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楊伯達先生的相識緣于創辦《收藏》雜志。在10多年的密切交往中，他那淵博的學識、嚴謹的作風和高尚的人品，像他那偉岸、倜儻的外在形象一樣，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中國當代文博大家，中國玉界的泰斗式人物，更是收藏家的良師益友，在他八十壽辰之際，權作這篇小文，聊表我和《收藏》雜志同仁的崇敬之情，并祝愿他延年益壽，為中國的文博收藏事業再立新功。 文博大家 　　楊伯達先生1948年畢業于華北大學美術系，曾任職于中央美術學院展覽工作室，師從黎冰鴻、王式廓、羅工柳諸先生習畫，并從事中西美術史和博物館學的研究。也因這段經歷，1956年他被調入北京故宮博物院陳列部任副主任，后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研究員，在文博戰線一干就是40余年。1997年退休后，他退而不休，壯心不已，繼續從事研究和著述工作，并擔負重要的社會職務。現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中國文物學會玉器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考古系玉器碩士研究生導師等職。 　　也許因為楊伯達先生在古玉鑒賞和研究方面的名氣太大，外界對他在其他領域的成就知之不多，僅僅把他看作中國古玉的鑒定專家。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楊伯達先生博學多才，在文博領域涉獵面很廣，且有很高的造詣和不凡的表現。他對中國書畫史、工藝美術史、陶瓷發展史以及西方美術史等都有很精深的研究，在進行學術探討、攻克難關時，能高屋建瓴，將各學科的知識稔熟于胸，融會貫通。他的專著和論著《中國工藝美術史》（與田自秉合著，1992年臺灣文津出版社出版）、《清代院畫》（1993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珍玩雕刻·鼻煙壺》（1993年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清代官窯瓷器》（1994年香港徐氏藝術基金會出版），以及由他主編的《中國美術全集·金銀器、玻璃器、琺瑯器》（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和《中國美術全集·元明清雕塑》（1987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等，都反映了他在這些領域的杰出成就。比如，一直以來人們認為，產生于明代景泰年間的景泰藍（亦稱銅胎掐絲琺瑯）工藝是中國人發明的，并被認為是中國四大傳統工藝之一。但是，楊伯達先生1956年一到故宮，在籌備明清工藝美術展覽時，發現故宮珍藏的景泰藍沒有統一的規格，器物的風格迥異，琺瑯的質色也不一樣，這引起他的懷疑。經過十余年的研究，反復地進行比對，又借鑒了他在陶瓷鑒賞方面從花紋、釉子、款式來區分不同時代的經驗，參考了他多年研究西方美術史的知識，才找到了答案。西方人崇尚寶石，為解決寶石稀有的問題，于是就發明琺瑯彩工藝，以琺瑯制品代替寶石，這種工藝很早就在英國、巴爾干半島及伊斯蘭國家流行開來。于是他推翻了幾個世紀以來對景泰藍的錯誤看法，提出這種工藝技術是元代蒙古騎兵西征時從西方帶回來的觀點，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