與展望》為主題做了如上表示，并進行了深入、透徹的講解。 　　城市化進程和觀念認識的遞進 　　單霽翔認為，當前文化遺產保護遇到兩大背景環境，或者是兩大必須要面臨的問題。一個問題是城市化的問題。我國在進入21世紀的時候，城市化率達到了30%，國際城市化研究和發達國家城市化實踐都表明，城市化率進入30%至70%之間時應該是一個加速發展期。加速發展期表現為，城市化率每年以一個百分點或更多比率地增長。我國在進入新世紀的前6年，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我國的這種變化也引起了世界的極大關注。那么中國的城市化進度將對文化遺產保護帶來什么？增長一個百分點意味著什么？他認為，當前城市化進度使文化遺產及其環境保護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前所未有的沖擊”。而增長一個百分點則面臨的是一千多萬農民將涌進城市。 　　第二個背景是，國際和國內對文化遺產的逐漸重視和保護范圍的擴大。2005年的12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在這個通知里第一次在紅頭文件的題目上用了“文化遺產”，取代了我國使用了幾十年的“文物”這個詞。100年前，老百姓管它們叫“古玩”或“古董”或“古物”，隨著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現代考古學引入中國以后，對這些古物的歷史、藝術、科學的價值進行了發掘才慢慢形成“有文化的物質的載體”的概念。在國際領域，“文化遺產”這個詞早在上個世紀中期就已經誕生了。特別是1972年，國際上產生了一個非常有影響的公約《保護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目前有180多個國家加入，是加入國家最多的一個國際公約組織之一。實際上這幾十年來，國家也在不斷地、漸進地推進從文物走向文化遺產的概念。2005年，國務院在《通知》題目上用“文化遺產”取代了“文物”，這個詞的轉換在單霽翔看來，“是具有深刻意義的。” 　　前所未有的重視 　　單霽翔首先勾勒了一下我國文化遺產的保護情況。他說，我國文化遺產的保護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是有一部《文物保護法》。最近幾年，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又特別強調，尚未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但是在文物普查當中已經登記、注冊的這些文物也受法律保護。 　　他認為，自1985年我國加入了世界遺產公約；1987年產生了第一批世界遺產；1982年文物保護法確立了歷史文化名城制度；一直到2002年又確定了歷史文化街區和歷史文化村鎮的制度這么一個過程，已經慢慢地把傳統“文物”概念擴大成了“文化遺產”這個立體含義。目前就不可移動文物家底來說，大約有四十萬處，但這只是1981年至1983年開展的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得到的數據。在20年以后的今天，我們還在用當時的數字，應該說這個數字是很不準確的，已不足以體現我國當前的文化遺產的家底。到目前為止，國家分批次公布了各級文物保護單位7萬余處。 　　目前，我國現有博物館共2300多座，每年還在以100多座的數量增長。應該說這是我國博物館建設的第二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現在建國十周年前后。當時僅北京地區就出現了諸如歷史博物館、革命博物館、農業博物館、軍事博物館等設施。據統計，當前國內博物館的藏品共約兩千多萬件，全國每年舉辦9000多項展覽，其中有幾十項到國外展出。 　　來到國家文物局上任的這四年，單霽翔親歷了很多重大事件，感觸頗多：比如《文物保護法》修訂以后七個月，溫家寶總理就簽發了文物保護法的實施條例，這種特事特辦的速度讓國務院法制辦的同志也不禁感嘆；比如國家文物局申請編制，一下就批準了兩個司的10個人的編制，中央編制辦的同志說，從來沒有遇到過國家機關公務員編制一次增加兩位數的情況，說明了國家領導人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極其重視；比如中辦、國辦下文嚴格控制設立任何節慶日，而文化部的報告送上去，專家的呼吁信寄上去以后，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給予了高度關注，使“文化遺產日”得以設立；再比如經費，據財政部介紹，國家財政沒有什么經費是翻著翻地往上走，而文化遺產保護經費有時卻以每年一倍多的比例上漲。有些同志說，文化遺產保護經費上漲太快，每當這時單霽翔就說，事實上，那是因為以前我們經費的基數太低。但總體看，國家對文化遺產已經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視。 　　十二個問題突顯前所未有的沖擊 　　單霽翔認為，前所未有的沖擊也有大量的事實。第一個問題就是城市的規劃和編制思路亟需改進。現在很多城市規劃往往延續單一城市中心的布局。而“單一中心”造成的就是“攤大餅”式地發展。這樣發展下去，無疑造成全面的社會問題：如環境污染、交通擁堵、住房緊張，以及一些社會犯罪問題。 　　建國以來，北京62.5平方公里的老城區面對城市的發展已經不堪重負，比如政府機關、科研院所、駐京機構、寫字樓、大專院校、會展中心、文體設施等都擠在城中。最明顯地感覺就是造成了綠地減少。單霽翔用幻燈照片實例展示了1987年和2001年用衛星遙感技術拍攝的北京城的情況。他說，不要小看北京老四合院，老四合院里都有一兩棵大樹，那么每一條街道就是一條林蔭道。過去站在景山上看到是一片片樹林，現在就明顯減少，而且城市的熱島效應也逐年加劇。隨后他又展示了自建國以來無錫、蘇州、拉薩和廣州的城市衛星圖變化情況，情況都不容樂觀。 　　第二個問題就是特色危機。城市建設手法趨同，抄襲盛行，造成南方北方一個樣，大城小城一個樣。很多城市的管理者都希望改變自己城市的面貌，但往往不是采取深入挖掘自己文化特色的手段，而是追趕潮流，找國外所謂著名設計師，或采取國際招投標來建一些新、奇、怪、特的建筑。各個城市的負責人都找這些設計師難免就造成城市設計手法雷同，變得城市面貌千篇一律。 　　第三個問題，舊城改造的建設性破壞。歷史城市的舊城區都是城市文化積淀最深厚的地方，也是文化保護的重點。但就在這些地方，又是房地產開發爭奪的黃金地段，所以千方百計地在這種歷史街區、歷史城區來“創造財富”，開發商采取推平頭的方式，推平了老房、老屋、老街道。在北京老城內，也還是出現了高層建筑。城市中心區因為有了歷史文化保護區（1990年確定）雖然起到相當大的保護作用，但也不斷被蠶食，周邊出現了高樓。 　　單霽翔一直反對兩個名詞的使用：一個叫“危舊房改造”；一個叫“舊城改造”。他認為，危舊房改造的問題出在，“危”可以改造，“舊”為什么要改造呢？危舊不分就使我們大量還未到危房的建筑被拆掉；舊城改造問題出在定位上。對于舊城應是什么態度？舊城就是要改造嗎？還是首先要保護或有機更新？談到舊，人們記憶中的是“砸爛一個舊世界，才能建設一個新世界”和“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的觀念，所以舊城就應該被拆。但是，拆了蓋什么呢？就是蓋些毫無特色的樓房。高層高密度雖然換來了一時的現代化，但跟住在四合院的老百姓相比很快就覺得處處不方便，出現采光、停車、等電梯排隊等問題。關鍵是要改善四合院的市政條件，而不是一味拆除。 　　拉薩市就曾出現過在城市建設中影響文化遺產風貌的事情，引起了世界遺產中心的強烈關注，連續兩年讓我國派人到世界遺產大會去說明為什么蓋這個建筑；沈陽故宮也曾出現了在故宮建筑群后面蓋了大型商場的事情。當時沈陽故宮要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后來在有關部門的干預下，商場被拆掉，環境恢復了原狀，雖然造成了一定的損失，但申遺成功了；再比如，天津某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進行修繕，施工方把該建筑周圍的胡同、民房都拆掉，然后在前面修了一個廣場，完全改變了其歷史環境；還有一些偉人的故居，當地政府覺得應該加以環境改善，于是把原來的池塘改成噴水池，把原來的小路改成水泥路，把原來的鄰居都遷走了，又把一些大樹從山上移下來，這些地方小朋友看到后說，原來爺爺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大公園里面啊。類似的問題天天都在發生，而有些地方認為這是在保護，實際上造成了“保護性破壞”。 　　其實歐洲也出現過一些歷史教訓，比如上個世紀70年代，巴黎市中心就出現了一棟200多米的高樓。為此市民強烈反對，對政府提出抗議，巴黎市政府自此改正，不再在舊城中興蓋高樓。這座高樓也就成為當時認識階段的一個反面物證。維也納也曾出現過一座高樓，市民就把政府告到了國際組織，世界遺產中心于是委托理事會開了一個維也納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形成了一個維也納備忘錄，要求各國政府保護好城市的歷史環境。 　　我國政府也高度重視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2006年，文物專家謝辰生先生給溫家寶總理寫了一封信，反映南京市在城市改造中大拆大建歷史街區的情況。溫家寶總理對此不但作了非常明確的批示，而且還給謝老回了封信，信封都是總理親自寫的，表現了國家領導對這件事情的關注和對老專家的理解和愛護。目前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正在調查這件事。 　　第四是年久失修造成傳統建筑的衰敗。長期以來，很多地方往往重改造輕管理。尤其是當出現了房地產開發以后，房屋的維護等問題得不到重視。于是二三十年下來，基礎設施沒有改變，造成危舊房的數量急劇上升。建國初期，北京的危舊房占5%，現在危舊房數量占百分之七八十。怎么造成的呢？人為造成的，是強加給這些傳統建筑以不合理利用后造成的。大家往往認為，既然要拆遷了，就不用接市政設施了，于是用電，取暖、供熱、煤氣等等都成臨時的。因而給人造成的印象就是，四合院是非常破舊衰敗的地方，非常不適于人們居住。再加上政府沒有足夠的經濟適用房供給更加劇了這種情況。而實際上，北京的四合院已有800年歷史了，傳統的四合院是一兩戶人家居住，整個院子格局是很符合當地的風土人情、地理情況和氣候環境的，所以它最具有地域性和生命力，是非常合理的居住形式。所以，不是傳統建筑不適應現代生活，而是我們沒有讓它適用現代生活。 　　第五，政績工程凸顯短期行為。一些城市決策者的任期不長，很想在任期內給人民、給社會、給城市多做貢獻，最好讓城市出現“日新月異”的面貌，所以盲目地、甚至攀比性地建大廣場、大水面、大草坪和景觀大道等。有些城市直到現在還把高層建筑作為現代化的標志。我們有多少城市建了這些占地大，又毫無特點的建筑？在許多城市中走一走就可以看到。 　　第六，規劃設計缺少文化內涵。很多城市盛行歐陸風，從雅典到羅馬一直到文藝復興，歐洲各個時期的建筑風格都拿來用，很少考慮這些形式跟整個城市有什么文化關系。并且還熱衷于在舊城里面盲目地拓寬街道。這些城市主干道橫穿歷史街區，對歷史傳統形態傷害是很大的。多少國家、多少城市已經證明這樣做是無效的。解決擁堵的關鍵是交通組織、路網加密，甚至單向交通的規劃，更關鍵在于公共交通的完善。北京城于1965年開始建地鐵，到現在已經40年，最近才加快了地鐵建設。 　　第七，擅自改變文物管理體制。有些地方把文物保護單位和文化遺產當搖錢樹，交給企業來經營。企業是以追求最高經濟效益為目的的，這無可非議,但當企業掌握了文化遺產命運的時候，就會急功近利，文化遺產也就面臨著惡性事件的隱患；秦始皇陵以往經常搞得旌旗招展、鑼鼓喧天，很多外國人都不明白，皇陵應該是莊嚴肅穆的環境，這是在祭奠還是在搞什么其他活動。武當山現在已經整改的很不錯了，但以前也發生過把文物古跡改作賓館、武館、飯館甚至更嚴重的現象；樂山有個東方佛都旅游公司，聽說巴比揚大佛被塔利班炸掉，認為商機來了，就在樂山的后面修了個原樣的大佛，現在已經被有關部門禁止了；此外，還有一些管理不到的長城沿線，被一些私營主蠶食，很令人痛心。 　　第八，錯位開發造成文化遺產的傷害。單霽翔認為，很多文化遺產地面臨著兩個問題：一個是人滿為患；一個是樓滿為患。出現了商業化、人工化和城鎮化的趨勢。旅游旺季的故宮、秦淮河等名勝古跡和歷史街區擠得都是人。麗江古城里遍布商戶，但這些商戶基本上都是浙商。麗江古城80%的居民都把房屋出租給了外地人。這種情況在國外也有，像羅馬斗獸場，以前機動車是不允許靠近廣場的，現在車輛橫穿、人滿為患，管理上出現了問題。 　　第九，法人違法現象屢禁不止。近幾年，文物部門查出的案件有90%以上是法人違法。一些城市明明知道有關法規的規定和專家的呼吁，但是為了經濟利益還是建設一些違章建筑和湖北當陽玉泉寺進行的違法建設；漢長安城遺址上的違法建筑，這些都被文物部門予以行政督查并責令糾正。金山嶺長城被企業經營以后，在長城上搞餐飲和舞會。每天早上，長城內外都是一片狼籍。現在被糾正并收歸文物部門管理。 　　第十，文物安全形式依然嚴峻。目前文物受到三大威脅：第一是來自于建設性的破壞；第二是來自于自然損毀；第三是文物犯罪。文物犯罪手段越來越殘忍，并且出現了集團化、智能化、暴力化的特點。使用的盜竊設施非常現代化，文物被盜以后，幾天之內就能出現在國外的市場上。河南鞏義的陵園有一座2米多高的石像丟了，后來公安部門查了十幾個省才破了案。但從安全防護上看，鞏義這些陵園當時的值班人員全是老年人，根本也對付不了持槍蒙面的盜賊。湖北丹江口水庫的盜洞是盜墓者準確定位后用炸藥炸開的。高郵市宋代的城墻用水泥修繕，原始面貌被破壞。嘉峪關附近長城全是土構城墻，沒有磚構城墻，現在出現了磚墻。 　　十一，應對自然災害缺乏科技手段。“應該承認現在的科學技術還遠遠不能支撐文物保護。”單霽翔說。以前，有人曾發明了一種無色、無味、無毒、透氣的有機材料，將這種涂料涂在文物遺跡上能起到很好的保護作用。但十幾年后這種材料老化了，保護膜收縮又對文物表面產生新的破壞。所以，目前不僅僅是我國沒有特效的保護技術，就是在世界上也沒有實現。因此，當前的中心工作是，對大型工程中的文物進行搶救性保護。如三峽、南水北調和城鄉改造等，需要加強科技保護的支撐。 　　十二，資金短缺嚴重影響保護工作的開展。雖然我國政府正在逐年加大對文物保護資金的投入，但是文化遺產保護的資金來源渠道還是太狹窄，文物保護嚴重依靠政府投資，而國際上文化遺產保護基本上是依靠各類基金會、個人贊助等社會力量。 　　2006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單霽翔就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國家的稅收政策和各類贊助應對文化遺產保護進行捐助。他提議，國家應該出臺有關捐贈文化遺產保護的政策，如減免或抵消企業或捐贈者的稅收。他列舉了這樣的數字進行對比：2006年，國家對文化遺產保護資金的投入約7.2億元左右，但這些錢能做多少事情？7.2億元僅是大城市中修一公里地鐵的資金。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目前是2351處，其中大運河和長城也都列在其中，僅這兩處的保護修繕都不夠。 　　十項舉措推進保護工作 　　近些年，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的推進往往都是首先從制定法規政策開始著手的。單霽翔介紹，2002年全國文物工作會議的召開對文物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務。從那以后國家便加快了文化遺產保護的立法進程：通過了《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最近又通過了《長城保護條例》。這是我國政府第一次為一個專項的文物保護單位立法。它的通過應該說是文物立法上很重要的事。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先后制定了40多部規范性文件和管理規定，有利地支持了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 　　第二個就是國家文物局開展了“摸清家底”的工作。共進行了四項工作：一是建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記錄檔案，這項工作在2005年年底已經完成；二是完成了全國館藏文物一級品的建檔；三是開展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狀況的調查，經過這個調查，分清了文物保護搶險修繕工作的輕重緩急，做到了心中有數，實現了動態管理；四是進行全國館藏文物腐蝕狀況調查，也已經完成。 　　“我們現在還在進行文物調查數據庫管理項目的建設，目前已在全國十幾個省鋪開，進展很快。這項工作投入比較大，當這個項目完成以后，就能夠在更大的范圍實現資源共享，國家能夠隨時對國有館藏文物實施監測。也就是說，在機關就能夠調閱各地各文物部門收藏保管的某個文物多角度照片和它的全部資料。我們為此還建立了國家和各省的數據中心。”單霽翔說。 　　第三個就是加大人才的培養。辦法就是，不再在各地建培訓中心。主要通過兩個渠道：一是依托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實行招標制度。比如文物部門要舉辦一個博物館館長培訓班，就通過招投標形式來征辦，然后政府以補助的形式來開展。如在北京大學，就建立了中國文物博物館學院等等。新的培訓辦法施行以來，取得了較好的培訓效果。第二就是出國培訓。國家文物局積極和國外的一些文化遺產保護組織合作進行培訓。2005年，國家文物局選送了67名學員赴意大利學習，培訓力度不斷加大。國家文物局也向機關干部提出要求：凡是新錄用的公務員，首先要到基層工作半年，增強基層工作經驗；第二，必須要到國外進修一次，擴大國際視野。此外，黨中央、國務院協調科技部也多次強調加大對文物保護和考古方面研究的投入力度；文化部也對文物保護工作予以傾斜。其中有很多重大的行動，如“指南針計劃”就是對中國古代發明創造的價值挖掘與展示。 　　第四就是文物保護長效機制的建立。一是通過建立博物館的形式，使大量的文物得以保護；二是加快行政隊伍和行政機制的建立。通過與公安、海關、工商等部門合作打擊文物犯罪；三是建立文物保安隊伍；四是積極與各國簽定共同防止盜竊、盜掘和非法進出境文物的雙邊協議。另外還通過回購等多種形式促使流失海外珍貴文物的回歸。 　　第五，穩步推進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國家文物局現在積極推進“大遺址規劃”，就是把大型的古代遺址特別是古代城市遺址組織到城市規劃中，使其成為市民最喜歡的、城市最需要的遺址公園。比如集安高句麗遺址，有上萬座墓葬，現在保護了7000多座，那里的山城和國內城都得到很好的整治，在申報世界遺產時一舉成功；在對西安大明宮遺址上不合理占壓建筑的清理工作以后，這個地方成為了西安舉行盛大活動的一個場所。陜西省領導曾感嘆道，大明宮遺址的保護整治給城市和地區帶來了文化發展與驕傲，今后要加大對大遺址的保護。 　　第六，對文物的維修力度不斷加大。如對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薩迦寺的維修，這三項是西藏的三大重點文物保護工程。近些年，對北京故宮的維修工作也全面展開。現在各文化遺產地都在積極地編制保護規劃，因為只有保護規劃完善后才能更好地保護遺跡的環境和它的本體。 　　第七，加大三峽工程和南水北調工程中對文化遺產的保護。這些工程進展很快，屬于搶救性的保護工作，特別是三峽水庫，共有1087處文物保護項目點。南水北調的中線工程也有700多處保護項目。單霽翔說，三峽水庫工程中列入國家重點保護工程的有三項，分別是白鶴梁、石寶寨和張飛廟，采取了不同的保護方法。如在白鶴梁就采取建設一個水下博物館，來監測保護它，這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見的保護手段；石寶寨的保護是通過圍堰的形式，人們參觀可以乘船登寨參觀；張飛廟由于所處位置較低，所以按照文物保護相關原則進行整體搬遷。 　　單霽翔說，目前，南水北調的任務最重，特別是中線工程。因為中線工程是從丹江口水庫到北京，輸水距離約1400公里。但其落差只有一百三四十米，僅靠重力流來送水，那么調整的余地就很小了。問題是，恰恰這個送水的最佳線路又多是古人類文明的發源地和文化遺產保護的重點地區，所以保護工作相當艱巨。如北京地區輸水路線經過琉璃河西周遺址和周口店遺址中間；到河北則跨越古邯鄲趙國的都城附近地區；到河南又橫穿8個地市，路線全是殷商和楚漢文化密集地區。所以對于這個沿線的文物保護是建國以來最大的一場文物保護的會戰。為此，國家文物局召開了全國支援南水北調工程文物保護工作的動員大會，號召了52支隊伍進入了南水北調的主戰區，現在在夜以繼日地進行考古和文物保護工作。 　　第八，近些年我國世界遺產的保護工作進展順利、捷報頻傳。2003年明孝陵、明十三陵進入世界遺產名錄；2004年高句麗遺址等也被列入，同年還申請列入了沈陽故宮和盛京三陵；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澳門特首何厚鏵先生特別激動地說，這是澳門驕傲地向世界遞上了一張文化名片；2006年殷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功；2007年國務院已經批準的廣東開平雕樓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2008年還將把福建土樓申報上去。此外，國際三大文化遺產組織的會議在我國已成功舉辦了兩個，一個是“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另一個是“第15屆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最后一個重要會議——國際博物館學會會議的承辦權最近也已爭取下來了，即將在2010年于上海舉辦。應該說，這些會議對我國吸收國際先進經驗，加強國際合作交流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第九，考古資料搶救步伐加快。考古報告是考古界非常好的傳統，它真實記錄了考古過程和重要發現的詳細資料。考古報告的出版有時因為各種原因而耽誤，這樣就會有大量的考古信息和文化現象沒有得到保存、記錄和傳播。國家文物局一直在強調，要樹立一個理念，考古本身對文化遺存就是一種破壞，考古發掘過程只能有一次。考古如果不出報告，就比破壞的性質還惡劣。所以近3年，文物部門集結出版的考古報告相當于建國以來考古報告的總和。 　　第十，加強對文物保護和相關法律的宣傳。2005年年中，國家文物局開展了征集文化遺產標志和文化遺產保護歌曲的工作，還積極爭取設立文化遺產日。“沒想到半年之內這3件事情全都實現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化遺產日’的確立，這使我們很振奮。中央電視臺也對這項活動進行了4個小時的直播，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單霽翔說。這些年來，我們對文物保護先進單位和個人進行了表彰。每年國家文物局都設有一個特別獎。2003年我們把特別表彰給了5位農民，他們在當年1月19日蓋房取土的時候發現了青銅器窖藏，都是重器。當發現這些文物后他們說，我們應該上交給文物部門。文物部門來到現場后大吃一驚，27件青銅器件件都有銘文，最大的上面有400多字，記載了西周十代的歷史，非常珍貴。為此國家文物局在北京世紀壇舉辦了特展，邀請這5位農民進行了剪彩。還有貴州黎平縣的農民，2004年為了保護被洪水沖垮的風雨橋，跳入水中搶救，從貴州尋找到廣西，走了3天3夜，最后居然把75%的橋構件全部運回自己的家鄉。2005年最炎熱的時候，臨汾軍分區正在進行住宅建設。當地的文物工作者發現，施工者在對1500年的城墻進行破壞，于是用車輛和人墻阻止他們的行為，事情驚動了國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政府，最后懲辦了違法者并阻止了城墻的繼續破壞。2006年國家文物局把特別獎授予了11位老專家，他們給總書記和總理寫信，呼吁設立“文化遺產日”，得到了高度重視。“所以，我覺得這些從民眾內心深處激發出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熱愛，應該是文化遺產保護當中最珍貴的情感和力量。” 　　詳細規劃 實施藍圖設想 　　城市是什么？文化又是什么？單霽翔認為城市應是文化的載體，城市的歷史變遷和發展進程使自身積累了大量的文化信息，所以城市本身就是文化遺產。今天城市和城市中的人都正在邁向現代化，因此，人類對于文化遺產保護的要求就會越來越突出，文化遺產在城市中的地位就會越來越重要。 　　第一，大規模城市建設應該跳出老城建設新區，這是任何一個歷史性城市、歷史城區必由之路，沒有他途。世界上所有保護好的城市在大規模建設時都避開老城進行建設。而國內有些城市至今還沒有覺悟。北京市在調整城市規劃以后，開始在東部建設新的城市，如通州、順義、亦莊；廣州采取東進和南拓的舉措；蘇州在東部發展新區，不但保護了自己的歷史城市，而且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各歷史性城市應該跳出老城，在區域實現更大范圍的聯合，拓展發展空間。 　　第二就是要樹立在城市規劃中的保護觀念，把文化遺產保護的思想貫徹到城市發展的各個層面。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定要把城市中的文化遺產作為城市發展的動力，文化遺產是城市資本而不是包袱。在這個方面越來越多的城市已經開始認識到。北京市經過詳查，確定了歷史文化保護區和保護單位，劃定了緩沖區。如故宮經過民意調查最后劃定了大于13平方公里的緩沖區。洛陽在編制保護規劃也作了很大努力。在規劃建設洛河以南的新城時，就跳出有古跡遺址的地區來建設。拉薩也積極改進，在實施規劃的時候遠離布達拉宮和大昭寺規劃樓房建設。 　　第三，貫徹舊城有機更新的方針。舊城不能采取推平頭的方式，而應該小規模、漸進式、微循環地進行城市更新。城市總是要發展，人類總是要走進新時代。但怎樣處理好發展與保護的關系，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有機更新的方法，應該有很多辦法。拿北京來講，應該對北京的歷史文化街區進行詳細地分類，把每一棟建筑和四合院的歷史沿革，保護狀況，產權歸屬與環境的關系等等進行分析，然后決定是保護還是更新。城市道路也不能簡單地穿城而過。北京的道路應采取向外疏散的辦法，使城內車輛很容易進入環道。而環道上的車要想穿城而過應該越來越不方便，這樣才能保護城中的環境。 　　同時強調的一點是，城市有機更新時要保護和發揚城市的特色。如城市的天際線不能被切斷，街道的對景也不能被現代建筑遮擋。還有一些城市的河湖水系，應該作為城市最珍貴的文化和自然混合遺產加以保護。南京通過對城墻的保護，建成了城墻公園使市民得到了一個新的休閑地。北京的元大都土城經過整治后形成了遺址公園，使附近的老百姓受益。蘇州則采取3項措施來保護城市特色風貌，非常有效：第一控制高度；第二突出傳統黑白色彩；第三不搞大規模的建筑與拆遷。 　　第四，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單霽翔認為這是保護工作的新視野。特別是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就第一次把物質遺產和非物質遺產兩個大的門類在一個文件中有機地、和諧地提出來，是對文化遺產保護有利的促進。 　　第五，加強城市考古工作。現在許多城市地下都有很多層的文化遺跡，比如平江城的地圖，跟今天城市對比，無論城市水系、城墻位置、道橋和名勝等都沒有很大變化；南京就劃定了地下遺址埋藏區，他們規定，凡是在城市建設動土的時候都要經過文物部門的勘探，并且都要把先期的勘探經費納入工程的預算；廣州市也把宋代的千年古道進行保護并作為步行街展示。 　　第六，加強文化遺產的法制建設，建立文物保護工程的勘察、設計、修繕制度體系和工作程序。以前修文物和城市建設施工的都是一個資質證書。單霽翔始終強調修繕文物是一門科學、是一種文化，通過與建設部門的協調，爭取到了文物的修繕資質審查頒發權。文化部為此簽發了《文物保護工程管理辦法》，隨后國家文物局制定了文物保護勘察設計管理辦法、施工管理辦法、監理管理辦法等一套制度。 　　第七，遵守文化遺產保護的原則。單霽翔舉例說，這次北京故宮一些宮殿的修繕，就要對每一個構件的殘損狀況進行分析以后才決定取舍，而不應采取全部更換的辦法；布達拉宮修繕就保留了邊瑪草的特殊工藝，通過向當地工匠取經學習，始終做到保留其傳統技藝。 　　第八，擴大文化遺產保護的領域。單霽翔歸納了文化遺產保護領域里面出現的六個方面的動態趨勢：一是從注重文化要素的保護到同時注重與自然要素相互影響和作用而形成的文化遺產的保護。比如云南哈尼族的梯田，就是自然與文化混合遺產；二是注重點和面的保護。即文物點和周圍的環境，古建筑群與周邊歷史街區甚至城市的保護。同時，注重線形遺產和文化遺產廊道的保護，如絲綢之路；三是從靜態的文化遺產保護到注重活態文化遺產的保護。比如現在還在使用的文化遺產——京杭大運河，也應加以保護。還有一些早期的鐵路因有歷史價值而被列入文化遺產的保護范圍；四是從注重宮殿、寺廟、遺址、石窟寺和古墓葬等等傳統文物的保護，向與普通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文化遺產保護方向發展。如傳統街區、街道；五是由注重物質要素向同時注重非物質要素結合而形成的保護方向發展。如手工藝和口傳心授的技藝等；六是注重與人類有關的所有領域的遺產保護。如工業遺產、農業遺產、老字號商業遺產等。 　　第九，重視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的結合。單霽翔認為，文化遺產列入文物保護單位和進入博物館不是終極目標，他的終極目標是要融入人們的生活，使其變成美麗的地方，讓他的歷史氣息和文化氛圍給人們帶來歡樂與靈感。 　　第十，文化遺產保護應該和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更緊密的學科聯系。比如應縣木塔的修繕方案，究竟是“落架大修”、“抬升上部修繕”，還是“現狀加固”，有很多種科學方案在論證，這需要長期研究和逐步探索。 　　第十一，實現文化遺產保護的全民動員。2004年以來，全國性博物館、紀念館對未成年人等實行免費參觀，現在每年有5000萬學生免費走進博物館參觀學習，文化遺產保護單位則在“文化遺產日”等節日實行免費開放，同時通過媒體宣傳和動漫比賽等活動形式，廣泛開展文化遺產保護知識的宣傳和普及活動，讓更多的人分享文化遺產蘊含的豐富價值。所有這些，對于增強群眾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形成全社會關心、愛護并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氛圍，完善文化遺產的社會監督機制，具有積極的作用。 　　第十二，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合作。目前我國的文化遺產已經進入了國際視野，如何更好地承擔起國家責任和國際責任是一個課題。近些年，國家文物局派專家參加國際聯合行動，并赴柬埔寨修繕吳哥窟，取得了很好的社會反響；并積極參加赴肯尼亞聯合考古；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還力排眾議，在中國設立保護中心；我國還與意大利、印度、阿富漢、柬埔寨、菲律賓等國政府簽定了文化遺產保護協議。 　　可以說，未來我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有著非常廣闊的前景，單霽翔最后表示，各級文物部門今后將在各界的支持和參與下抓緊工作，用一項項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工作成果去填充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的藍圖，使先民創造的輝煌文化遺產流傳長遠，子子孫孫永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