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6年為起點來談論近三十年的美術社會影響力或許可以有很多理由，但是在我看來，這一階段美術的社會影響力已開始由此前的“高位震蕩”轉為“高位盤整”。這種“盤整”艱難地維持到1989年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后，美術的社會影響力面臨著另一個前所未有也無可避免的拐點——由“高位盤整”轉為“低位調整”的自說自話甚至自我撫慰。也正是在這里，“美術社會影響力”突然變得可有可無了。此情此景自然會令很多熱心人捶胸頓足。可是捫心自問，這種邊緣化的處境是否就是美術之為美術的一種真實呢？至此，我忽然想到這樣一句話：“政治的最高目標和啟蒙的最高目標一樣，不是讓事態變得更好，而是讓我們變得更好。”套用這句話，我想這樣說：美術社會影響力在今天日漸低迷，但這卻使我們變得越來越真實。 　　在我看來，這種真實的處境首先鏟除了神圣的痕跡，讓我們避免了迷信的可能。在《什么是啟蒙》一文中，呂迪格·比特納寫道：“錯誤地相信某物是高貴的、超俗的或者崇高的，可以在廣義上被稱為迷信：一個人不僅可以在宗教方面，也可以在藝術、政治和歷史方面是迷信的。”事實上，在“美術社會影響力”具有壟斷性的規模時，它“高位震蕩”的姿態使其能夠以啟蒙者自居。說白了，社會影響力的潛在話語就是啟蒙二字。當渴求啟蒙的美術社會影響力與壟斷甚至國家機器掛上鉤時，美術社會影響力也就有可能走向欺騙，哪怕是半真半假的欺騙。 　　按照詞典的解釋，“影響力”是指“文化活動者以一種所喜愛的方式左右他人行為的能力”。其實，“左右”這個詞用得有些重。在一定時期，文化活動可以實現這一目標，比如20世紀70年代末，名為《你辦事，我放心》的作品由于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氛圍，得以以各種規格和形式出現在全國許多城市的大街小巷，明白無誤地宣示著國家意志。這里出現了學者們關注的一個問題：資源的規模化占有。也就是說，“作為市場上的價值物，一次性的耀眼及吸引社會的關注的價值是很‘單薄’的，只有當這種關注在時間上得以延續，其市場價值才會‘豐厚’起來”。因此，無論是《你辦事，我放心》，還是稍后出現的《父親》，如果不能規模化地占有視覺資源——以各種形式出現在各種場所——那么，它們就不會持續地對公眾產生社會影響力。這兩件作品都對公眾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力，也都頗具規模地占有了大眾的視覺資源，于是兩件單純的美術作品演化成了復雜的美術乃至社會事件。所以，當一件美術作品規模化地占有公眾的視覺資源時，這種規模化占有的事實本身就形成了事件、產生了影響力。 　　或許，這些事件的榮光太容易讓人感動，也太容易讓人緬懷，所以當榮光不再時，我們依舊要感慨萬千地通過各種方式來“瞻前顧后”。當然，“瞻前顧后”的同時，“為大眾服務”這個最基本的原則也不能不提。“為大眾服務”這句話甚至這個目標本身并沒有錯，錯的是我們在執行時往往下意識地具備了或多或少的牧師心態，這一心態中真誠與教化眾生的良好感覺糅合在一起，使情況變得有些復雜。不過，市場經濟的多元選擇徹底粉碎了這一切。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一切堅固的東西都已煙消云散”。值此“煙消云散”時代，我們當然沒有失去信心，也依舊贊成美術為大眾服務。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為大眾服務？鑒于以往高高在上“服務”的教訓，我以為還是將“為大眾服務”改為“為大眾消費”更好。只有在此層面上，美術社會影響力與我們自己才能更真實、更本位。 　　真實、本位的回歸必然伴隨著“美術社會影響力”規模的縮減及市場經濟的勃興。當“美術社會影響力”從上個世紀的文化審美選擇轉向市場貨幣選擇時，藝術品日益成為流通領域的一個符號。目前的藝術市場中，已有越來越多的人不是用“眼”而是用“耳”來選擇藝術作品了。也就是說，他們看重的并不是一件藝術品是否精彩，而是這件藝術品是誰創作的。當然，他們并沒有深刻到穿透文本研究作者的層次。他們只是看作者在藝術界擔任何職，比如是否是美協主席，是否是畫院院長，是否有藝術學院院長之類的頭銜，等等。這里，“美術社會影響力”已經從藝術品異化為藝術頭銜，而藝術品本身也淪為流通環節的一個符號。如果將1989年的中國現代藝術展作為“美術社會影響力”的一個分水嶺，我們可以看到，此前的“美術社會影響力”逐漸被消解，除去市場經濟的因素之外，意識形態的審美化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剛看到“美術社會影響力”這個題目時，我曾與詩評家沈奇先生談論過自己的疑惑。沈先生以其詩人的敏銳指出：要談美術社會影響力首先要確認我們關注的社會是什么樣的社會、影響力是什么樣的影響力。他以為在目前這種眾聲喧嘩的情勢下，我們已經由“共名”時代走向“無名”時代，也就是說，我們已經進入了缺少共同話題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如果再想把藝術與世道人心乃至時代緊密關聯起來已是奢望了。因為我們的藝術形態已由時代話語經典轉為個人話語經典，我們要做的只是在“無名”時代里努力探索個體話語的經典性。看得出來，“美術社會影響力”在他的眼里已經不可能再具有規模化的優勢了，它只能在不同階段、不同層面發揮自己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也不可能再產生“共名”時代那樣的結果，登高一呼，應者云集。 　　果真如此的話，那么是否可以這樣來說“美術社會影響力”：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美術社會影響力”都會存在。在不同的時代和社會，它的作用會呈現出大小的變化。但無論如何變化，它都必須回歸本位、回歸真實。這種回歸的過程會讓一切偉大的事情變得明白，這里不講什么神圣，也不存在任何欺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