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最關注人體表現的女性解放主義者卻不斷有一種悲哀：她們的努力所換來的不外乎是陰性軀體被重新自由地觀看、表現和宣泄，男性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仿佛仍堅不可摧。就生殖論，“毀滅”男性是不可能的，因為繁衍生命不可能離開他們。舊的女權運動先鋒企圖通過暴露軀干，強調女體，進而構成“她與他”之間的戰斗武器、動力，甚或“場域”。只是很可惜，其結果仍逃脫不了被充作快感滿足的“她者”。中國盡管自80年代起，經過前輩理論家、創作者的共同奮斗，社會終于開始正視人體，但幾十年過去了，就目前的形勢看，人們無法也不愿擺脫“男女”之間的潛在定律。 　　假如說前幾十年的藝術界通過對人體的高揚而獲得了先鋒式的社會承認和贊賞，那么近年來，大眾文化的勃興，特別是人體的自由表達，卻直接導致他們原地踏步和整體解構。那些“新作”中出現了兩種分化。一端是不斷地向高玄、難懂的所謂新樣式挺進，不過這些堅持人體藝術表現的創作者，大多也只完成了一類融合抽象技法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怪誕制品。另一端則一味媚俗，狂熱地突出人的生理特征和心理需要。細細想來，此兩極也非絕然分裂，多數情況下，高玄與媚俗經過中庸的國人手筆，往往能很巧妙地結合出一幅幅、一件件頗具闡釋深度的“成果”。而且也只在此時，女性方能大量地成為畫面的主人。換言之，盡管性幻想是一切人體創作的可能前提，但在中國當下，女裸的藝術意義似乎也只以性滿足為主要訴求，再高玄者所能表現的也僅是一段模糊春夢。所以，藝術圈仍是男子的領地，他們憑著最“好”的技法意淫式地披露心里的那個“她”，沾沾自喜，圈地為王。 　　回望一下開放后的美術創作，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女裸仍是所謂歌頌人類自然性創作中最常見的內容，難道果真僅剩“男歡女愛”可以為創作者所援引的說辭？事實上，關鍵答案應在原始生殖情節遭致扭曲而帶來的倫理，恰是依此建立起的道德關系至今還操控著社會，還為一種陽性泛物種競爭而奪取各自山頭，藝術只配扭捏地為戰斗的所謂正義性張目。 　　曾經，一幅女性人體的出現，能強烈地抒發藝術人敢于在“文明”背景中正視美之必然存在的純真情愫，敢于將世人所羞臊的性關系重新當作一種有價值的審美對象。但西方藝術界如此的“純情”在幾次波峰后便走入了長期的衰微。而中國現代，類似的“復興”在80年代末出現后也很快進入了一種敵我不明的“中產者的”倫理狀況。女體被商業化不斷地渲染，同時饑渴的男性或男性意識頻頻奮不顧身地投入快感的再創造之中。當然，其間也有部分藝術家以反向辦法占盡了女體四溢的便宜，紛紛采用暴露男性特征的伎倆，玩弄起曖昧和變態式的感官刺激。相對于前者的坦然，他們內心不會沒有矛盾和辛酸，作為陽性戰爭的敗兵，快感自然不構成創作前提，更多反倒是由較量所帶來的苦痛。 　　生殖倫理的成立恰在于痛苦。就像“上”需要控制“下”，“主”需要降伏“次”那樣，里面充盈著從精神到肉體的對抗與妥協，一時間，很難分清誰是最終的受害者。因為僅從苦楚程度看，并沒有誰是最不幸的。就兩性論，男人開始考慮瓦解自己被賦予的主動權時，女人本身也不快樂。問題對立面自行取消，那么另一面的結局似乎也只剩滅亡。沒有對立便沒有倫理，它需要馴服與被馴服。如果真有生命的藝術贊歌，那么目前中國，其實質惟有對馴服、抗爭的敬畏。于是，藝術所反映的，則通過女性作為被暴露的弱者的符號泛濫開去，進而也反襯出一切勇士之虛弱和利益之剝奪。 　　有這樣一幅影像作品，畫面黑色圓圈里可窺見一具躺靠在沙發上興奮扭動的男青年軀體。還有一幅，幾個裸體男人疊落，企圖為無名之山增高1米。前作是男性對斗爭痛苦的直面和回味，那里有艱辛的抽搐，也有淫欲的快樂，美好與險惡糾纏。然而此刻之后呢，他是否還能繼續奮戰？后者，則是社會陽性對抗中放大了的自我慰藉的典型。山嶺象征剛毅、穩定，肉體意味脆弱、稀軟。我們真能期盼其為社會前進繼續勇敢邁步？盡管，多數理想主義者確能給出堅定的口頭答案，但一切終會屈服于“倫理”，一旦利益被綁票，他們會以“生”為代價，向魔鬼求贖。 　　藝術和藝術人的初級本質，是始終嘲弄這種企圖讓霸權和王權不斷投胎的生殖道德。但，如果我們僅挪用大眾心智，煽動泄欲，結局同樣會可恥且可悲。因為，它最終會取消人的個體和獨立。一旦人人都是藝術家，那么藝術的尺度是什么？或許不需要尺度，或許尺度就是鐐銬。然而，當前的現實促使我們進一步設想，正如一件影像，創作者以低廉的金錢換取男民工們裸身相擁時，身體的尺度就被金錢瓦解了。它是交換，圍繞著隱性生殖核心。欲望在這里并不代表著新生的降誕，或者同性間的快感，卻意味著對立兩種角色為了存在而妥協。尺度似乎在男性的徹底暴露后便消失了，但鐐銬仍在，它虛偽地活著：藝術人為了“活著”而創造，民工為了“活著”而交換。 　　生殖為肉身炮制了活的技術理由，藝術卻被稀釋。我們不否定民眾的力量，也不否定藝術應該具有的啟蒙功效，但它不應沉淪。裸像以及對其之接受，在中國一貫不是簡單的美的形式問題。藝術人的第二層努力是思考。一尊豐乳肥臀的女菩薩，除了喚起花柳與禁欲的雙重矛盾外，完全可以超越生殖的屏障，直指當下和未來。攝影術的發達已經為架上解決了寫實與言情的疑難，說明人們生存能力的不斷提升，然而卻萬萬不構成藝術終結的借口。藝術是變化的，是永遠伴隨人的良友，它可以隨時隨地以各色狀態滿足我們的種種需要，同時也引導我們向更美妙的存在層級求索。反之，大眾亦是歷代藝術前進的力量源泉。網絡也好，媒體也罷，必不阻滯我們對藝術美的找尋，像攝影術那樣，都只是新的工具。 　　生的意義在于新，放棄追憶和惋惜，放棄懊喪和自責。中國需要一種新的價值觀，重新呼喚一種敢于破除舊的的勇氣和實力。我們的身心，被生殖所建立的倫理規范統治了太長的時間，猥瑣而暴力，到頭來偏偏又“道器兩失”：青春在它的遙控下成了老朽，活力在它的鼓動下成了罪孽。 　　砸開鐐銬，用藝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