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中，中國當代著名畫家、美術教育家、散文家。現任全國政協常委、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曾于中國美術館、香港藝術館、大英博物館、巴黎塞紐齊博物館等處舉辦個展，已出版畫集、文論集、散文集70余種。1991年，獲法國文化部最高文藝勛位，1993年,獲巴黎市金勛章，2002年3月,入選為法蘭西學士院藝術院通訊院士。 　　2006年夏的一天，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文儒前往吳冠中家中商談吳冠中向故宮博物院捐贈繪畫作品的相關事宜。原本，吳冠中將向故宮博物院捐贈畫作兩幅。李文儒是研究魯迅的專家，當天，他與吳冠中談起魯迅，魯迅的為人與精神。吳冠中最喜歡的作家是魯迅。兩人相談甚歡，當即，吳冠中決定再捐贈一幅畫作給故宮博物院。性情中人的品性，可見一斑。8月17日，吳冠中的油畫長卷《一九七四年·長江》和水墨作品《江村》《石榴》共三幅畫作由他的長子吳可雨交至故宮博物院，完成了捐贈。這三幅畫作與這次捐贈再次引起了世人對吳冠中的關注。 　　吳冠中，1919年生于江蘇宜興農村。父母望子成龍，對他的期望甚高。他也不負期望，考入了浙江大學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以后的職業有保障，不必擔心生存問題。那一年，他17歲。剛剛讀完一年書，暑假軍訓時他跟著同一個連隊的在國立杭州藝術專科預科就讀的朱德群參觀了藝專。從此他愛上了繪畫。不顧父母的反對，他退學改考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1936年，他入校學習時，遇到了林風眠、吳大羽、潘天壽、劉開渠等良師。那時，中西結合是學校的教書方向，吳冠中受益匪淺。他酷愛讀魯迅的作品，對國人的自滿陋習心有不滿，繼承傳統從某種角度對他來說是打破傳統學習西方的繪畫藝術。去法國學習西方繪畫是他的心愿，為此，藝專畢業后在重慶任助教的四年內他一直學習法文。1946年，他考上了去法國留學的公費留學生，1947年于國立巴黎高級美術學校師從法蘭西院士蘇弗爾皮教授。學業結束后，他面臨著去留的問題。是繼續留在法國，還是返回祖國？原本，到巴黎前，他是打算不回國的，美術的發展之路無疑在法國更為順暢。思考良久后，他決定返回祖國。在回憶錄中，他寫道：“看了那么多當代畫，未被征服，感到自己懷著胎，可能是異樣的中、西結合之胎，但這胎十個月是遠遠不能成熟的，不渴求早產。我陶醉在五光十色的現代藝術作品中，但我的父老鄉親同胞們都不了解這些藝術，我自己日后創作出來的作品也將與祖國人民絕緣嗎？”懷鄉之情使他回國，同時，也是想在故鄉的土壤中結出自己的藝術之果。他有一個藝術理論——“風箏不掉線”。他以為創造是風箏，而風箏應該不掉線，那根線就是與藝術家生活土壤密切相關的藝術家與廣大人民的感情交流。從這點上說，只有回到祖國，無論是他，還是他的繪畫藝術都不會掉線。 　　1950年回國后，吳冠中一直從事教學與繪畫創作，經歷了文革的艱難，他從人體畫轉向了風景畫為主導的創作。畫的形式變了，但藝術探索不變，文革后，他陸續在內地、香港與海外舉辦大型畫展，贏得了巨大的聲譽。 　　如今，他87歲高齡，小個子，削瘦，看上去弱不禁風的樣子，但談起自己關注的話題時，卻聲音洪亮，時常有一些興奮高亢的情緒噴涌而出，那種語調常常是大學里的藝術青年才有的。但他不肯承認自己心的年輕，他說他老了，很多東西都是年輕人的事了，比如互聯網。在北京南城，他的房子是一個小四居，一間書房、一間臥室、一間畫室與阿姨的房間。房子裝修簡樸。這房子的簡樸與他的畫作價值和社會地位甚不相符。曾有一個房地產老板跟吳冠中表示，愿意給他在大廈的頂層蓋個四合院，頂層有陽光，適合作畫。吳冠中拒絕了。他對那房地產老板說，那是年輕人的事了。做藝術的人，再老，內心都還是燃著青春的火。他的學生鐘蜀珩曾這樣描述：“吳先生是個感情絕對外向的人，強烈的愛總是燃燒著他的心，使他無法抑制自己的情感，他的愛常常會超出血液對情感的負荷量，如若沒有藝術來分擔這些負荷，吳先生的一生要怎樣度過是難以設想的。” 她稱吳冠中身體里有“濃烈的血”，異常執著，假如沒有藝術的話，他便無法承載“濃烈的血”。當記者問吳老，如果您不從事藝術的話，您的人生會怎么樣呢？吳冠中說，不從事藝術，我可能是一個瘋子，一個流氓了！隨即哈哈大笑。 　　他很勤奮，迄今為止，畫了上千張的畫，寫了上百萬字，還經常毀掉自己不喜歡的畫作。隔一段時間，他挑出看不順眼的畫，那些他認為沒有創造力的畫拿去燒毀，有時自己不忍心，就讓家人替他燒。此時，他的畫在市場上價值不菲。毀掉的畫作在畫廊商人眼中無疑是很多金錢。而他只想守住自己的藝術標準。87歲，2006年作新畫，他又開始嘗試將中國字入畫。2006年12月，他在清華大學舉辦了新作展。對于自己的創作，他說：“吃的是草，不一定擠出奶來，也許擠出了血，請觀眾們品嘗！” 　　執著應該是一種真實 　　記者：您怎么看待執著？ 　　吳冠中：執著應該是一種真實。 　　記者：當您選擇從事藝術時，您想到的是一種窮困潦倒的生活，為什么還要去從事藝術？ 　　吳冠中：這是一種強烈的愛情，與藝術之間的愛。 　　記者：您怎么看待追求藝術過程中的奮斗？ 　　吳冠中：我的奮斗就是在追求藝術的過程中體驗強烈的愛情。愛情是神圣的。這種愛的力量很大。 　　記者：追求之路上您所經歷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吳冠中：我把藝術看成人類文化重要的哨兵，它對人類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人類文化不可或缺的相當神圣的一部分。但是，我從法國回國后，讀到列寧說，“藝術是政治的螺絲釘”，我感到受到了重大的打擊，難以接受，從此開始了無窮的苦難。但是，還是要堅持自己內心的價值判斷。不過，在創作上，把藝術標準放在第一位有困難。怎么辦呢？我想到王國維所說的，一切景語皆情語。風景里是有情的，因此，我轉到風景畫的創作，用風景來表達我的藝術。因為風景畫與社會的關系不那么明顯，表現祖國之愛啊，母親大地啊，畫作比較好通過。那等于躲避在風景里了。 　　記者：您轉而畫風景，是不是一種妥協？ 　　吳冠中：是。在文革中的這種轉向其實是一種迫不得已的妥協。這種妥協是為了更好延伸藝術生命。文革后，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標準在藝術中追求“愛情”了。 　　記者：您的畫在市場上價值不菲，您怎么看待財富？ 　　吳冠中：我一輩子窮，對金錢沒有感覺。人生短短幾十年，人生主要是要創造，能夠給人類歷史留下創造性的東西，但這么做的人太少了。真正的財富是指那種能夠在人類歷史上留得下什么來的有創造性的人與相關事物。 　　記者：曾經，上海文匯報的記者打電話跟您說，您的一幅畫已經多少錢了。您當時說，這個錢跟我也沒有什么關系。這個社會的心電圖是不準確的！您一直強調：我是清晰的。在外在的名利與外界盛贊的包圍中，您怎么保持自己的清晰？ 　　吳冠中：市場上的價格是不準確的，有炒作的成分。這個社會的心電圖是不準確的，我相信自己的心電圖。保持清晰，就是要遠離這些。我去衛生所打個針，小護士都知道你的畫值多少錢，我不解釋，解釋不清楚，自己心里清楚就好。很多老板也是這樣，他們說你的畫值多少錢了，其實我也沒有拿到錢，真的拿到那么多錢了我也不稀罕。我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藝術創作上了，對這些東西我不感興趣。 　　不能讓傳統束縛了我們的抱負 　　記者：您說過，不要問傳統在哪里，傳統是一條血流成的河流，一個藝術工作者只需要處理自己與所處時代之間的關系，這個具體怎么說？ 　　吳冠中：每個時代都有自己時代的特征。我們這個時代吸收了很多外來的東西，這些是古代沒有的，古代相對今天來說是狹隘的。我們的生活不一樣了，我們吸收的營養不一樣了，我們創造的東西也應該不一樣。所以不能跟傳統來比，我們要超過傳統才行。不要迷信傳統。每個時代都是新的，要挖掘出自己身處時代的真實來，只有這樣，時間才是往前進的，而不是倒退。 　　記者：童年與鄉土對您的藝術創造有什么影響？ 　　吳冠中：每個人都有童年，不管他的童年生活好不好，童年對他都會有影響。實事求是地說，我這個人的鄉土觀念很淡薄，當然我回家鄉也很高興。人的交游多了，不一定總是要守住童年，等于一個人不一定總是要守住我們的傳統。童年擴大來講就是傳統。我們的傳統很偉大，5000年來我們一直為之很驕傲的，的確有很多好東西。同時，我們要反思傳統，在傳統里我們得到了很多啟發，但是，我們的傳統太舊，束縛了我們。我們說繼承傳統，但不能讓傳統束縛了我們的抱負。兒子不一定要像父親。西方繪畫從文藝復興起，達·芬奇、提香、拉斐爾等畫家都畫人體，到20世紀的畢加索、馬蒂斯，500年間的變化，翻天覆地的變化，不是只是在人體繪畫上變化，而是500年間的審美觀不斷地變化，不斷地革命。對比一下，中國國畫從古代到當代，基本手法與審美觀幾千年來變化不大。相比之下，我們是保守的，我們民族吃了保守的虧。我們需要創新。創新與傳統往往是有矛盾的，不拆掉前面的后面的也起不來，毛澤東也說過不破不立。所以，創新主要的問題不是技法，而是思想。我們這一行，技術很重要，但是思想領導技術，技術服從于一定的創造就有意義。無論是科學家還是藝術家，思想活躍創新，就有新的技術。你不一定是思想家，但都該是一個思想者，尤其是在美術這方面。你或許是個畫家、畫工、畫匠，但如果你是一個美盲，就沒有用。 　　記者：有人說，一個藝術工作者，他的叛逆心越強，他的創造力越強，您怎么看？ 　　吳冠中：從某種角度上，這種說法是對的。但是，也得看它為什么而叛逆，假如是為了叛逆而叛逆是無用的，是假叛逆。如果一個人具備足夠創造的素質，他看清了叛逆的實質，有實力而進行為了創造的叛逆，這樣的叛逆才是有意義的。 　　記者：您繪畫的同時，也寫了很多文學作品？它們之間的關系？ 　　吳冠中：我原來是喜歡文學的，沒有想學美術，中學時代（初中）是想學文學的，那時著迷了，但不被允許學習文學，后來學了美術。我是文學失戀了，然后才找到美術。文學就成了我的私生子（大笑）。 　　記者：是否可以這么說，美術是您眺望世界的前臺，文學是您總結看到風景以及參與創造風景后的心路歷程？ 　　吳冠中：可以這么說。現在想來我更愿意搞文學，文學有另外一種力量，一種美術無法具備的力量。達·芬奇畫《最后的晚餐》，他都知道，各種人的姿態，如果用文學來表現，會比繪畫更有辦法。 　　要找到自身的靈氣，沒有靈氣就無法創造 　　記者：教書多年，您對學院基礎教學有何看法？ 　　吳冠中：招生時需要發現有才華的學生。有種說法，教學生要重基礎，教技術，然后在基礎上拐彎，從而進步。我覺得沒有那個所謂的拐彎點。一開始的方向很重要，最開始的引導很關鍵。有才能學習藝術的人很少很少，大多數人都不必學藝術。學習藝術，大多數人到了某個階段水平都差不多，能否再前進，留下創造性的東西，就看他是不是思想家。很多人剛開始是學習技術，然后模仿大家與前人，長此以往沒有任何自己的創造的話就是抄襲。在基礎教學中，需要發現年輕人有沒有靈性、個性，能否有創造的能力。最重要的是靈性與個性。 　　記者：對堅持自己獨特藝術風格的青年畫家，您有什么建議？ 　　吳冠中：因為年輕，他們肯定有前途。但是，他們躲不開苦難，他們不要躲避苦難，對待自己的人生要誠懇，要誠實，要勇于承擔苦難。因此，我提出過，中國政府應該用“獎”來代替“養”，出了好東西要大獎，“養”不知能否養出杰出畫家的，“養”沒有把握。比方說詩人，詩人的生活總是充滿了苦難，詩人自己寫出了偉大的詩篇，震撼了社會，他自己才在社會上站了出來。哪個社會是養詩人的？養不了的。藝術就是如此。應該用獎項來激勵青年。 　　記者：您更愿意學生來學習您的繪畫技巧還是學習您的思想？ 　　吳冠中：我得看他是一個什么材料，他走的是什么方向，他迷路在哪里，我得看他的自身特點，才能知道怎么指導他。每個學生都不一樣，都不能籠統地教。我不需要他像我，哪個學生像老師的話，這個老師就失敗了。上世紀90年代初，有個我與我學生作品的聯合畫展，我想叫它“叛徒畫展”，但在中國叫“叛徒”很危險，還是沒有這么叫，而叫“師生展”。我希望每個學生都從自身找到特點，把自己的特點發揮到極致，不要迷戀老師身上很固定的東西。 　　記者：您強調的靈氣是否也基于此？ 　　吳冠中：對，有靈氣才能創造，要找到自身的靈氣。沒有靈氣就無法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