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藝術從本質上說就是不斷實驗。”)

(2003年，侯瀚如作為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緊急地帶”單元的策展人之一，把一批廣東藝術家集體請去參加展覽，旨在呈現當前藝術實驗和創作在當代都市這個“緊急地帶”之間的互動趨勢。) 　　本月，從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傳出消息，旅法華人策展人侯瀚如出任即將在6月開幕的2007年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策展人，他將和藝術家貢獻怎樣一個中國館成為藝術圈的熱點話題。作為目前最為活躍的海外華人策展人，這已經是侯瀚如第三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相關展覽的策劃，第一次是1999年參與策劃威尼斯雙年展的法國國家館，第二次是2003年參與策劃威尼斯雙年展的“緊急地帶”單元，把超過20位廣東藝術家以“廣東快車”名義推到這個國際著名大展中。 　　侯瀚如在上世紀80年代參與過現代藝術大展的組織工作，是20年來中國當代藝術變化的見證者之一。他對藝術市場的變化感到驚訝，感覺國內商業力量對藝術創作的影響之大超過很多海外國家，他期望能在資本無所不在的控制中催生更有批判力的作品，如何把這個目標轉化成現實，對他和其他藝術家來說，都是一個挑戰。 　　■名片 　　侯瀚如 　　1963年出生在廣州，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現為美國舊金山藝術學院展覽策劃與公共項目系主任。長期以來作為獨立策展人活躍于國際藝術界，曾經調動了全球140位藝術家參加“運動中的城市”，巡回世界7個城市，并在1999年、2003年成功策劃了威尼斯雙年展的法國館和“緊急地帶”單元，也是2000年上海雙年展和上屆廣州三年展的策展人。去年底他進入英國《藝術評論》評出的2006年“當代藝術影響力100人”。 　　威尼斯中國館 　　不是文化形象，是藝術環境 　　新京報：雖然你強調對明星藝術家并沒有多大興趣，但是出于某種策略考慮，這次的中國國家館是否還會有著名藝術家出場，畢竟這有明星效應，能吸引大家的更多關注。 　　侯瀚如：展覽的具體組織當然有策略性，但是我覺得藝術不單純是個策略，首先是一個文化的問題。我并不排斥有名的藝術家，重要的是我選擇一個人，并不會因為他有名，而是看他的作品是否合適。 　　現在中國的藝術和社會之間的關系、中國和世界的關系中出現了某些重要的課題，要看看藝術家的創作是否敏感，對這些話題的回答是否有創造性。國家館等于提供了一個機遇，讓我們可以通過它來肯定一種藝術語言，而不是市場上最火的那些東西。 　　新京報：為什么要等到3月才公布參展藝術家名單？是在等一個“合適的”時機嗎？ 　　侯瀚如：一方面我現在還有很多事不確定，正在和藝術家溝通，有可能有變化，等藝術家、方案有定數了才公布比較好，這也是對藝術家工作的尊重。如果現在就公布藝術家名單的話，今后幾個月藝術家會有非常大的壓力，因為很多人都會關注和議論；另一方面，什么時間公布很重要，一些事情確實需要一些神秘感，這樣更好玩。 　　新京報：你也策劃過1999年威尼斯雙年展的法國國家館，現在又策劃中國國家館，這兩次策劃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嗎？ 　　侯瀚如：我覺得國家館是最難做的，因為牽涉到很多問題。首先要問的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國家館的含義是什么？傳統的國家館是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形象，這種方式的起源是19世紀的世界博覽會，把各個國家的東西集中到一個地方來展示。矛盾的是，現在已經不是世界博覽會的時代了，而且威尼斯雙年展展示的不是科技成果，而是當代藝術的活動。今天的藝術創作、內容、社會角色已經發生了變化，雖然作為國家館來說，確實和國家的文化形象有關，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展示一個國家在文化藝術方面的特色，而是為作為個體的藝術家提供什么環境，讓藝術家可以發揮想象力、發揮創造性，讓藝術家把自己對藝術、社會的一些很私人的感覺用原創作品表達出來。 　　新京報：從廣州三年展到法國當代藝術三年展，好像“實驗室”這個概念是你最近一個時期特別關注的。 　　侯瀚如：我認為藝術從本質上說就是不斷實驗、形成和突破的。 　　中國藝術圈 　　他們太追求效率，太著急了 　　新京報：中國當代藝術是當今藝術世界最熱的話題，很多人也看到了其中的很多問題，作為一個策展人，你覺得中國當代藝術未來會走向哪種狀況或體制？ 　　侯瀚如：西方和中國的體制很不一樣。西方的文化體制———博物館體制、教育體制等是幾百年不斷積累起來的，而中國還在劇烈的變化過程中，我覺得不應該關注最終形成怎樣的結果，而是關注藝術家們正在做什么。我覺得中國藝術界的問題是太著急了，追求效率，做什么都要馬上見效。 　　新京報：在當代藝術生態中，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國內現在比較缺乏基金會這樣的社會組織。 　　侯瀚如：悉尼雙年展也是一個很有錢的意大利家族支持的，我策劃的伊斯坦布爾雙年展9月份要開幕，這個展覽就是私人基金會發起和支持的。 　　土耳其的文化預算基本上都用于保護古跡了，而這個基金會不僅組織雙年展，也做電影節、戲劇節，發揮了非常大的文化作用。政府和私人機構的做事方式肯定有不一樣的地方，但是我覺得現在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很互動。 　　在當今世界，很多文化機構不再是公私很清晰的狀態，而是一種更加復雜、敏感甚至脆弱的情況，這個時候怎么重新定義文化機構的性質、位置、做什么就變得非常重要，也讓我們有機會探索如何用各種不同的資源、方式去支援、促進藝術家的創作，對變化做出更積極的回應。 　　獨立策展人 　　我們離不開體制，體制也需要我們 　　新京報：你去年參與策劃的法國當代藝術三年展在法國藝術圈很有爭議，你怎么看這種國家財政支持的大型展覽的意義？ 　　侯瀚如：我也是偶然參與的，因為我一直在藝術圈子里，其實跟官方有距離，但是不知道為什么他們竟然叫我作為策展人之一去策劃那個展覽。我愿意參加也是因為我可以借這個機會表達其他人不會說的看法，所以我策劃的部分叫“一個不確定的未來的實驗室”，把一些主流不接受的藝術家和帶有批判性的作品推出來。 　　當時法國總理提出辦這個展覽，他的政府處于很大的危機中，他是為了拉選票，為了在文化上樹立形象。而藝術圈確實需要公共資源來做一些事，所以很多人參與到中間來。這個項目有意思的是政治上的運作讓展覽的舉辦有了可能，但是又把藝術推到一個更加矛盾的狀態中，就是藝術家如何在這樣的展覽中保持批判性。 　　新京報：你原來的角色是獨立策展人，但是去年應邀到舊金山藝術學院擔任教職，你的朋友漢斯漢斯·尤利斯·奧布里斯特（HansUlrichObrist）則到倫敦蛇形畫廊擔任國際項目總監，有人說你們這是被體制“收編”。 　　侯瀚如：到了一定年紀，進入學院也是一個選擇，我進入這個學院也是想嘗試創造新的可能性，看看進入能做些什么有意思的改變。我接受這份工作當然可以說是某種程度上的“體制化”，但是今天就像《帝國》一書解釋的，全球性沒有所謂“體制之外的”，即使說一個人是獨立策展人，但還是必須依靠各種機構來工作。 　　我和漢斯進入機構，說明這個體制本身也認識到需要我們這樣的人，沒有我們這樣的新鮮血液進入，他們自己本身就會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