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媒體報導了溫家寶總理關于現在的學校為什么培養不出杰出人物（大師級人才）的談話（見溫家寶同文學藝術家談心），再一次撕開了國人心中的“痛”，引發了人們對“大師”的思考。眾所周知，中國正在進行偉大的民族復興——現代化建設，偉大的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大批大師級的杰出人才，但現實卻似乎令人失望。我們為什么出不了大師？怎樣才能出大師？帶著疑惑和問題，我們采訪了一些學者。現首發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袁緒程教授的訪談輯錄，供讀者參考。 　　泱泱大國竟然難產大師 　　記者：去年以來，媒體開展了關于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大師的爭論，國人無不痛徹心扉，大聲疾呼：泱泱大國為什么出不了大師級的人才？我首先想問的是，什么樣的人才，才能被稱為大師？ 　　袁緒程：所謂大師，是指超出一般人才之上的、杰出的、特別有創造力的，甚至是偉大的人才。像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力士多德、休謨、洛克、斯密、康德、黑格爾、牛頓、愛因斯坦以及我們中國古代的孔子、墨子、老子、莊子等無疑是大師，或超級大師，或偉大人物。中國近代的康有為、梁啟超、魯迅、胡適、蔡元培、李四光等等則為一般的大師或杰出人物。 　　他們之所以被稱為大師，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智慧、才能、品格不同程度地引領和影響了他們的同時代人，并對他們的時代或后代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文學藝術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他們之所以成為大師，按照愛因斯坦的說法，他們具有人的最高品質——對真理和知識的追求并為之奮斗的精神以及百折不撓的信念——這種品質比物質力量更具有威力。他們是一些具有偉大品格的人，正如羅曼·羅蘭所說：“沒有偉大的品德，就沒有偉人，甚至沒有偉大的藝術家”。 　　記者：按照這一標準，大師在當下中國已成為稀有動物甚至絕跡了。 　　袁緒程：大師近乎絕跡由來已久，不只在某一領域，而是全方位的短缺。我們缺少偉大的思想家、杰出的科學家、音樂家、小說家、戲曲家、影視藝術家、畫家、雕刻家、建筑師、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等等，總之，我們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文學藝術各領域里全方位地缺少大師，這是前所未有的。從歷史看，中國出大師集中在幾個時期：一是春秋戰國時期，那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群星燦爛時期，出了老子、墨子、莊子、孔子、孟子等大思想家；二是唐宋時期，古詩詞和散文登峰造極，“三李一杜”、唐宋八大家、程朱理學、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也出現在那個時期；三是五四運動前后以至后來的“西南聯大”時期，出了不少思想家、漢語學家、教育家，像魯迅、胡適、蔡元培等等，中國人首次獲諾貝爾獎的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是從西南聯大走出來的。 　　然而，建國近六十年了，數得上的大師寥如晨星。如果說，在科學技術領域里出不了大師尚可理解——因為我們的經濟和科技教育環境太落后了，那么，在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領域出不了大師豈非咄咄怪事？這對于一個有著數千年文明又擁有世界最多人口且正在民族復興的大國是難以想象的，甚至是一種莫大的嘲諷。 　　記者：恩格斯在談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指出，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產生巨人的時代。歐洲的文藝復興出了多少偉大或杰出的人物!我們中華民族也正在進行偉大的民族復興，偉大的杰出的人物在哪？如果應出而沒有出偉大人物或大師，偉大的復興又從何而來呢？ 　　袁緒程：不錯，這似乎是一個悖論。偉大時代和偉大人物是同時發生并相輔相成的，不可能存在沒有偉大人物或大師的偉大時代。沒有一大批偉大人物或大師出現，偉大復興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們的確在開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已隱隱約約聽見它那姍姍來遲的腳步聲。不是嗎？被傳媒譽為領袖人物如地產領袖、IT領袖等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正在脫穎而出。那么，學界和文藝界大師的出現難道還遠嗎？當然，如果千呼萬喚大師仍不出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或許只是一場春夢。 　　記者：國人對出大師的確有一種由衷的期盼，但這種期盼似乎與權力崇拜、金錢崇拜和獎牌崇拜沒有多少差別。獎牌壓倒一切。 　　袁緒程：國人對獎牌即“金榜題名”的確看得較重，所以各式各樣的“金榜”應運而生。當然最被看重的大獎還是西方的諾貝爾獎和奧斯卡金獎。但我想說，大師與金榜題名尤其是官方提名是有區別的，歷史上往往許多大師在生前并不出名但仍不失大師風范。金榜題名也并不等于大師，但重要的金榜題名，如獲諾獎當然稱得上大師了。可悲的是，國人把追求大獎當作培養大師來看，這就本末倒置了。于是獲獎成了唯一，至于學術不學術、藝術不藝術倒不重要了，這是非常有害的。許多“沒有想到能獲獎”的大師往往是忘我的。在他們極富創意的精神活動中，名利只是副產品。 　　當下中國大陸要獲得諾貝爾獎非常難。如經濟學領域，不論是經濟學原理、定理還是實驗實證（調查統計）層面都缺少原創性的經濟學家。多數經濟學家不過是教育經濟學家（經濟學的“二傳手”）和政策研究專家。自然科學領域也大致是如此，可能比經濟學界好一些。文學在短期內也難看到希望。憑心而論，人們對經濟學獲諾獎充滿期待，但就現狀而言，要獲諾獎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記者：相比于諾貝爾獎，奧斯卡獎是否容易一些？ 　　袁緒程：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獎很難類比。相對而言，奧獎比諾獎更帶有個人主觀價值，標準化差一些，更具有偶然性，因為是藝術嘛。即便如此，中國本土電影眼下要獲奧獎同樣是可望不可及。就以第五代最杰出的導演張藝謀為例，他的幾部沖刺奧獎的所謂“大片”都敗下陣來，這使很多對其抱有強烈期望的人倍感失望。應當說，張藝謀不過是極有才華的“匠人”級導演，他從來都不是也從沒想過成為大師意義上的大師。青少年時的他最大的期盼是做一名攝影師，成名之后和常人一樣，他渴望的是更大的功名，出人頭地、掙更多的錢。羅曼·羅蘭曾說過，大師是心靈的偉人，是一支震撼靈魂的歌，是一道破窗而入的陽光，是死水中的一股波濤，是市儈侏儒中的一個巨人。但張藝謀不是。如果說張藝謀還有可能成為某一領域的大師的話，那可能是攝影，他的電影畫面拍得很美，但他為了世俗的功利而把攝影的偏好當作副產品。張藝謀的戲過于迎合外國影評人、當朝權貴和下層老百姓的口味而不是聽從良心和時代的呼喚，單憑這一點他就難以成為大師。張的“大片”離國際大師級的制作相去甚遠，華麗的包裝難掩靈魂的蒼白，金玉其外的虛張聲勢或廉價煽情掩蓋不住思想的貧乏。在滲透權力的浮華的商業時代，我們也不必苛求張藝謀一類的導演，他有他的苦衷，因為貧瘠的土地開不出絢麗的藝術之花。應當看到，中國有不少象張藝謀一樣才華橫溢、聰明絕頂的人，但他們的靈魂被扭曲的社會壓抑了，聰明反被聰明誤，因此而無法成為大師了。作為個人，他們名利雙收無疑是成功人士，但作為整體的民族卻“失敗”了。匠人易逝，大師長存，我們為沒有大師而感到悲哀。光榮往往是逝者的太陽，急功近利的國人寧肯要今生利也不要來世名。 　　知識分子群體素質退化 　　記者：您能否談談，成為大師需要什么樣的內在條件？ 　　袁緒程：成為大師有兩個必備的內在條件：一是超乎尋常的智力（包括但不限于IQ）；二是超乎尋常的素質（包括但不限于EQ，還含品格等）。前一項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后一項既是必要條件又是充分條件。也就是說，聰明絕頂不一定成為大師，具有良好的素質則可能成為大師。從整體看，中國知識分子不缺前一項，缺的是后一項。缺少后一項就猶如在酒里摻水，其智慧往往會變味，從而失去成為大師的機會。成為大師必須有一個高貴的靈魂，必須對或真、或善、或美有一種感悟力。它或許來自不可抑制的沖動或偏好，或許是內心的強烈呼喚，或許是非功利性的執著的追求。像梵高、尼采式的藝術家和哲學家是這樣，象阿基米德、陳景潤之類的數學家也是這樣。也有像歌德、錢學森這樣的大師，既行走在殿堂又游走于廟堂。他們雖也受名譽、地位和金錢所惑，但在骨子里他們深愛著其從事的專業和學問，甚至視為生命的一部分。可惜，在當下中國，非功利地全身心從事智力活動的人日趨稀少，一個最直觀現象就是，知識分子在群體素質上的退化和墮落。這里講的“群體”是指多數傾向，而非全部，正是知識分子在群體素質上的退化和墮落，大師離我們漸行漸遠了。那個曾經產生康有為、梁啟超、魯迅、胡適、蔡元培、李四光的時代已恍如隔世。在上世紀末，曾有學者撰文指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渴望墮落而痞子化。這位學者尖銳地指出，痞子化是知識分子在社會潮流裹挾下的心甘情愿的自我改造，逃離神圣，摒棄價值，否定道德，追求所謂“我是俗人”。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砸碎一切貞節牌坊，以無恥告別羞恥，在精神上自甘墮落——喪失人格，出賣原則、逐利投機、嘲笑善良、褻瀆神圣、蔑視理想甚至成為“有知識的惡棍”，其貪婪程度已近瘋狂。他們把科學（學術）和藝術變成了金錢和權力的婢女。 　　記者：這是不是窮怕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矯枉過正”，或者是在不規范的市場經濟大潮中難以“守身如玉”？ 　　袁緒程：也許吧。但對于真正的知識分子——代表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來說，物質財富和享樂固然重要，但他們更珍視的是精神財富。不然，我們很難理解，當年鄧稼先、錢學森等一大批科學家何以拋棄榮華富貴回國參加建設。自古以來，中國從不缺乏舍生取義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為什么在今天就銷聲匿跡了呢？與我們幾乎有同樣經歷和相似制度的鄰國——從沙俄到前蘇聯再到今日的俄羅斯，就不缺乏具有使命感的知識分子，這些有使命感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是社會的良知和科學的脊梁。以俄羅斯文學為例，俄羅斯的小說和詩歌對世界的杰出貢獻決不亞于同時代的法國人。懷著深深的救世精神和贖罪感，為俄羅斯野蠻專制及苦難而懺悔的俄國知識分子，即使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也從沒有停止集體寫作。正如學者王康指出，從普希金開始，俄羅斯詩人就是拉著苦難俄國艱難前行的馬，無論整個俄國文學界、還是在詩人個人身上，總是圣徒拉著天才的手，殉道者扶著歌者的肩頭，哲人劈開詩人腳下的荊棘。正是這種作為人類神性表現的偉大精神，才得以保證人類不會淪為禽獸，不會向邪惡徹底屈從，才會點燃人們心中僅存的“圣火”而不至于良心泯滅。正是這種偉大的精神，俄羅斯文學之花才開得如此茂盛，諾貝爾獎層出不窮。這足以使嘲笑詩歌嘲笑詩人嘲笑真善美的當下中國某些知識分子汗顏。真正的詩人是永遠長不大的充滿著童真的孩子，他們的存在是一個民族充滿青春活力和圣潔的表現。但在物欲橫流的當下中國，詩人作為“犯傻”的代名詞也不多見了。我們所能看見的是，當年誤入歧途的文學青年早已不再“文學”，他們和學術青年科學青年藝術青年一樣，爭先恐后地拉著大腕大款大官的手，并以傍大款倚大官為時髦。一些名人走穴趕場做秀地急于貼現自己那點“名氣”，唯恐淪為過氣“明星”而過期作廢。在知識分子趨向于商業化和權貴化的當下，我們怎能指望出大師呢？正如我們不能指望在日益退化的沙漠中出現生氣盎然的綠洲一樣。 　　潛文化侵蝕知識分子靈魂 　　記者：是市場經濟的大潮——商業化造成知識分子群體素質退化嗎？似乎是這樣，但又不是。商業化只能促使知識分子的分化和重組，比如一部份或經商或升官發財了，另一部份人仍在潛心學問或藝術，蘿卜白菜各有所愛，并非群體的商業化。 　　袁緒程：這個問題提得好。商業化提供了知識分子群體精神素質退化的外在條件，但不是全部的條件。不然我們就很難理解曾經有過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現象。我們知道，柏拉圖將人的精神能力分為智、情、意，相對應的是人的智慧生活、情感生活、道德生活。但中國知識分子這三大精神能力都在不同程度地衰敗，文化的衰敗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人的精神素質受文化影響，文化的沉淀形成人們的心理和人格，體現為價值符號和“軟”規則的文化直接影響人們價值觀念的形成。價值觀念是人的精神素質的核心部份。社會文化與社會心理及人格是相輔相成的。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中國文化的兩面性，正面是陽光文化或稱為顯文化，冠冕堂皇，催人上進，例如“天下為公”，“仁、義、禮、智、信、勇”，“大公無私”、“助人為樂”等等。由于顯文化的“高調”而難以在實踐中推行，于是實利主義的、鄙視和漠視人類的美好價值——真善美的背面即陰暗文化或稱潛文化就成為顯文化的補充。顯文化和潛文化并行不悖地構成中國文化。當政治清明、社會穩定之時，潛文化難以登大雅之堂；當政治腐敗之時，潛文化就會浮出水面而登堂入室，成為人們的“共識”。日本人和韓國人常常驚訝中國人公開鼓吹厚黑學和痞子哲學，勢利的國人也很難理解南韓日本貪官和不法企業家敗露后會因“羞恥”自殺。以厚黑包裝自己的一些國人是不會為不義不法而羞恥自盡的，因為知恥而勇已不多見了，潛文化已大行其道，毫不遮掩地侵蝕國人的靈魂，這是文化衰敗的表現。具體說來有如下幾種潛文化： 　　一是厚黑文化。所謂厚黑文化指的是反道德的不擇手段的權謀之術，源遠流長并隱匿在中國野史之中。與知恥而勇的儒家文化完全相反，厚黑文化通常不為歷朝公開宣揚。但如今一本揭露和批判封建官場腐敗的“厚黑學”卻被人們奉為成功之道的經典而風摩于世。世風墮落到如此“厚黑”的地步，又如何澆開大師之花？ 　　二是痞子文化。所謂痞子文化指的是不擇手段不顧廉恥的、不敬畏天地良心的“下三爛”的心理行為傾向。“我是流氓我怕誰”就是典型特征。下三爛的痞子文化當道，大師從何產生？ 　　三是犬儒文化。中國當下犬儒主義是理想破滅以后從憤世嫉俗轉向不負責任的玩世不恭的處世哲學。既有“裝孫子”的味道又有嘲弄真善美的玩世不恭。文化的犬儒化是知識分子政治冷漠化及其軟骨癥的體現。這種假面舞會式的犬儒文化與追求真善美的大師精神又如何對接？ 　　四是游民文化。游民文化是一種邊緣化的底層文化，表現為游離于社會正規秩序之外、失去社會固定角色地位、不講規則、沒有是非、沒有相對固化價值觀的游民的混世意識和心態。正如影評家崔衛平指出，色厲內荏、首鼠兩端、封閉怯懦、不問真理或真相、尋釁滋事和隨機善變等等游民文化意識的種種體現不僅存在于《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傳統通俗小說之中，也貫穿于張藝謀諸多影劇和當紅的一些小品之中。處于文化邊緣的游民文化如今大搖大擺地登堂入室，大行其道，大師從何產生？ 　　五是拜金主義和拜權主義文化。此種文化比當年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露的“商品拜物教”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物欲和權欲泛濫中又如何產生大師？ 　　六是文化的市儈主義。我們的民族不是一個善待英雄的民族，吃大戶吃英雄是一種普遍心理。也就是“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出頭椽子先爛”，小人好做，君子難當，英雄更難當，如此等等。這又何以產生出大師？ 　　從價值觀看，上述六種潛文化都可視為中國專制文化或官本位文化的異形。從方法論看，它是一種極端的實利主義（utilitarian doctrine）。這種蔑視道德原則、是非真理和美好理念的潛文化在當下中國泛濫，是出不了大師的思想根源。 　　潛文化盛行源于制度缺陷 　　記者：但是，為什么中國的知識群體會更多地接受潛文化的影響而不受顯文化的影響呢？ 　　袁緒程：這需要從制度（規則）上找原因。當然，制度與文化是互動的。但是，制度一旦“規定”下來，就會對人們的文化選擇產生正向或負向的激勵作用。如所周知，制度（規則）是通過對人們行為進行獎懲而產生引領作用的。一個“好”的制度（規則）會激勵人們去接受或吸收“好”的文化，因為“好”的文化會提高人們的素質從而增進人們的利益，并遏制“壞”文化對人們的浸潤。“壞”的制度規則則相反。 　　上述潛文化的盛行顯然與我們的制度缺陷密切相關，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制度激勵的結果，這里所說的制度當然包括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制度，限于時間關系，我們僅討論教育、學術和文藝的制度。 　　中國教育有長足的發展，這表現在國人的學歷水平的整體提高。但從幼兒園到大學的素質教育在整體上是失敗的。我們的孩子從小就接受“權力”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教育”。不擇手段地追名逐利在大、中、小學校園中蔚然成風。權錢交易、買賣文憑毒害了學生的靈魂，應試教育壓抑了學生的個性和自主性，也摧殘了學生的靈氣和創造性，教育的意識形態化則助長了假大空的表演。“校級干部一走廊，處級干部一禮堂，科級干部一操場”的官本位制及其觀念意識侵蝕了大學圣潔的知識殿堂，摧毀了大學的自由精神和教育良知。“教授多如狗，副教授滿街走”的職稱泛濫和學術等級化淹沒了自由的學術精神和尊嚴。專家成了商家的點綴，老板擠滿了“殿堂”為的是一紙文憑，急于貼現的教授和急功近利的商人政客各得其所。學而優則仕和學而優則商或者說當官賺錢成了入學的唯一目的。這一切又與“黨、政、教”不分，政治和學術不分，價值教育和知識教育不分的傳統體制有關。試問，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學精神第一要義何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何在？教育的現代化又從何談起？面對教育的資本化和被權力扭曲了的教育潛規則，又有誰來真正求知識做學問呢？又怎么能出大師呢？如果要出的話，絕不是科技、教育和人文大師，而只能是充斥在商賈政客和學閥中的權謀大師。 　　學術制度與教育制度一樣，其根本缺陷是缺乏學術自由和思想獨立，政治與學術不分，意識形態或價值與認知不分，學術權力化和商品化。這在人文社科領域尤為嚴重。50多年來，我們也不乏科學領域里勤奮耕耘的著名學者，他們中的佼佼者本可以成為大師，但一次又一次的殘酷運動使得他們或迫害致死或坐牢或流亡或舍棄知識自殘或轉行或墮落為“學棍”等等。如果沒有自由的學術研究或創造，如果學術淪為政治權力的婢女，如果從事獨立的學術研究必須以生命作抵押，如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只是“一枝獨秀”并成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裝飾，如果學術鉆營和投機能帶來金錢、榮譽和權力，那么還有誰愿意從事純科學純學術的研究？如果沒有純粹的非功利的自由的學術研究和科學探討，我們又怎能指望出學術大師和科技大師？ 　　文藝管理制度與人文科學的管理制度的缺陷幾乎是同構的。在改革開放以前的殘酷歲月里，多少文藝天才被以革命名義的專制政治所扼殺。如今政治管制與商業化的奇特結合，使文藝之花畸形綻開。以影視為例，當大家普遍覺得國產影視“沒得看”，“假得很”，“糟塌眼睛”，“無聊透頂”之時，為什么南韓的言情劇風靡中國，如此煽情迷倒如此眾多的國人呢？因為韓劇從藝術上再現了人類精神不可缺少的“真善美”，盡管非常粗糙，非常簡單，甚至瑕疵不斷。而展現在觀眾面前的國產影劇，要么缺乏真情，將“真善美”政治化而假大空，要么帝王將相充斥舞臺，辮子戲肆意泛濫，拙劣模仿好萊嗚的所謂“商業大片”隨處可見。試問，這樣的影劇能獲得觀眾嗎？能問鼎奧獎嗎？難怪有人驚呼，國產影視劇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地無聊和墮落。為什么許多導演會醉心于商業化和權力化而喪失了對真、善、美的精神訴求？這不正是與影視的管制制度有關嗎？管制當然是必要的，問題在于如何管制及管制的范圍和方法。如果管制的結果是影劇中充滿假大空而沒有給人真善美的精神享受和升華，如果色情和暴力血腥加無聊充滿影劇，如果管制帶來壟斷并資本化，我們到哪里去尋找真正的電影藝術以及非功利的影視大師？ 　　重造大師賴以生長的“生態環境” 　　記者：您從素質及影響素質的文化和制度兩個維度談到了中國何以出不了大師。可否將文化和制度視為大師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如果我們不改變這樣一種不利于大師發育生長的“生態環境”，出大師仍將是一廂情愿，是嗎？ 　　袁緒程：不錯，必須改變大師賴以生長的“生態環境”，必須重建國人的精神家園。唯其如此，才可能長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如何營造良好的環境？ 　　一是要從源頭上狠抓教育改革。“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培養一個“貴族”需要三代以上，造就大師級的杰出人才也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要從幼兒教育抓起，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自由發展自己的個性、天性以及特長，并擁有一個健全的人格和追求真理、追求善良、追求美好的靈魂，而不是勢利的“小大人”。中學和大學教育要培養自由的科學精神和人文主義情懷，要培養榮譽感和自我實現的使命感，這就需要從根本上改造我們落后的教育制度及辦學理念，從官本位和商本位回歸學本位，使我們的學校重新成為自由的學習和傳播知識的殿堂以及凈化心靈的圣地。 　　二是善待杰出人物，營造崇尚偉人的精神氛圍。一些人崇尚權力，崇尚金錢，崇尚一切能生利之物，當然也包括崇尚能生錢的知識——如科技和財技以及功利性的勵志知識，但內心并不崇尚創造這些的人，更不崇尚陶冶人們心靈的人文科學及其先哲們。他們擁有小聰明，卻缺乏大智慧。殊不知，即使是像愛因斯坦、居里夫人這樣偉大的自然科學家，以及像貝多芬、梵高這樣偉大的音樂家、藝術家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和人文主義情懷。國人特有的勢利眼光和對歷史人物評價的反復無常不易產生偉人崇拜，如果曾經有過崇拜的話，那就是對毛澤東這樣的政治領袖人物的崇拜。這是一個不太善待或不崇敬杰出人物的國度。這也是中國不易出杰出人物的一個原因吧。法國為什么大師輩出？這與法國人的偉人情結和使徒般的熱情是分不開的。法國建有先賢祠，那里安放的主要是杰出的哲人、偉人及少量政治家，充滿著“偉人可進，賢人可進，權貴不能進”的氣勢。先賢祠肅穆典雅而莊重、彰顯至高無上的威嚴和榮耀，上面鐫刻的“獻給偉人們，祖國感謝他們”的文字表達了法國人對大師的崇敬。中國要重建科學和文化的圣殿，需要人們從心靈上善待杰出人物，樹立其精神的豐碑，這不是用世俗金錢、權力和地位可替代的。 　　三是加快體制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在當前，要深化科研體制改革和改善意識形態管理體制，學習和借鑒國外的意識形態管理經驗，確保學術與政治分離，在不反對黨的領導和不違憲不違法的前提下，給予人文科學和文學藝術最大限度的自由，從體制上落實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真正營造寬松、自由、和諧的制度環境，從而激發人固有的知性、感性和神性，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性。唯其如此，我們才能走進一個無愧于偉大民族復興的群星燦爛、大師輩出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