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常增書的集郵道路》有感 　　在集郵圈子里，我們都習慣尊稱全國集郵聯副會長常增書先生為“常老”。這對于他，是受之無愧的——論年齡，明年6月14日他就精神奕奕邁進“古稀”行列了；論郵齡，他集郵超過半個世紀，是享譽中外郵壇的老集郵家。然而，當我第一次緊握他那寬厚而溫暖的手時，抬頭看到他魁梧的身架，熱情的微笑，聽到爽朗的笑聲，怎么看也看不出他有一絲半點的老態！他給我的第一個強烈而深刻的印象，就是豁達、樂觀、胸懷廣闊，言談極富感染力！熱烈交談間，他贈我一本剛出版的新書《常增書的集郵道路》（李毅民、馮雙著），并在扉頁題寫：“兩位青年作者三年多來在我不經意之下，互相交談后書成此冊，請閱示。常增書” 　　歡聚惜別后，我揣著這珍貴的贈書，趕回家中迫不及待地閱讀。讀著讀著，書中的“常增書”與我親睹的常增書結成一體，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實實在在、可親可敬的常增書！ 　　“不經意”中顯“真我” 　　李毅民先生在其《集郵家的足跡》一書中有一專門章節寫常增書先生，但與這本《常增書的集郵道路》相比，后者資料更豐富翔實，主人公形象更真實可信。 　　常增書先生是國內外郵界公認的著名集郵家；但我認為，他更是一位對廣東省乃至對全國集郵事業發展有突出貢獻的集郵社會活動家。 　　《常增書的集郵道路》（下稱《道路》）稱常先生是“終生為集郵奮斗的人”，南粵集郵每一步重大發展與成就都“與常增書的名字連系在一起”。書中展示2000年廣州市集郵協會成立20周年頒發給常增書先生《集郵協會杰出貢獻獎》證書，就是最恰如其分的寫照。 　　縱觀常增書50多年的集郵道路，他從一開始就跳出集郵“獨樂”的小天地，以其勃勃雄心、執著追求去“組織‘眾樂’。” 　　1955年，年方22歲的常增書就專門向廣州市人民政府寫了一個要求成立集郵小組的請示報告，陳述集郵活動的社會意義。在市政府大力支持下，集郵小組成立了，常增書被選為組長。這個毫不起眼的“集郵小組”成了燎原南粵集郵大業的“星星之火”，也成為哺育新中國集郵家的搖籃！ 　　1963年，在常增書的推動下，廣州市第一個全市性集郵組織——廣州市工人文化宮業余集郵小組正式成立了！ 　　1964年，常增書建議由中國集郵公司牽頭組織全國性集郵協會。《道路》稱：“常增書是其中一位熱心的搖旗吶喊者，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常增書多次呼吁籌組全國性集郵組織”。他為此而奔走呼號，聯絡四方！ 　　廣州市集郵學會的成立；廣州第一屆集郵展覽的舉辦；《集郵家》報率先在全國創刊發行；廣東省以及各市縣集郵協會的建立；粵、港、澳、臺集郵學術交流會的促成……，一項項里程碑式的事業，都留下常增書為集郵奮斗不止的“足跡”。一步一個腳印，“組織‘眾樂’”成了常增書集郵人生中唯一鍥而不舍的追求。 　　常老說：李毅民和馮雙是在與他“不經意的互相交談后”寫成《常增書的集郵道路》的。我倒認為，這“不經意”更可貴——沒有虛夸雕飾，沒有裝腔作勢，原汁原味地寫出了常增書非常“經意”的集郵生涯，寫出了“真我”！ 　　書中有一幀常先生16歲時在廣州的留影——一身又寬又長的棉軍裝，軍帽下稚氣未脫的河北娃子綻出一臉笑容。他剛剛走進花花綠綠的五羊城，很快就喜歡上花花綠綠的各種郵票。他從河北老家出發時，不經意地揣上了貼有毛主席像區票的信封，壓根兒沒料到它把他引上了集郵之路。當“小常”在別人指導下，朦朧地知道“集郵”是咋一回事。自此，他對小小方寸“經意”得如癡如醉，也在“不經意”中成長為一位成熟的集郵家和集郵社會活動家。 　　《道路》書中展示許多珍貴的實物照片：工人集郵小組的油印《集郵簡訊》、廣州市集郵學會成立的紀念封、打字機印出的“集郵講座”入場券、常增書在集郵義捐的收據……。巴掌大的小紙片，實在太普通了。然而，對集郵事業和前途充滿信心和憧憬的常增書，卻如珠如寶地珍藏著這些小紙片。這就是記載集郵滄桑的歷史文物！只有常增書這樣“經意”的人才會保存至今！ 　　開闊視野 與時俱進 　　常增書與不少知名的集郵家相比，有一點“與眾不同”——他沒有關在書齋里、鉆進象牙塔里去“玩郵票”；他把集郵當作一項社會大眾的事業，他始終引領身邊的集郵朋友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以新思維開拓新集郵。 　　《道路》以較大的篇幅，記述了常先生為澳門郵壇傳經送寶；促進粵港澳臺集郵交流；遍游新加坡、日本、印度、葡萄牙、法國博采外國集郵之所長……。近年，他常到澳洲探親，每遇華人集郵者如“他鄉遇故知”，他總執筆寫下這些海外赤子的集郵經歷寄回國內發表。 　　我接到常老一信，他用單行簿一頁寫了一篇稿，介紹南海九江旅澳華僑關計生先生的集郵事跡，囑我在《南海集郵》發表。我笑他：“您跑到天涯海角也忘不了推動集郵！”常老深情地說：“在國外偶然見到幾位從中國來的集郵人，十分親切。他們熱愛集郵，熱愛祖國的文化。我宣傳他們，也讓祖國郵人了解海外郵人的赤誠之心！” 　　與常老接觸多了，深感到他不僅是推動集郵事業發展的“熱心人”，更是一位集郵觀念與時俱進的“明白人”。“明”者，就是準確把握時代發展的趨勢，善于以辨證唯物的思維去審視一切；“白”者，就是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他常常勉勵我加入區票研究行列，他說：“區票從某個角度說，屬搶救性，希望你為此出力。你要多寫研究、宣傳區票的文章，以擴大影響，培養年青人。……解放區郵票屬中國一大特色，特具歷史文物價值。可能因為假貨多，近幾年不受重視，導致收集者少，研究者寡。您擬著文述及區票設計特點，自是大好事。希望大家努力燃起此領域內的新火。你先寫文章吧！”是常老把我領進了“區票研究”大課堂。 　　在近代中國郵史研究中，我獲得常老的親切教誨良多。他認為：“學術研究中有不同的聲音，我看很好，死水一潭不是好事。什么事都應有帶頭人，只要方向正確，歷史會做出判斷的。歷史上多少名人都是在爭論中成長、鍛煉，最終占領一席之地的。”他語重心長地說：“做人做事應有自己的原則，只要是對事業有益的，大膽無妨！別人的閑言閑語不必理會，歷史會證明誰是誰非。學術爭論自古今之，從來不可能完全統一。近代史以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鄧小平，就算是自然科學界的事情也都在爭論中發展成長的。如果對立面所述意見有用，取之我用也未嘗不可。個人在學術上的威信都要在風雨中鍛煉！” 　　“無私功自高，不矜威自重。”趙樸初先生這一名言，可借為常增書先生集郵道路的最精警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