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發掘提議到寶藏價值評估，關于陜西乾陵，半個世紀以來話題始終不斷，近來更是風起云生—— 　　不僅“試掘”行為的報道屢屢見諸媒體，以學術研究為名的吶喊聲也越來越大，一些媒體更是興致勃勃地“煽風點火”…… 　　帝王陵的發掘包括試掘行為在目前是不可取的，這有定論，定陵的歷史教訓也恍若眼前。 1958年，定陵的發掘消息傳播到各地，與這一重大考古發現相對應的，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事實：由于發掘、保護、復原技術的嚴重不到位，墓門打開的瞬間，令人“瞠目結舌的金碧輝煌”灰飛煙滅。再加上其后“文革”中造反派的焚毀，定陵對于后人來說，除了空空的甬道和少量殉葬器物之外，除了悲愴和永久的緬懷之外，就是歷史的前車之鑒了。 　　正是基于這種沉痛教訓，我國政府定下了“絕不主動開掘帝王陵”的政策基調。半個世紀以來，政府的決策始終沒有動搖，但是以學術研究為由要求開掘的聲音不絕于耳。觸目驚心的教訓還在眼前，以歷史為研究對象的一些人卻不僅不引以為戒，反而用虎視眈眈的發掘熱情，不斷地引發現實的爭議。這樣的熱情即便是基于學術研究的原動力，但根本目的也只是滿足一己、一個小群體或者當下現實的部分需要。作為歷史學者，這是缺乏歷史責任感的作為，既不以歷史為鑒，也不關注歷史的未來。 　　事實上，盡管半個多世紀以來考古手段和技術水平有所進步，但還遠遠難以承擔大規模的發掘，出土文物在保存和復原方面也還未過關，乾陵考古發掘一旦成為事實，恐怕結果難料。對于具有不可再生性特質的文化遺產來說，在沒有絕對把握前提下的任何一個莽撞之舉，都意味著永久的喪失。個別學者所津津樂道的帝王陵發掘，表面看旨在破解學術研究的懸念以獲取歷史的實證，實質上，已經構成對子孫和歷史的不敬。 　　打開乾陵，乾陵也許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最具觀賞性的博物館，但這個博物館很可能只是“驚鴻一瞥”。歷史的價值在于貫通古今而惠及長遠，歷史研究的可敬之處在于通過有限的事實收獲無限的眼光和長遠的關懷。 　　更何況，從歷史的大局來說，文化遺產并不屬于當下任何一個群體，它是整個人類的足跡。子孫擁有與我們同等的文化權利，這才是文化資源的代際公平。代際資源公平，已不是道德認識問題，而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秩序。對當代人來說，守護文化遺產的命脈是責任，把文化遺產安全地遞交給子孫后代是應盡之份，而不是以占有和使用為榮，更不是在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前提下人為地毀損文化遺產。胸懷歷史，傳播歷史，獲得歷史的功名，才是真正人文學者的眼光。 　　悲愴恥辱的歷史不能輕易忘卻，否則就會重蹈覆轍。讓發掘的進軍號子停下來，讓靜靜深藏的文化遺產傳之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