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術評論家程征說過：“藝術家在藝術史上取得地位，是由于他做出了別人無法重復和取代的貢獻。至少這樣兩類畫家的貢獻是不可重復和代替的，一類是開山鼻祖，另一類是登峰造極者。前者的功績在于從原先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條路來；后者的功績在于把某些方面推達到極致?！保ā稄膶W徒到大師——畫家趙望云》序）20世紀60年代初，轟動中國畫壇的“長安畫派”，就是以趙望云和石魯為領袖人物，引領長安藝術家“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的一個創作群體。石魯先生以旗幟鮮明的口號，比較系統的理論，所向披靡的獨創精神，成為“長安畫派”的開山鼻祖，因此確立了他作為20世紀中國偉大藝術家之一的歷史地位。 　　隨著改革開放，藝術品進入市場，石魯先生以其在美術界的顯赫聲望，使他的作品備受藝術界和收藏界青睞。他的《峨嵋積雪圖》（圖1）幾經拍賣，創造了300萬元的佳績就是明例。然而如同所有藝術大師的身后所遇一樣，石魯的作品也遭遇造假。2001年，河南《大河報》：《石魯一批遺作驚現河南》中所說的，就是一起造假大案。如今真相已經大白，但造假現象并未就此停止。筆者特從近年的拍賣市場上挑出幾幅，予以揭露，以使大家了解歪風之甚。 　　一 　　市場上流通的石魯假畫中，有不少是作偽者模仿已經公開發表的石魯作品而成。 　　 　　圖2是北京一家拍賣公司在2005年7月29日舉辦的所謂第3期“鑒藏拍賣會”中的拍品，標明為石魯的《種瓜得瓜》。石魯的確在1962年創作過一幅《種瓜得瓜》（圖3），其筆墨生動，極富生活情趣，寓意深刻，是石魯的代表作之一，被中國美術館珍藏。真跡尺幅為50.5×39.5厘米（約合1.8平尺），而為了牟利贗品將其放大為92×67.5厘米（約合5.9平尺），可謂利欲熏心！ 　　1992年，香港某拍賣行舉辦的拍賣會上，第131號拍品標為石魯《梅花鏡屏》，底價8～10萬港元（圖4）。對照石魯先生1961年所作的《冬日梅花》圖（圖5，參見《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石魯》，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原作尺寸為70×44.5厘米，為沈陽故宮博物院藏品），就不難看出這幅拍品是假畫無疑。石魯60年代畫梅用筆流暢，筆到意到，層次感清晰，題款嚴謹自然?！抖彰坊ā返拇_是一幅佳作。而贗品《梅花鏡屏》雖摹真品構圖，但用筆乏力，層次混亂，筆墨極差，題識用筆做作、呆滯，文理不通。偽作上還別出心裁地以畫印替代鈐印（石魯70年代作畫常以自調配方畫?。?，反而漏洞百出。 　　1997年5月，廣州某拍賣公司推出的第437號拍品，名為石魯所作《花卉》（圖6），底價3～4萬港元。此圖之劣，稍有書畫修養的人，一眼即可看出。石魯1974年曾作《人醒花如夢》（圖7，后收入《石魯書畫集》）。畫中題識為：“人醒花如夢，晨清旭色鮮。月月開紅黛，季季放馥然。寫之添粉趣，鴻學為少年。石魯寫于久疾初清為試?！辈⑹掷L一朱文條形印。廣州所拍《花卉》無論從構圖，擬或題識，均是依照這幅《人醒花如夢》偽造而成。除過胡涂亂抹之外，作偽者懶得連真跡中的落款都省掉了。 　　北京某拍賣公司于2006年4月13日在無錫舉辦的拍賣會上，第354號拍品是一幅標為石魯山水的畫作（圖8）。如果單從用筆用墨以及落款、設色上看，我們說它為贗品，可能還得作一番仔細的鑒別。但是，對照發表在《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石魯》一書中的《禹門逆流》（圖9），大家便可恍然大悟。原來上述拍品是參照此圖而造，只不過為了遮人耳目，贗品將真跡畫面1/3的下部省略了（而這一部分纖夫逆水拉纖的情景恰好是此畫的主題所在）。其余像畫面左上方的峭壁、右邊的石梯、崖邊的樹枝，以及水中的兩只船，甚至畫面上方的遠景、設色的基調等等，均與石魯的真跡相似（當然，贗品中山石、水流、草木的畫功以及對于國畫顏料的掌握和使用，則與大師相距甚遠）。更重要的是石魯先生創作于1960年的《禹門逆流》（紙本，尺寸為141×66厘米），早就是沈陽故宮博物院的藏品。 　　當然，無論是中國美術館，還是沈陽故宮博物院，這些藝術殿堂的藏品很少與大眾見面，大多不為人所知，這可能也正是造假者鉆的空子吧！ 　　不過，上述藏品終究還曾在畫家的專集中發表過，我們還有一定渠道去認識這些真跡佳作，掌握相關的信息。但是，如果畫家的某些專集中也摻有贗品，那就太荒唐了。可偏偏就有這樣的事。1995年12月，海南某拍賣公司推出一件標為石魯《黃河兩岸渡春秋》的畫作（圖10）。底價為50～70萬元（最終此作品流標）。從此畫題識的書寫以及小船的畫法（特別是線的使用和表現），可以清晰地看出做作的痕跡和力度的乏弱，這是一件地地道道的贗品。但是，就是這件東西，竟然也混雜進《石魯書畫集》中（人民美術出版社，1990年9月第1次出版）。據說，這本集子中摻雜的贗品并非只此一件。該書出版不久，即遭石魯家屬和有識之士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