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五十歲左右的人都會記得上世紀60年代出版的浩然的長篇小說《艷陽天》。那時，此書曾在全國風靡一時。不但書受歡迎，而且每天還能收聽廣播電臺“小說連續(xù)廣播”節(jié)目熱播的《艷陽天》。我曾被小說生動的故事情節(jié)、細膩的場面描寫和形象的人物刻畫深深打動過。浩然，這個農民出身的作家用樸實而充滿鄉(xiāng)土氣息的語言征服了千千萬萬個讀者和聽眾。 由于《艷陽天》的問世，浩然成了當時人們熱議的話題和追訪的對象。 未曾想到的是，上世紀80年代，由于工作的關系，我的一位親友竟成了浩然很要好的朋友。那時，浩然主編《北京文學》。我的那位親友便自然成了《北京文學》的熱情支持者。他們私交甚篤，經常見面傾談，有時是在北京市有關部門或《北京文學》舉辦的諸多活動中，有時是在河北三河浩然的寓所里。 我仰慕浩然。我的這位親友便把浩然家的電話號碼告訴我，希望我結識他。但機會真要出現在眼前時，竟與我擦肩而過。直至今天，浩然寓所的電話號碼還靜靜地趴在我的電話簿上。 2004年春節(jié)，我與《北京晚報》的李鳳祥老師聯系，才知道浩然生病住院已久。李鳳祥老師前不久剛剛到醫(yī)院看望過他。在談到他與浩然的交往時，關切之情溢于言表。 直到此時，我才番然醒悟，至今我竟未曾收藏一套浩然的代表作、著名長篇小說《艷陽天》！ 事有湊巧。就在此年春節(jié)稍晚時候，一天我在報國寺市場書攤，竟發(fā)現一套完整的《艷陽天》。我當即買下。 回到家，我細看版權頁，才得知《艷陽天》第一卷于1964年9月出版，而第二卷出版則在1年半后的1966年3月。第三卷的出版和第二卷只差兩個月，即1966年的5月。我購得的這套《艷陽天》，印刷于1974年的四五月份（第三卷為5月印刷）。由于三卷第一版出版時間不同，其印次也不同。我收藏的這套《艷陽天》，第一卷是第一版第5次印刷，第二卷是第4次印刷，第三卷也是第4次印刷。可見第一卷自出版后，單卷本再沒有印刷過。而全套書自1966年9月出齊到1974年8年間，就印刷了4次，可見該書發(fā)行量之大。且不管第一卷和第二三卷印次的不同，只從1974年該套書印制到我2004年購得，時光已過去了整整30年。雖然它的品相尚好，但在這漫長的30年中它經歷了多少風雨啊！逝者如斯，我展卷不禁感慨良久。 這部100多萬字、分為上中下三卷的長篇小說，內容卻只涵蓋了十幾天的事，可見它容量之大，內容之豐富，描寫之細膩。 小說以京郊東山塢村麥收前后為背景，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圍繞分紅、鬧糧等情節(jié)展開的驚心動魄的歷史畫卷。這部小說取材于農村合作化運動，它以宏大的規(guī)模、細致的描寫，真實地反映了中國上世紀50年代農村社會的生活形態(tài)，多方位展示了那個時代中國農民的精神風貌。有人評論說，小說“為我們認識歷史提供了一個珍貴的標本”。 如何評價浩然，前些年曾是文學界的熱門話題。我想，歷史終究是歷史，它是繞不過去的；圣人也不能超越歷史，甚至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但當現實已悄然走過，它留下的足跡應該是珍貴的回憶。 《艷陽天》自有它的地位，歷史將以自己的公正作出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