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穆納爾卡

　　莫斯科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帶有“冷戰風格”的斯大林時期建筑。實際上，俄羅斯的 傳統建筑大多是舶來之物，有些還是西方建筑師對其已有作品的重復。蘇聯時期，建筑業的美學新時代開始了。斯大林在國都建造了20世紀最為宏大的建筑群，在這些建筑的映襯下，人形同侏儒，而城市像患上了巨人癥。“新古典主義建筑美學”及其顯而易見的意識形態烙印，不但為莫斯科鑄造了特殊的輪廓，也為現代俄語增添了不少耐人尋味的新語匯。 　　維索特卡 　　單詞“ВЫСОТКА”(VYSOTKA)原意為“高地”，現在，其詞義直接指向莫斯科中心市區的七座參天大廈。七座摩天樓，左右向中心梯次增高，直直托起直插云霄的中心塔。站在列寧山上，導游會給你指點從這個小高地所能看見的俗稱“七姐妹”的高塔。它們很像音頻播放器上騰起的音柱——的確，它們是那個時代的音柱，是莫斯科建筑群的高音區。30年代的新古典主義美學在蘇聯建筑上創造了奇跡，如同它在音樂上的建樹一樣值得歷史記憶——試試看吧，眼下的這一視頻風景跟普羅科菲耶夫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康塔搭配欣賞，效果非同一般。 　　半個多世紀后，維索特卡仍是莫斯科市區的顯著地標，它們包括位于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國立大學主樓、位于俄羅斯議會大廈對面的烏克蘭飯店、舊阿爾巴特大街附近的外交部大廈等，總共是兩座賓館、兩座部委辦公樓，兩座住宅樓和一所大學。

維索特卡

　莫斯科俗稱建于七座山岡之上的城市，七座維索特卡為它的天空標劃了獨特的輪廓。論高度它們并不算世界奇跡，但是，意識形態上的意義遠遠超過它們固有的實際尺寸。它實際上是蘇聯同西方角力的產物。斯大林曾經說：外國游客在莫斯科看不見我們的摩天大樓，就會覺得我們的城市建設比不上那些資本主義城市。隨后，維索特卡應運而生。 　　維索特卡住宅樓一經建成，房子分給誰住的問題就擺在了當權者面前。據說，貝利亞建議把忠誠自己的黨羽先安排進去。斯大林曾大光其火：“除了這些人，莫斯科就再沒人了嗎？”住戶的單子隨后擴展到了一些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包括詩人巴烏斯托夫斯基、大劇院舞蹈家烏蘭諾娃、蘇聯銀幕的偶像人物克拉拉·盧契科等。但是，維索特卡也不總是身份的象征。“鄰居是一種什么人？你不能跟他們和平共處，也不能槍斃他們，但你總可以在上頭給他們打小報告。”1960年初，詩人葉甫蓋尼·葉甫圖什科搬進位于鐵商河沿的塔干卡“維索特卡”不久，就總結出了這么一條定律。鄰里盡是些知名人士，但住戶們清楚，大樓的通風口暗藏著無數的竊聽裝置，不少鄰居都是向克格勃通風報信的密探。詩人的妻子嘉麗婭·葉甫圖什科回憶說，這座巨大的“怪物”里住的房客也都是些怪物。他們藏在地下室竊聽住在22層的詩人家里的談話。竊聽分隊的頭子就是知名作曲家尼古拉·波戈斯洛夫斯基，他還同時掛職克格勃少校。 　　維索特卡的建筑工人都是古拉格的苦役。當然，現在的房客對此所知不多，即使那些記得當時鐵絲網后勞作的囚徒場景的人，也認為那并不是什么秘密。光陰流轉，屋主更迭，達官顯要已乘鶴西去，幸存者中，受害者已然豁達，迫害者也成無害的老朽。90年代，莫斯科的房產商建起了高大輝煌的玻璃建筑，俄羅斯的發展商借助國外投資，讓幽暗的街巷脫胎換骨，一夜之間把灰暗陳舊的莫斯科變成了遍地霓虹的拉斯維加斯。但新經濟的力量絲毫撼動不了七姐妹的根基，她們顯得遺世獨立，更加難以揣摩接近，讓周圍的一切新式建筑黯然失色。現在，莫斯科市政開始清點歷史遺產，維索特卡將首當其沖再次成為時尚的焦點。 　　卡穆納爾卡和赫魯曉夫卡 　　一望便知，卡穆納爾卡——“КОММУНАЛКА”跟“合作社”、“共產主義”等詞有姻親，這是那個時代的流行詞匯。在人們為蘇聯宏偉的建筑，宮殿般的地鐵倍感驕傲之時，不少蘇聯普通市民卻居住在狹小的空間里。由于住宅稀缺，政府發明了一種合居式單元住宅，這就是“卡穆納爾卡”。如同解放后的北京將四合院變成了大雜院，卡穆納爾卡是將一戶舊式樓房單元分給幾家住戶共同使用。直到現在，仍有不少家庭出于收入條件和離婚財產分割等原因生活在“卡穆納爾卡”。 　　俄國第二大都城圣彼得堡享有“文化之都”、“北方之都”、“西方之窗”等盛名，但是，它同時還是“卡穆納爾卡”之都，因為這兒的合居單元比任何一個城市都多。這也是圣彼得堡人值得驕傲的地方——因為這里曾是貴族生活的集中地，富貴人家的大宅遍地都是，革命后，工農遷入城里，那些高大寬敞的貴族家宅轉眼間成了分割對象，不少就變成了卡穆納爾卡。一般說來，一家分得一間屋子，三到五戶人家共同使用一個住宅，同用一個廁所和廚房，但有時候一套房中住上五十幾人的事也不少見。蘇聯解體后的十二年內，卡穆納爾卡的居民漸次遷出，整個住宅轉變成一戶人家的獨有產業。但是，現在仍有近30萬居民生活在卡穆納爾卡里，按照現在的速度，遷出并改善所有人的居住條件，還要等上38年。但是，峰回路轉，資本時代來臨了。對一些人來說，擁有一套卡穆納爾卡絕不是壞事。舊宅子全都在老城區，面向涅瓦河的美景，高梁大窗，整套房子600多平米，每個房間都有100平米。按照現在的價錢，這樣的房子每平米的售價已達到近兩萬美元。 　　與圣彼得堡稍有不同，50年代的莫斯科以“赫魯曉夫卡”（ХРУШЁВКА）為一時之尚。赫魯曉夫上臺以后，為改善居民的生存條件，政府在市區建造了大批簡單實用的單元樓，叫做“赫魯曉夫卡”。這些大多為高五六層的民居樓，結構簡單，式樣凡俗，這實際上是蘇聯政府第一次為改善莫斯科人的居住條件大批建房。六、七十年代高層住宅逐漸興起，成為同赫魯曉夫卡并存的城市生活圖景。今天，在資本經濟的指導下，赫魯曉夫卡成為陳舊建筑的代名詞，被推倒重建，在它們原來的地基上建起的高達百米的新式住宅，住宅面積翻了好幾倍。在地產開發商的眼里，一座“赫魯曉夫卡”就是一棵叮咚作響的搖錢樹，“赫魯曉夫卡”是它們詞匯表中最可愛的詞。 　　兩代人的通天塔 　　建設一座城池需要千軍萬馬，但建筑的式樣和風格往往取決于少數幾個人。俄國首都的建筑史無法回避切秋林這個名字。1929年到1945年間，他作為莫斯科城市主建筑師，主持了七姐妹的建設，自己也成了那里的住戶。這位紅極一時的人物受到當權者的高度信任，一度主宰了建筑風尚。他的作品還包括國家杜馬所在的“白宮”，柴可夫斯基音樂廳和北京飯店，他還是耶穌救世教堂整個故事背后的核心人物。1931年教堂被拆除后，官方準備在原址建起一座“蘇聯宮”并向全世界范圍征集設計方案。設計師鮑里斯·洛凡的方案最后征服了評委。按照他的設計，“蘇聯宮”比克里姆林宮還要高三倍，塔頂是一尊100米高的列寧雕像，建成后它不但是莫斯科所有建筑物環繞的中心，也將是世界上的最高建筑。但是，這座蛋糕式的現代巴別塔因內斗沒有建成，切秋林授命在地基上建了一個游泳池了事。90年代，原教堂按其毀滅前的圖樣得到恢復重建。今天，只有它的地下展廳的圖紙和宏偉的規劃證明這塊地基上方可能出現的巨大怪物。切秋林是營造宏大方案的大師，看一看索科爾尼基地鐵線上的共青團站的廳內裝飾就大體領略了他的浮華風格。 　　曾寫下著名的《解讀莫斯科》（Moskau Lesen）的德國歷史學家卡爾·施羅格爾（Karl Schlgel）說：除上海外，莫斯科是世界上建筑密度最大的城市，它在過去15年中失去的歷史光彩比整個蘇聯時期還要多。清整歷史遺產的莫斯科醒悟到了這一點，它恢復修繕了不少歷史遺留的古建筑，更在幾年前向全球征集設計，要在莫斯科的新商業區建立一座世界高塔：俄羅斯塔。英國設計師諾曼·福斯特的設計拔得頭籌。施羅格爾稱贊說，福斯特的設計是一次向20年代莫斯科現代藝術家們推崇的透明、輕盈理念的回歸。世界高塔是民族信心膨脹的必然產物，并不是所有民族、所有城市都有資格做這樣的夢。莫斯科沒有建成第一座高塔，就像蘇聯體制沒有最終建成它的社會理想一樣。但它很快就會再次建造世界高塔了。 　　今年八月，莫斯科市政府宣布開展一場全方位攻勢，重塑城市形象，以擺脫世界各國對俄羅斯的“冷戰成見”。這項計劃將投入兩千七百萬美元。其中一千七百萬來自市政，一千萬來自私人捐助。該計劃是市長盧日科夫聲稱莫斯科為改變外國人眼中的冷漠形象應采取行動的三周后公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