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于國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帶有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特色的拍賣行已沒有了生存的條件。建國初期，上海尚存25家拍賣行。 　　1958年，舊中國遺留的最后一家拍賣行在天津關閉，一個拍賣業的舊時代終結。 　　1986年，國營廣州拍賣行正式成立。 　　1986年1月，佳士得在香港成立子公司并舉行首場拍賣，推出十九及二十世紀中國書畫和翡翠首飾珍藏，反應熱烈，總成交額逾1,400萬港元，翌年舉行首場“中國陶瓷及工藝精品”拍賣，為香港佳士得日后的發展奠下穩固基石。 　　1989年3月，國務院批轉國家體改委《1989年經濟體制改革要點》中明確要求，要在若干個中心城市試辦拍賣市場，開展各類公務的拍賣業務。隨后，國家體改委決定，在沈陽、北京、廣州、天津、上海、哈爾濱、大連、重慶等城市進行試點，恢復拍賣業。這是我國政府首次在正式文件中對拍賣業加以承認。 　　1992年10月3日，深圳市動產拍賣行(現深圳市拍賣行有限公司)在深圳博物館舉辦了“首屆當代中國名家字畫精品拍賣會”，這是國內首次舉辦的中國書畫拍賣會，標志新時期中國藝術品拍賣的開端。 　　1993年5月，中國嘉德國際文化珍品拍賣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12月更名為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1993年6月，上海朵云軒藝術品拍賣公司舉行首屆中國書畫拍賣會，這是上海開埠150多年來舉辦的首場大型藝術品國際拍賣會。 　　1994年2月，國內首家由文物經營單位設立的拍賣公司--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成立，9月18日舉行了首場拍賣會，總成交額3338萬元。 　　1994年7月，國家文物局頒布《文物境內拍賣試點暫行管理辦法》。 　　1995年6月22日，中國拍賣行業協會在北京成立。 　　1995年12月15日，國家文物局批準，在中國嘉德、北京翰海、北京榮寶、中商盛佳、上海朵云軒、四川翰雅等6家企業實行文物拍賣直管專營試點。 　　1996年，八屆全國人大第二十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1997年1月1日正式實施）。 　　1999年8月，中國嘉德、北京翰海、中商盛佳、上海朵云軒、北京榮寶、廣東古今等七家企業聯合發出“行業自律倡議書”。 　　2003年6月19日，國家文物局頒布《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定》，7月14日實施。 　　2003年11月，蘇富比拍賣行總裁拜會中國拍賣行業協會，并考察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 　　2005年11月，北京永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經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授權，使用“佳士得”注冊商標進行了首場拍賣，并取得了成交9700萬元的成績。半個月后，永樂的首席拍賣師劉新惠被中國拍賣行業協會吊銷了拍賣師職業資格證書。 　　2006年4月，北京市文物局公布去年北京市文物藝術品拍賣總成交額約為91.6億元人民幣。這一統計數據來自各拍賣公司上報的自2005年1月1日至12月25日的統計資料。資料顯示，去年全市44家文物拍賣公司中，有36家不同程度地開展了文物拍賣業務，有8家因各種原因沒有拍賣業務。有業務活動的36家公司全年共舉辦大、中、小型拍賣會137場，比2004年多19場。 　　2006年4月，中國拍賣行業協會公布，截至2005年12月，中國拍賣行業有拍賣企業4000余家，年成交額近3000億元，其中涉及藝術品拍賣的有160多家，年成交額超過150億元。 　　。。。。。。 　　面對這一系列的大事記以及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火爆現狀，北京市文物局局長梅寧華非常肯定地指出“這里面肯定有水分！”因為涉及到相關企業的經營秘密，“水分”到底有多大，外人難以知曉。 　　事實上，虛報成交數額在全國拍賣行業中都存在。不難想像，高成交率和成交額無形中預示了拍賣企業的實力，這樣的不真實會給拍賣企業帶來諸多現實的好處，更會給今后征集拍品、舉行拍賣帶來便利。因為藏家都想把拍品送到業績好的拍賣企業，這樣不僅能賣出個好價錢，而且出手的成功率較高。而眼下的《文物法》、《拍賣法》以及工商和稅務法規的不健全，都使虛報落槌價的拍賣企業有空子可鉆。雖然刷新拍賣紀錄的數據登在報上、散播于世間，但等到稅收單位要求納稅時，拍賣企業常常有錢沒到位、買家爽約等各種各樣的理由推脫責任。 　　伴隨藝術品市場的持續火爆，大量企業從其他行業涌向拍賣領域，一涌而上，紛紛舉槌。一些沒有達到資質要求的拍賣企業混跡其中也冒險開拍。數據顯示，2005年全國具備文物拍賣許可的拍賣公司有150多家。其中，北京新成立的具備文物拍賣許可的拍賣公司就有4家，拍賣公司擴展勢不可擋。一直以來，北京、上海穩居中國文物藝術品的拍賣中心，但隨著南京、杭州、重慶、濟南、深圳等地的崛起，再加上天津、廣州等地的不斷擴容，其穩居中心的地位開始動蕩。商務部市場體系建設司副司長王滬生表示，目前拍賣企業的數量雖然不少，但能夠真正形成規模效益的屈指可數。而更多的業內專家認為，拍賣公司發展速度太猛，勢必給拍賣行業帶來很多負面影響。 　　其實，這種負面影響在去年已經出現：2005年初，剛剛成立的北京紅太陽拍賣有限公司的第一場拍賣，就刷新兩項世界紀錄。其中，宋徽宗《桃竹黃鶯卷》拍得6116萬元人民幣，令業內震驚。此前，該公司在業內聲名甚微，頭場拍賣就紅燈高照，業內外的質疑聲四起。事后有媒體指出，競得宋徽宗《桃竹黃鶯卷》的上海某收藏機構，僅向紅太陽公司支付了1500萬元的匯票。而這家拍賣公司的注冊地點為北京市順義區后沙峪鎮吉祥工業區，而稍后今年的春拍上，北京紅太陽又爆出一件宋代汝窯瓷器創國內文物拍賣新高--以1.6億元人民幣成交的特大新聞，號稱創造了國內文物拍賣成交的最高紀錄。對此，不少行業人士視之為笑談。 　　有剛剛成立的拍賣企業老總洋洋自得地說，如今文物藝術品拍賣業的門檻不高，拿到拍賣執照就可以經營，是導致市場上產生虛假紀錄的一個重要原因。現實情況是，現在常常有一些自認有實力的經營者，以為拍賣業遍地黃金，覺得自己順手成立個公司就能開拍。首場轟轟烈烈熱鬧非凡，二場杳無音信再不見蹤跡。不少拍賣公司只拍出一場就轉眼倒閉。 　　據統計，目前中國大陸的拍賣公司基本上處于一個月成立一家，半個月倒閉一家的狀態。雖然有人說，所信不是半個月成立一家，可見中國的拍賣行業還是在朝良性的趨勢發展的。但是，扎扎實實擁有穩定的買家和賣家群體才是拍賣企業立足生存的根基。而這兩個穩定客戶源的形成，非朝夕就能實現的，靠的是拍賣企業長期的誠信經營和品牌意識。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那種基于畢其功于一役而成立的掙快錢的拍賣企業，只能是短命的流星公司。 　　 拍賣公司的資源之爭 　　2005年開始，中國藝術市場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國際化。 　　縱觀世界藝術品市場格局，業已形成了以美國紐約、英國倫敦、中國香港、中國北京、上海為中心的幾大藝術品市場。由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近幾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迅速崛起，特別是北京，無論是拍賣公司數目，還是拍賣成交額已超過香港，其地位和影響日益顯著。甚至有佳士得國際行政總裁Edward Dolman放言：未來的世界藝術品最大的市場在亞洲，中心是中國北京；而藝術品最大的買家是以華人為代表的亞洲客戶群體。 　　毫無疑問，中國的藝術品市場國際化趨向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是，當利好放在眼前時，千萬別忘了，隨之而來的一定是風險。 　　中國龐大的市場和近年來持續火爆的藝術品行情，早已引起了蘇富比和佳士得的關注，老牌拍賣巨頭佳士得對中國內地的拍賣市場可以說窺視已久，1994年就第一個在上海設立了辦事處，花巨資在上海搞香港拍賣會的預展，1996年后又在北京開設了辦事處。2005年，佳士得授權北京永樂國際拍賣公司商標使用許可，在2005年秋季大拍的熱潮中，佳士得終于借授權經營的方式在北京搶灘登陸。雖然不過半個月后，永樂的首席拍賣師劉新惠就被中國拍賣行業協會吊銷了拍賣師職業資格證書。但這無疑是國際巨頭迫不急待進軍中國內地藝術品拍賣市場發出的明確信號。2006年3月31日，由蘇富比率先推出的“亞洲當代藝術專場”在紐約順利舉錘，并很快引領中國藝術品市場。這也是中國的當代藝術第一次陣容齊整出現在西方的拍賣場上。 　　對拍賣行的賣家和買家群體來說，蘇富比和佳士得對中國藝術品市場的開放性介入使他們成為最大的即得利益者。在短短的半年時間內，許多藏家都已經把蘇富比和佳士得當成是價格指導的"風向標"，更是一個"專業、規范、權威"的典范。可以說，這也是兩家國際巨頭二百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品牌成效。 　　蘇富比（Sotheby‘s）誕生于1744年。目前，蘇富比在世界各地約有100多家分公司，1980-1981 年度，蘇富比的交易額為6 億美元，到1988年，達到18 億美元，1989 年，更是增加到29 億美元，近幾年來，每年的交易額仍保持在數十億美元。2005年，蘇富比拍賣行拍賣的藝術品總值為27.5億美元，收入5.135億美元，凈收入增長幅度高達85%，達到6300萬美元。目前，蘇富比每年在全球17個國家舉行的拍賣會達500多場。 　　佳士得拍賣行全名克里斯蒂、曼森和烏茲有限公司（Christie, Mansan & Woods Ltd.，Christie‘s），1766年創立。佳士得目前已經在世界三十多個國家設有上百家分公司，1983-1984 年度，佳士得的全球營業額達3．6 億英鎊。2005年其全球年度拍賣總成交額達18億英鎊，較2004年增加超過30%，創下其240年歷史的最高記錄。2005年，佳士得的成交額不僅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而且超過了蘇富比。 　　在二百多年的歷史中，蘇富比和佳士得這兩家國際拍賣巨頭在藝術品拍賣場上屢屢創高，很多紀錄至今無人超越。 　　 　　其實這正是為什么在蘇富比和佳士得公開設立“亞洲當代藝術專場”后，中國當代藝術價格狂飚的重要原因。 　　 　　伴隨而來的，是各大涉及中國藝術品交易的拍賣行的資源之爭。蘇富比和佳士得強勢介入中國藝術品市場，更使這種資源之爭進入白日化狀態。 　　在2006年香港蘇富比的春拍上有不少中國古代雜項藝術品推出，竹木雕、印章石、銅佛像、剔紅剔犀等（玉器除外）占了相當的分量。但是從拍賣結果來看，雜項的成績并不是太理想，與過去兩年的火暴相比較甚至有所回落。先看統計數據：這次雜項共計推出76件，成交36件，成交率正好約50%；成交額為2446.48萬元，剛剛超過估價的50%。透過現象看本質，至少說明在拍品征集上出現了問題，貨源出現短缺狀況，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品質雖下降，估價卻上升。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目前藝術市場的焦點，即各大拍賣公司的西畫及雕塑專場上。有消息稱，蘇富比和佳士得的中國當代藝術品征集除了海外藏家的貢獻外，有相當一部分來源于藝術家本人。而對中國內地的拍賣行來說，這些沒有經紀人、成功成名也很富裕的藝術家常常是最不好合作的賣家，也是最難爭取的貨源。 　　中國大陸有一些拍賣行已經有數十年經營歷史，具有廣泛的社會聲譽和知名度。但同樣也在資源之爭上大傷腦筋。今年春拍中，歷數內地的幾大拍賣公司，中國嘉德一向以堅持推廣中國當代油畫為先行，但是本季拍賣的油畫雕塑專場中，卻明顯感到中國當代藝術版塊的拍品弱勢；北京保利和北京華辰的油畫專場雖然有不少熱賣的當代藝術家作品，但基本上可以說是中國寫實油畫的大賣場； 北京翰海的西畫及雕塑專場則以海外回流的老油畫和部分當代學院派為主。 　　中國嘉德副總經理寇勤說：“藝術品拍賣不是想賣大價錢就一定能達到。首先要有重量級拍品，具很大偶然性，但常常這種拍品可遇不可求。” 　　中國文化部文化市場司副司長張新建指出：拍賣公司不是越多越好，這跟菜市場不一樣。拍賣公司拍賣的是原創的、不可再生的文化、文物藝術品，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就會存在惡意競爭、炒作，如果市場不規范、不健全，往往正規的拍賣公司在競爭中處于劣勢，達不到優勝劣汰的效果，這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 　　貨源的緊張無形中也造就了拍賣場上的“三假”盛行，這“三假”包括造假、售假和拍假。全國目前約有上千家大大小小的拍賣公司，每年要進行800場左右的大型藝術品拍賣活動。市場已經從分散走向集中，首先是地域上集中在北京、珠三角和長三角，而且50%以上的營業額是由排名前20位的大型拍賣企業所完成的。但是還是有不少拍賣公司鉆《拍賣法》的空子拍假畫，甚至和制假者沆瀣一氣。張新建甚至認為，2006年可能成為“拍假糾紛年”。 　　放眼2006年，應該說是各大拍賣公司直接面臨貨源緊張、接受嚴峻考驗的一年。首先是中國大陸拍賣市場的貨源還沒有進入良性循環的階段，可是大大小小的拍賣公司風起云涌，貨源大戰使各路人馬急功近利。蘇富比和佳士得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參與又使過去僅限于中國經典藝術品的貨源爭端直接蔓延到了大部分中國藝術品的范疇。各公司間爭奪貨源的白熱化狀況會愈演愈烈，最后只能按照經濟規律適者生存。 　　 藝術品拍賣是否需要市場前瞻性 　　一位熟知拍賣的知情人士說，拍賣行通行的觀點是：拍賣僅僅提供了一個公平交易的渠道，至于委托人與競買者有什么更“深”的目的或者做法，拍賣公司作為中介一般很難知曉。就如同商場和銀行，都為顧客提供了一個交易場所，但顧客在進行交易后到底拿商品或金錢去干些什么，則商場與銀行并不去管，更不是他們的責任。 　　這樣的觀點中存在兩個問題： 　　一是拍賣企業有沒有明確的行業規范和準則？ 　　二是拍賣企業到底需不需要對藝術市場的引導性？ 　　拍賣企業本身確實只承擔二級市場公開交易的責任，而不承擔任何風險和義務。作為中介平臺，賺的就是買賣雙方的傭金，自然也是越多越好。但是，正如一家商戶都知道如何促銷和推廣自己的商品一樣，總有本身的定位和準則，以及行業規范。如果僅僅是一個提供給委托人和競買者的平臺的話，帶來的必將是拍賣企業品牌的受損。 　　比如說藝術市場上有一個公開的秘密，某位藝術家的作品如果能在拍賣行創造一個成交新紀錄，很快就會得到社會的關注并提高藝術家的知名度進而帶動其作品的市場行情。對于急于在藝術市場中獲利的藝術家來說，直接進入拍賣行似乎是一個節約成本并迅速見效的捷徑，從而直接跳過專業畫廊這個環節，同時也導致拍賣現場的藝術作品質量難有保障，全憑買方的眼力來進行甄選，拍賣行成為一個大賣場而失去二級市場的高端意義，更成為買家眼中品質不能得到保障的代表。 　　眾所周知，目前各大拍賣行都有與某些藝術家有私下的協議，成為拍賣企業獲利的一部分，甚至有些拍賣行會因為某種合作而大肆降低傭金比例。鑒于中國藝術品市場還處在無序的發展和不完善過程中，這樣的做法令多數拍賣企業不得以而為之，其中包括前文提到的蘇富比對中國當代藝術品的征集。但是，花費精力和時間加以改善才是真正的立足之本。 　　就這個問題，寇勤也表示很無奈，但是針對某些拍賣企業的做法，他說：“我認為炒作是有用的也是有限的。我們對于買家的10％傭金絕對不會松動就是為了控制炒作。嘉德不管對象是誰，作品不好就不上拍，藝術品提供者對價錢的炒作可以隱瞞，但絕對要付出代價---就是照章支付上下家兩頭的傭金（賣方和買方各10％，即成交價的20％）。” 　　我們再說拍賣企業到底需不需要對藝術市場的引導性。在企業經營的商業模式中，常常出現的是“戰略方向”這幾個字。那么，在中國的拍賣企業中，“戰略方向”是否應該存在？ 　　毫無疑問，蘇富比和佳士得對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全面介入，已經給中國的各大拍賣企業帶來了強大的危機感。雖然眼下還有本土對拍賣行業的保護政策使得他們輕易不能直接在內地開設分公司，但是，大家都能夠意識到這遲早會被打破的事實。而在全球藝術品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如此飛揚的時刻，我們的名牌拍賣公司能做些什么來穩定和加固自己的位置呢？ 　　就事論事說，在藝術市場熱情高漲的氛圍中，相比那些在行情利好下進入市場的投機型拍賣企業，品牌拍賣行需要經受更大的考驗。藝術市場低迷的時候，這些拍賣企業有足夠的時間一步一個腳印來完成品牌建立的過程，但在市場飛越的片刻，他們要面對的不僅是其他拍賣企業的資源爭奪、更有巨大對手的威脅，以及如何步步為營但刻不容緩的保持先驅地位。 　　作為“中國拍賣行業風向標”的中國嘉德，是否也需要這樣的信心來推動市場呢？寇勤是這樣回答的：“和已經200多歲的蘇富比、佳士得相比，我們只有10來年歷史，差距還很大。他們多年來形成的有效管理機制、全球網絡使其拍品的征集全球化，反過來拍品的銷售也可以全球配置資源，什么東西適合哪里，就拿去哪里拍賣。與他們看齊，嘉德更明確的是要把藝術品拍賣做得更好，而不是數量上更多。” 　　早在1996年，中國嘉德就聯合美術史學者，很有前瞻性地推出“1949－1979新中國美術作品”拍賣專場，此后“清道光廿五年貢酒”的拍賣、“翁氏藏書”的回流等等，可以說從某種意義上奠定了嘉德不可撼動的江湖地位。 　　回觀蘇富比和佳士得面對亞洲尤其是中國市場的勃勃野心： 　　佳士得表示，“過去二十年，香港佳士得在亞洲拍賣市場中擔當極為重要的角色，成就卓越，在集團240年的歷史中寫下輝煌一頁。亞洲在國際拍賣市場的地位將不斷提升。作為開拓市場的先驅，佳士得會繼續積極擴展亞洲區業務，并加強投資，制定更為長遠的發展策略。我們深信香港佳士得將穩守其領導地位，締造更多佳績。” 　　而蘇富比歐洲及亞洲區副主席司徒河偉認為，蘇富比香港公司的業績連年攀升，總營業額達18.36多億萬港幣，增長率達到了94%，更基于紐約蘇富比和香港蘇富比在亞洲當代藝術項目的出色表現，令蘇富比高層看到了亞洲市場未來的巨大潛力和強大的購買力，也據此對亞洲管理層進行了新的部署。 　　在未來幾年中，中國藝術品市場的資源爭奪，將更多體現在對中國當代藝術品市場上，而無論從當代藝術的學術上，還是中國的當代藝術品本身，中國本土的資源都不能與西方相比：其一，當代藝術源于西方，在學術上對當代藝術的判斷力有自身的諸多缺陷，產生的問題是我們的學者和拍賣行到底需要以什么樣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當代藝術？其二，中國當代藝術的最早收藏家都在西方，在貨源的供應上也有很多不足。這些都給中國的拍賣企業帶來巨大的難題。 但是提出難題才能解決難題，只有積極認真地審視自身的缺陷，彌補和修正，才能成為本土市場最大的受益者。